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文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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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世纪中西文化冲突大潮中,鲁迅以他独特的文化视角,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全面的审视,分析和批判了在传统文化的熏染下民族文化心理的特点,展示了在民族生存危机的关键时刻,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建设主张,旨在重塑民族文化心理性格.鲁迅的民族文化主张影响了他的文艺思想,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 ：鲁迅 民族文化心理新时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民族文化心理”是指特定民族每一时代都有的基本相同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它是由一个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对该民族的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定的心理过程总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心理过程又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体现,由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所形成的心理,会潜移默化地融进“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将折射在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成为人们行为的内驱力.鲁迅曾就中日两国不同的“国民性”进行过思考,得出“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的结论.这是鲁迅立足于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由此追溯到影响社会进程的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来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思考的结果.中华民族经历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些文化对整体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以鲁迅为研究个案,通过评述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进而探讨其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认识

鲁迅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认识,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心意识下的民族自大病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一直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的中心文化,《礼记禹贡》中记载的五服制度便反映了深远的民族中心意识.以此,逐渐积淀为民族的天朝大国心态和“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等病态文化心理.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对这种民族自大病的病因作了详尽明确的分析：“屹然出而无校雠,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虽然,惟无校雠故,则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辍,使人,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他把这种民族自大病称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种“自大”使整个民族都沉湎于“残存的旧梦”里,这是文化的危机,更是民族心理的危机.

2.礼治文化下的主奴根性

这是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又一深刻认识与批判.鲁迅说：“先儒”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一种循环”.他呐喊：“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显然,鲁迅对中国人的奴隶地位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鲁迅在《阿Q正传》中着力刻画了一个是羊（奴）、是凶兽（主）而惟独不是他自己的阿Q形象,即面对着赵太爷等“凶兽”样的人物时,他便成了“羊”；面对着比他更弱的王胡时,他便是那“凶兽”.“中国常语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也就是看穿了这把戏的话.”这是鲁迅对礼治秩序下中国国民性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认识.这种主奴根性以双向互渗的整合形态凝聚成为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内化为每个社会成员个体精神生活的深层意识,已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和灵魂深处的“劣根性”.

3.“仁学”框架下的个体与群体

由孔子所创立的一整套“仁学”模式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所谓“仁”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一种“自觉的投入”把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这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对此,鲁迅提出了严正的批判,在《我之节烈观》中以女子节烈不道德为基点,为女子鸣不平,因为妇女节烈意味着个体“人”的丧失.在《灯下漫笔》中,鲁迅更是对“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封建等级制度作了最为全面的彻底否定,意在打破几千年牢固不破的文化框架,释放“个人”.

二、鲁迅文本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刻画

1.启蒙者的焦虑――“疗救的困境”

鲁迅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社会心理中的历史积淀及对国人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同时确立了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反思,强调个体生命的精神独立与自由,从根本上更新民族精神,重塑民族性格.鲁迅在他的文本世界中还塑造了另一类形象――“启蒙者”,如“狂人”、“孤独者”等；塑造了富于才干和善良温情的吕纬甫等.这些人物自觉地以“启蒙”为己任,如“狂人”进行着“诅咒吃人的人”,“孤独者”的魏连不计个人的得失来“管别人的闲事”等,这些体现了鲁迅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启蒙主张.鲁迅说：“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对于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度来说,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观念早已渗透在国民生活的每个角落,因此《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被那个社会指称为“狂人”、“疯子”,遭受着敌视和冷漠的大恐惧,而其一旦病愈之后,即“赴某地候补”去了.这是鲁迅文本世界中始终存在的一个主要矛盾,从中读出了启蒙者自身的焦虑,体现了鲁迅内心深处的焦虑.因此,鲁迅要把改变人的精神视为第一要素,使国民确立真正的主体意识,获得精神的彻底解放.

2.文本中的国民众生相――“揭出病苦”

