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代台湾文学“入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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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学史大都注重历时性的描述,按年代勾勒不同思潮、流派的演变过程,以求得“ 史”的完整性.但是这种模式易把文学发展过程简单化,忽视文学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80、90年代的台湾文坛,相对于50、60、70年代,呈现出多元繁复的状态,展现了独特的审 美价值,给文学史书写带来新的诠释难题.论文考察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和朱双一 《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对于8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的写作策略,探讨这一时期文学的“入 史”问题,试图以共时性研究视角进入文学现场,拓展这一时期台湾文学史的写作空间. 关 键 词 :台湾文学,文学史写作,共时性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9)4-0062-0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研究方兴未艾,台湾文学史的写作也成为展示这一领域研究 成果的重要平台.20多年来已产生多部台湾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各具特色各有其价值.但 是这些文学史大都注重历时性的描述,将文学按年代划分不同思潮、流派,勾勒其演变脉络 以求得“史”的完整性.这种模式能条分缕析把握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可也有把文学发展 过程简单化,忽视文学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之嫌.这种方法长于划定历史分期,却可能疏 于描述一个特定时期里的文学百态.相对于50年代的“反共文学”主潮、60年代的“现代文 学”主潮、70年代的“乡土文学”主潮,8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越发显现出一种相对无序的 状态,似乎难以确定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主潮,这种混杂多元的文学状况也给文学史书 写带来很大难度.常规的“历时性”视角,似乎难以描述这种纷繁复杂、多元包容的文坛面 貌.本文考察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和朱双一《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对于80年代 以来台湾文学的写作策略,探讨这一时期文学的“入史”问题,试图以共时性视角进入文学 现场,拓展这一时期台湾文学史的写作空间.

刘登翰等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下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分别于1991年6月、1993年1 月出版,该著(以下简称刘著)时间跨度从远古直至写作时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出版以 来,该著都被认为是台湾文学史著作中资料最翔实的著作之一.此外,刘著的一个显著特点 是,对台湾文学的当代趋向有缜密分析和审慎预测,颇具眼光.全书总论部分即围绕台湾文 学的“当代走向”和“历史分期与编写原则”问题专门展开论述,从“文化的‘转型’和文 学的多元构成”、“现实制约与审美超越的统一”角度来展望台湾文学的当代走向.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文学史更具有行进中的文学史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对于已经发生的文学 史实的定论.

一、

刘著下编论及80年代社会文化背景及其特征时说:“文坛的多元化格局日益形成,大众消费 文化对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新世代作家群崛起并逐渐成为文坛主要创作力量.”[1] 刘著敏锐地注意到台湾文坛的几大趋向,指出“‘乡土文学’的延展、‘都市文学’的繁盛 、‘政治文学’的勃兴、‘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成为80年代最为重要和醒目的四大文 学潮流和主题”[2].但是当时台湾文学场域的许多议题刚刚显露苗头,可能未及 展开,也就 无法深入观察.时间过去将近二十年,无远弗届的“都市化效应” 和科技资讯的迅速发展 ,都极大地改变着台湾社会和台湾文坛,其程度已远超出当时著者的预期,尤其是后现代、 后殖民理论的引入更影响着台湾文学的论述.由于史料的丰富和议题的拓展,当年的分析和 论断都有调整和补充的必要,譬如随政治“解严”而分化的国族认同议题、弱势族群议题、 性别议题、历史记忆议题以及文学生产――传播体制议题等都需予以更多的关注.

从结构来看,刘著篇章宏大其广度当下恐无有匹者,下篇分13章从80年代文学发展的社会背 景,论及文学潮流的发展演变,展现多元格局下各体文学发展状况,尤其是辟专章论述儿童 文学和科幻小说、历史小说与通俗文学、戏剧和电影文学、“山地文学”、80年代旅外作家 创作以及80年代文学批评.然而,我们对这一写作模式进行反思的话,可以发现刘著全则全 矣,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这一时期台湾文坛的面貌,似有把作为整体的文学场域切 割成“块状”拼图之弊.历来文学史大都注重“历时性”的描绘,强调按时序来串联事实, 梳理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而在描述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状况时,则主要按照小说、诗歌、 散文、戏剧、文学批评展开专章讨论.我们无法否定这种论述模式的长处及其可操作性,实 际上这也是大多数文学史的常用体例,它虽然脉络清晰却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体裁“割 据”局面,而无法呈现共时背景下不同体裁文学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可能把一个“文学多 面手”分割成几个模块,以不同面孔出现在不同章节之中,势必会损害作家的某种内在整体 性.譬如林耀德是台湾新世代作家中的翘楚,他秉持后现代理论,并在小说、诗歌、散文领 域有优秀的创作实践.这样的“文学多面手”却在刘著中分散出现在“新世代诗人”、“新 生代散文”、“汉族作家的山地文学创作”几节中,又由于各章节由不同学者执笔,评价标 准难于统一,似难以完整诠释.

