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散文历程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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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五四”散文 发展历程 误读 反思

摘 要：“五四”时期,现代散文横空出世,与其他文体一样,取得了辉煌成就,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形态转变,成为新思想新道德的载体.文学界一致认为散文的成就要晚于诗歌、戏剧和小说,这种迟缓是文体自身发展的缓慢还是来自于外来因素,阻碍它发展的脚步为何却终究阻挡不了其繁荣的进程,本文试图探寻其根源.

在中国文学史上,“五四”无疑是一个大分水岭,它以气贯长虹之势将文学的各种形式变革改造,也使历经千年的各种文体勃发出新的生机.与其他文体相比,散文在“五四”时期的成就毫不逊色,它成功地完成了由古代向现代的形态转变,出现了鲁迅、周作人、冰心、俞平伯、丰子恺、梁遇春、陈西滢、林语堂、郁达夫等散文大师,一时间云蒸霞蔚,涌现出大批堪称经典的散文作品,时人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曾朴认为“新文学成就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分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韵曲包”{1}.鲁迅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2}朱自清的评价则更为全面细致：“‘五四’阶段散文创作的派别林立,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延,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也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3}从种种可见,无论是旧式文人曾朴还是新文学大家鲁迅、朱自清都认为散文的成就要超过人们更倾向于关注的小说、诗歌和戏剧,认为其兼容并包,不仅形态各异,且各尽其妙.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虽然散文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与小说、戏剧和诗歌相比,散文的成就出现得较晚,这一点也早已在“五四”作家以及后来的文学评论者中达成了共识.周作人说“新文学中白话散文的成功比较容易,却也比较迟,原来都是事实”{4}.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指出：“回顾新文学各类作品的发展,新诗起步最早,成熟反较迟；散文诞生较迟,可成熟得最早.等可散文一进入成长期即陆续出现一流的作品了.”{5}也就是说在“五四”时期,散文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怪圈,相对于其他文体,它出现较迟,但是这种迟缓非但没有影响它的发展进程,恰恰相反,它的成就要高于其他文体.这个怪圈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力量阻止了散文的发展,又是什么使散文后发制人、厚积薄发,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探究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

一、以西方文学为准则从而放逐了散文

为了反抗强大的封建传统,“五四”人不得不搬来西学作为武器,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西方文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风向标,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很难用数和量来估计的.

梁启超是文体革命的倡导者,散文的被放逐始作俑者也应属梁启超,虽然梁启超倡导新文体、提倡戏剧改良、诗体革命,他独创的文体酣畅淋漓、为时人十分推崇,但是他在对中国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6}他将小说视为建立国家新意识形态的载体,把小说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诗歌、戏剧和散文在小说面前都要退后一步,这一理论对文体发展的格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五四”前后,形势继续发生变化.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小说月报》在改版后的《改革宣言》中提道：“译西洋名家著作,不限于一国,不限于一派,说部,剧本,诗三者并包.”{7}茅盾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譬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和同情,有时代的特色做他的背景.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他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他研究的工具,便是诗,剧本,说部.”在以他们为代表的新作家的视域中,无论是译介外国的作品,还是进行独立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小说、诗歌和戏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小说、诗歌、戏剧才是真正的文学,散文被毫不留情地摒弃在外,丧失了一席之地.然而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散文曾经是最被推重的,“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8}.可是在“五四”,朱自清就曾经认为“散文不能算作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9},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一说法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那么为什么人们在对待散文的态度上会有这么大的变化,陈独秀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许可以解释其原因,“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以其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至若散文,素不居文学重要地位.”{10}陈独秀认为,与中国历来对散文的推重大不相同的是,西方文学的正统是戏剧,其次才是小说和诗歌,散文是无足轻重的.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中国传统文化就意味着过时和落后,西方文化则是先进文明的象征,它一度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的积病与疲弱的巨大希望,身担启发国民民智重任的启蒙文学家们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以西方准则为依据,选择他们认为重要的文学体式而放逐了散文.这一以推动社会进步的用意十分明显的文学选择和导向不可避免地延迟了散文的发展进程.而正是这种选择改变了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虽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散文的发展离不开外国文学的影响.所以如果说对于外国散文的借鉴促成了中国“五四”散文的迅速成熟,那么在文体选择上照搬西方文学的模式却阻碍了散文的发展.

翻阅史料发现,受到陈独秀等思想的影响,在“五四”初期大量翻译西方文学的潮流中,戏剧、小说和诗歌铺天盖地、纷沓而至,散文却极少被触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绩卓著、影响巨大的刊物《新青年》译介了来自英、法、俄等国的小说戏剧多篇及一些诗歌作品,虽然也翻译了一些论说性质的文章,诸如赫胥黎的《近代思想中之科学精神》、泼爱尔的《巡视美国少年团记》等,但其目的不是介绍西方的散文作品,而是试图将承载着西方文明和精神的主张传递到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表现得更加典型,在12卷的12期刊物中,共翻译外国小说79篇,剧本15部,诗歌35首,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只有两篇,直到第4号刊物中才出现“小说、散文”专栏,刊载了瑞典史特林褒格的《人世间历史之一片》和泰戈尔的《在加尔答途中》,及至12号刊出现了王尔德的五首散文诗.其他报刊如《晨报》《申报》中的文学专刊中都是类似的现象.