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文学以其生动的形象、真实的情感,保存了以集体无意识积淀方式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相对稳定的因素.鲁迅以文学的方式来实践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和重塑的主张,遵循了文学的这一特性的.鲁迅正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进行着“民族性”问题的自觉探索,艺术地展示了国人灵魂病态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个个具体直观的“病理标本”.其中,《阿Q正传》无疑是最为著名的.鲁迅笔下的阿Q最为典型的性格特征就是精神胜利法,究其最基本的出发点是阿Q想寻求并获得一种“自尊”,如他要求在他所生活的圈子里有一个名份,所以有一次在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的时候,阿Q便借着酒劲,手舞足蹈地说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以至于几个旁听的人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许寿裳曾说：“我每次读到它,总感觉一种深刻和严肃,并且觉得在鲁迅的其余作品中,有许多处似乎可当作这篇的注解或说明来读,因为描写阿Q的劣性仿佛是描写民族的劣性故也.”在鲁迅的文本世界中,这个“魂灵”无处不在.例如,在《药》中,当华老栓用一包洋钱换来一个鲜红的人血馒头来给小栓治病时,鲁迅写出了华老栓们的愚昧和麻木；在《故乡》中,当“我”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发现记忆中项带银圈的小英雄闰土已成了眼前的“木偶人”时,一股悲凉之感油然而生,而闰土的一声“老爷”,更是让“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还有在鲁迅的许多小说中一再出现咀嚼着别人的悲哀和不幸并以此为乐的人（《祥林嫂》、《孔乙己》）,他们的冷漠与无聊让人胆战心惊.鲁迅写出了国人的“魂灵”,充分描绘出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和文化观念对人的精神的束缚和腐蚀,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最无情最深刻也是最直观的批判.

三 鲁迅民族文化心理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鲁迅不仅从思想文化层面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反思和剖析,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对中国文学的功能、结构、语言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奠定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终其一生都在关注着“改造国民性”命题,更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八、九十年代文化热潮是中国的两个文化转型时期,这两个时期的相似之处表现在文化背景上.“五四”时期,随着“重新估价一切”口号的提出,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但由于传统中国缺乏有生命力的思想与社会资源来反抗或整合西方文明的冲击,最终他们只能以传统来反传统,从而导致意识的危机.这样的危机同样存在于“”结束后的中国.对神性的迷狂和崇拜成为一种深层的价值轴心,成为几代人难以抹去的梦魇记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大的成果就是发现了“人”,这一发现对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再度出现的文化热潮是“五四”时期文化转型的有机延伸.虽然各自所处的具体语境不同,但其最根本是对人的精神解放及现代性的关注,而这也正是鲁迅一生坚持的一个命题.

十年,是人的主体性迷失的十年,充斥着愚昧的信仰、无知的狂热和盲目的崇拜,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大倒退.因此,鲁迅在本世纪初所作出的以“人的自由和人的主体性的建立”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心理重构的思考便成了新时期作家的一个集体情结,从伤痕、寻根一直到先锋、新写实,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始终关注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塑作着不懈的努力.沿着鲁迅开启的方向,新时期文学在对“”十年的痛苦回忆和对人的主体精神自由的执著呼唤中渐渐拉开了帷幕.新时期文学在经历了80年代初期的“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之后,文学的反省由最初的政治层面的批判转向了文化心理层次的反思,将文学视野转向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以追寻民族文化心理之根为主要目标的“寻根”文学应运而生了.当时,许多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在这种积淀下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对当代社会存在的丑陋文化因素继续批判,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展开深入的挖掘.

新时期文学中莫言的《红高粱》等作品是对鲁迅有关民族“固有之血脉”精神的追寻.在寻找民族文化中的“优根”的同时,寻根作家也致力于对民族文化中的“劣根”的批判,由此回到了鲁迅关于“国民性批判”的命题.如果说鲁迅在《阿Q正传》中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宗法制封建社会的缩影――“未庄”,那么韩少功在《爸爸爸》中就以鸡头寨再一次触目惊心地展示了国民性格中的病态,这无疑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精神的继承.鲁迅曾在《我之节烈观》等文章中,对家族制度进行了批判.在新时期的作家中,张炜的《古船》展示了中国农村的变迁和几代农民的苦难历程,反映了传统观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变形.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作家们“站在现代意识的角度,对民族文化形态表达了一种理性批判,探询了在这种文化形态下的生命本体意识”.可见,寻根文学作品体现了一种自觉地向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深层结构开掘的创作倾向.

鲁迅主张要真正确立人的主体精神,要使“个人”从“众数”中独立出来,从“物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新时期文学中敢于“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是新写实小说,如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为我们形象地展示了那些芸芸众生所面对的生存本相,这些描写隐含着作家对人类的生存环境、生存行为的种种思考.这种敢于真实地描绘当代普通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的小说,正是体现了鲁迅一贯的对“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的重塑.

参考文献：

[1] 黄瑶：《试析鲁迅笔下的“狗”形象》,《昆明学院学报》,2010年第32期.

[2] 凌伟荣：《论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认识》,《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19期.

[3] 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黄健：《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 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李颖,女,1976―,河南商丘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