二、

朱双一作为刘著下篇的主要执笔者,在论述中已显露出注重新世代作家创作的趋向.数年之 后他的《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代”文学论》正式为“新世代”作家发声. 用“新世代”来“指涉1950年(必要时弹性地向前延伸至1945年)以后出生、大约于70年代 中期以后陆续在文坛崭露头角、并逐渐超越其前辈成为文坛主要创作力量的一代年轻作家” [3].著者有意用“世代”来区隔常用的“流派”的概念,以呈现特定社会、时代 背景下的文 学复杂性,或可成为新世代的“准文学史”.从篇章结构来看,该著发掘“乡土派”、“现 代派”在新时代的承续,对他们进行“分别的但又相互联系的”论述,以勾勒近二十年台湾 文学腾挪多姿的面貌.

如果纳入文学史写作的范畴,我们可以发现该著对于文学史写作的启发意义,该著打破了按 体裁分章的惯例.上下篇每章围绕一个主题,截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家展开论述,因论证需 要而选取作品,而体裁不再是首选项.这样我们就看到,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可 以自由出入于同一章之中,而身兼数职的“文学多面手”如林耀德、刘克襄等也不必在各章 之间各自为战.譬如第1章“乡土和传统根性的维系”,分别论述洪醒夫“展现底层农民的 贫苦、坚忍和自尊”、向阳“沐浴于传统的光照和乡土的润洗”、陈义芝“心契于中国的人 情、秩序和美”.洪醒夫是近乎“纯粹”的乡土小说作家,他的小说表现出对贫苦民众坚 韧品质的追寻,向阳则侧重于用方言诗描绘乡土台湾,而陈义芝则在对古典诗艺的借鉴中灌 注对台湾乃至中国的爱恋.他们三人既有台湾本省人也有外省人,既有小说家也有诗人,而 对乡土传统的认同是他们共同的创作之源,著者以乡土传统连接他们的不同特色,可谓独 辟蹊径.我们在该著中还可以看到由“政治主题”的连接,林双不、蓝博洲、钟乔、苦苓等 不同类型乃至不同立场的政治文学得以同时呈现,苏伟贞、朱天文等外省小说家也能和原 住民作家一起表达弱势族群的呼声,而黄凡和林也能够共同吟唱掩藏在都市多重关系下的 失落的痛苦等等.由此,朱双一《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合常规的文 学史写作模式,自有其特殊价值.

三、

然而,该著着重于埃斯卡皮“代”的特征,侧重于代际“时序”,难免对新世代间乃至代 际间模糊的“组”或“派”的意义有所忽略,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文坛内外横向 “共时性”的把握力度,从而无法顾及特定文学场域里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 家创作与文学思潮的关系、文学与副刊的关系、文学与出版传播体制、文学作品与电视、电 影的关系等等.“一个特定的时期不是一个理想类型或一个抽象模式或一个种类概念的系列 ,而是一个时间上的横断面,这一横断面被一个整体的规范体系所支配,从来没有任何一件 艺术品能够从整体上显现它.文学上某一个时期的历史就在于探索从一个规范体系到另一个 规范体系的变化.”[4]以这个标准来考察,《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也是出入 于历时、共 时视角之间,以“世代”为切入点,截取他们在文坛的横断面,展现了文学内外的互动关系 ,遗憾的是就共时状态下的文学关系似乎未能有更全面的呈现.“我们必须把文学视作一个 包含着作品的完整体系,这个完整体系随着新作品的加入不断改变着它的各种关系,作为一 个变化的完整体系它在不断地增长着”[5].在韦勒克、沃伦看来,文学史需注重 对文学整体 状况的描述及揭示其各种关系,而不仅仅是勾勒前后相承的文学事实.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 ,有必要将众多文学事实从历时的过程之中转换到共时的平面中来,在这个平面网络中发现 文学间特定的相互关系.