二、对散文的迟读与误读

除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之外,散文发展的缓慢与中国作家对散文缺乏系统性的认识不无关系.虽然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历经繁华及至绚烂,但是古文转化为白话文,白话语言写成的一切无韵之文似乎都可以囊括为散文,这一巨大的转变使中国现代作家一时无法给散文一个清楚的解释.他们给予散文的诸多不确定性的认识,无力引导散文的发展,从而不可避免地延缓了散文的进程.

对于散文的界定,向来有许多争议,前文的各路评论中对它的称谓各不相同,“小品”、“散文小品”、“散文”不同的名称指代的是兼容并包的内容.它和其他三大文体相比,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可讨论性.现在我们对于散文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散文的概念有大、中、小的区别.它的最大范围是指与韵文相对峙的一切散行文字；其次是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而言的,它包括广义的文学散文文体,或称杂文学散文；最小的概念是狭义的纯文学散文.”{11}但在“五四”时期,人们的认识并不成熟.

最早提出散文理论的是刘半农,他在《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1917年5月1日）

中,提出了“文学的散文”的概念,他认为“文学的散文”是与“诗歌戏曲”相对的“小说杂文”,他没有划清小说与杂文的界限,认为它们都是带有文学性质的散行文字.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一卷第二号,1919年2月1日）一文里,将散文看做是与诗歌、戏剧、小说并列的文体,认为散文包括“解论”、“驳论”、“记叙”,他已经认识到了散文的重要地位,但是缺乏本质的理解.直到周作人发表《美文》（《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署名子严）,人们对散文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周作人指出：“在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期望中国的散文能够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和投式的杂文,一是松散柔和的随笔散文.并向读者推荐艾迪生、兰姆、霍桑等人的美文.王统照的《纯散文》和《散文的分类》（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923年6月21日与1924年2月21日,3月1日）,则根据韩德的理论把散文分为历史类的散文、描写的散文、演说类的散文、教训的散文、时代的散文五种.胡梦华的《絮语散文》（《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三期,1926年3月）介绍了絮语散文的源流,从法国的蒙田开始,到英国的培根、约翰逊、高尔斯密、艾迪生、史梯尔、兰姆、韩士立等的文章.鲁迅在1925年翻译了厨川白村的《出了之塔》中有关英国essay文章.也就是说,直到1921年,周作人的理论才使人们明白了散文究竟应该是什么,而此时人们对于诗歌、戏剧、小说的认识已经是相当明确了.在理论的指导下,《小说月报》的第十八卷七号才出现了“小品”和“随笔”专栏,散文创作,直到此时,对国外散文的译介才开始大量涌现.与其他文体相比,迟了四五年.

三、报刊业的发展和散文的文体特点促进了散文的繁荣

在文坛的不重视又缺乏明确理论指导的境况下,散文的起步缓慢然而成就辉煌,报刊业的发展是绝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它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平台.可以说正是因为报刊业的存在造成了散文创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状态,散文虽然理论的倡导迟缓,但是它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期是与其他文体同步的.正是散落于大量报纸杂志上的散文造成了散文发展迟缓的假象.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专门的散文专栏没有出现,可是相类似的文章仍然大量出现在报纸杂志上.“等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什么把握.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和从前差不多一样.戏剧的演做两面,都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内风气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版的散文集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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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以议论为主的杂文最先得到发展,最早出现是在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起设立“随感录”栏目,同时《每周评论》《新社会》《国民日报觉悟》等报刊涌现了大量杂感式的文章,1918年至1921年之间的散文多为杂文,带有新闻和政论意味的时事评论,虽然我们必须承认这时的杂文只是一种工具,是为了适应对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和论战的需要,是承担作者思想的载体,而并非有意识的文体建设,但是不能抹煞的是散文正是在这种看似迟缓的假象中发展起来.

朱自清认为“散文的兴盛一定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在‘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情形下,才可以产生‘言志’的散文”{13},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全倚仗于当时的现实,正如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所说：“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在大裂变、大动荡的年代里,人们需要用文字来抒发自己胸中的愤懑和不满,而与诗歌、小说和话剧这些文学样式比起来,散文的表现形式十分自由,它可以自由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敏锐地传递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它从来都包含着包罗万象的内容,既不需要完备和严密的故事情节,也不像诗歌一样,要注意节奏韵律和诗意的凝练,它轻便灵巧,可以随着作者的笔端任意挥洒,可长可短,不必受什么限制,而正因为它的短小,更适合于报刊发表和读者的阅读,所以即使在不倡导、不重视的情况下,散文仍然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向前发展.

在一个需要人们表达和人们需要表达的时代,散文成为作者最方便借助的一种文学手段,诸多的报刊为它们的发表提供了可能,所以或抒情、或议论、或愤懑、或忧伤,“五四”时期的散文就此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起来,即便它先天不足,在理论上缺乏认识,但是与生俱来的文体特点使它具备顽强的生命力,在“五四”时期风起云涌的文坛中勃发出盎然的生机,终于由涓涓溪流汇聚成汪洋恣肆的海洋.

作者简介：亓丽,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讲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

博士.

{1}转引自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序》,《现代十六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版.

{2}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页.

{3}{13}朱自清:《论现代中国小品散文》,《文学周报》,1928年第345期.

{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5}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76页.

{6}《新小说》第一卷第一号,1902年11月.

{7}《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

{8}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9}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345期.

{10}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潭》,《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

{11}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页.

{12}转引自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