譬如,文学副刊在8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坛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和《 联合报》的《联合副刊》因应70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顺应中产阶级的文化诉求,以副刊 征文、文学评奖、文人集会等形式建立起“公共文化论坛”[6].同时副刊努力协 调消费社会 的市场机制和政治意识形态宰制(包括解严前的威权体制和解严后分化的政治认同)间的关 系,从而维持经济、政治、文化间的某种平衡,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副刊及其连接的报纸、 文学杂志、文学出版社、连锁书店等机构,影响着台湾文学的当代进程.考察80年代以来的 台湾文学,有必要考察文学生产机制及潜藏其后的意识形态背景,把握其间复杂的纠缠关系 .台湾文学副刊的主持者也大都涉猎文学创作(如高信疆、向阳、广亚弦、苏伟贞、初安民等 ),他们由此建立了广泛的文学社群.对于以副刊为主的文学社群及其互动关系,朱著似未 展开.此外,以“世代”为划分标准毕竟是权宜之计,随时间推移会有“更新世代”或“新 人类”作家的出现,而代际分界和评价标准的暧昧模糊,恐易陷入某种“命名”迷思.

相较于历时性的文学史撰述视角,有研究者就呼吁对文学史进行“共时的结构研究”(南帆 语),瓦解时序主轴之后,“文学史内部某些横向的权衡和评判显现出来了.这可能带来另 一些文学史的阐释模式.某些场合,由于强调当代文学史结构的整体分析,甚至不惜暂时冻 结时间坐标.这时,文学事实之间的某些隐藏的关系可能浮现于时间之渊.”[7] 论者认为历 时性的描述显示了文学发展的纵向轨迹,但是历时性描述时常仅仅提供了前后相继的文学事 实,而疏于解释这些事实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无法在一个共时的平面考察文学诸因素.论者 虽然谈论的是大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但对于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当有参考价值.

8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文学内外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颠覆了既往的 创作模式,表现出强大的驱动力.“颠覆,成为8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发展的主要走向” [8]. 所谓颠覆之美,当是一种无序的庞杂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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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描述80、90年代台湾复杂文学断面的目的,是否可以采用别具一格的文学史写作方式, 比如说更重“文学”而非“史”,更重“史论”而非“史料”,更重潮流间的“相互关系” 而非“更迭演进”对于特定时期的断代史而言,宏观时序已然确定,那么在描述文学状况 之时,或许可以从时序中脱离出来,而专注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史料收集相对完善的基础 上,或许可以更注重史论来凸显著者的史识.以共识性视角进入文学现场,重组所占有的文 学资料,或许能够发现为传统范式所遮蔽的价值,势必拓展文学史的写作空间.虽然以共识 视角观照文学的方式也会有其缺陷,且尚未见其具体的文学史形态,但是写作一部容纳多元 文学因素,重组文学关系的独特文学断代史应该是必要而且可行的.这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 ,应值得两岸台湾文学研究者共同期待.

注释:

[1]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495页 .

[2]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531页 .

[3]朱双一:《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7页.

[4]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 版社,2005年8月第1版,2006年2月第2次印刷,319页.

[5]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 版社,2005年8月第1版,2006年2月第2次印刷,306页.

[6]本文所用“公共文化论坛”借用张诵圣《台湾七八十年代以副刊为核心的文学生态与 中产 阶级文类》中的概念,选自邱贵芬等著《台湾小说史论》,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所论 述的台湾文学与副刊的关系受此文启发.

[7]南帆:《当代文学史写作:共时的结构》,《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64页.

[8]曹惠民:《颠覆之美――台湾文学新地景与文学史书写》,《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 版) 》,2006年第1期,11页,在这篇论文中,作者选择原住民文学、自然写作与同志文学―― 酷儿写作为考察对象,认为它们分别是对乡土文学、报导文学、女性文学、情爱文学等的颠 覆,并具有其独特价值,已经到进入文学史书写并加以学理总结之时,如何激活文学史书写 ,完成一部兼容并包、色彩斑斓的台湾文学史值得期待.

[9]参看曹惠民《从“空间离合”说起――陈寅恪一个理念的启示》,《文艺 争鸣》2006年第6期,115-116页.

作者李健,男,苏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