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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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悲剧性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创作的总的审美倾向,主要体现在悲剧性的主题、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气氛的营造上,其产生的原因有理论倡导、社会环境、作家的自身经历和鲁迅的创作示范诸方面的因素.

关 键 词 ：乡土小说 悲剧性 成因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流派,产生于问题小说之风渐次衰竭之时.这一流派作家主要由一批被生活驱逐到“异域”北京的文学青年们组成.他们通过描写农民的悲剧命运、挖掘农民身上的劣根性,创作了一批既全面真实反映了2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状况、又具有悲剧性审美倾向的作品,给正在幼稚期的中国现代小说带来了新的审美因素.

一、乡土文学的悲剧性

乡土文学的悲剧性首先是作品表现了农村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形成的惊人的闭塞、落后和破败,以及农民在地主压迫、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势力逐步渗入下极其悲惨的处境,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这使得乡土文学具有了悲剧性的主题.在彭家煌的《喜期》中,善良的静姑在新婚之夜,丈夫,自己受辱自尽；台静农的《新坟》中,四太太儿子被大兵打死,女儿被大兵致死,自己因此发疯；徐玉诺的《一只破鞋》中,“我”的“海叔叔”和一百多名男女老幼死于兵匪交战,“海叔叔”留给他妻子的只有一只补过的破鞋.这些作品均以悲剧性的情节,再现了军阀混战对乡村平静生活的骚扰、对所有美好事物的毁灭,作品中弥漫着压抑、辛酸与悲愤,沉痛中显示出悲剧美.故乡的凋敝、农民的痛苦和麻木使乡土文学作家刻骨铭心.潘训的《晚上》写一个叫高令的勤俭的青年佃农的破产与堕落；许钦文的《石宕》写穷苦石匠被岩石塌方活埋的悲剧；彭家煌的《陈四爹的牛》、王任叔的《疲惫者》则又让世人看到阿Q式的农村流浪汉牛马不如的生活和精神上的麻木.小私有产者的破落更时时引发着乡土文学作家的愁苦.这种切肤之痛,因为作家的切身体验,在乡土文学中尤为引人注目.

乡土文学作家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返观故乡,还敏锐地发现了故乡农村风俗中应该予以否定的愚昧、野蛮和冷酷.蹇先艾的《水葬》向我们展示了贵州的乡间水葬的冷酷习俗；台静农的《烛焰》反映了冲喜的荒谬与无情,彭家煌的《活鬼》则写到了小孩子娶大媳妇的习俗对人性的压抑所导致的悲剧.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是许杰,茅盾曾经评价他的“农村生活小说是一幅广大的背景,浓密地点缀着特殊的野蛮的习俗”.芦杰的《惨雾》把宗法制下械斗恶俗导致的家族、爱情的悲剧写得触目惊心,而他的《赌徒吉顺》在现代文学史上首次写到浙东典妻的陋习.在乡土文学中,人们看到的风俗远不是恬淡的田园牧歌,却是满幅浸泡着时代悲哀的血雨腥风,这无疑显示着作家的主义立场和现实主义的审美追求.

乡土文学中的悲剧主人公都是平凡的小人物,如贫苦的农民,流浪的雇工,无聊的茶客,酒鬼,寡妇等.他们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着.他们愚昧落后,冷漠麻木,斤斤计较,勾心斗角.另外,这些小人物一生不曾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为生计发愁,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打架,为自己的小小的悲欢离合而或哭或悲.天二哥、阿长、运秧等他们都是最底层的小人物,有着各种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因为这些悲剧每天都在生活中上演,悲剧的主人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才具有更加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许钦文《疯妇》中的双喜妻不堪婆婆的精神被逼疯,终于凄然死去.台静农《红灯》的汪家嫂子,连给冤死的儿子糊几件纸衣的钱都借不到,只能从破墙上捡一块红墙纸,糊了盏小红灯超度亡灵.彭家煌的小说《美的戏剧》的标题语意双关.在讽刺裁缝可笑的作戏行为时,也哀怜他靠美妙的“作戏”达到渺小的目的的可怜的人生,带着契诃夫式的含蓄蕴藉和苦中含甘的味.受封建伦理道德桎梏的乡村劳动妇女的不幸命运,同样牵动着“乡土文学”作家关切的目光.许杰的《赌徒吉顺》讲述的是输红了眼的赌徒典卖妻子的故事；彭家煌的《怂恿》展示的是政屏的妻子二娘子险些为两头猪殉葬的悲剧性经历.这些善良无辜、却又逆来顺受的妇女形象,又让人们看到了千百年来在封建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传统绳索束缚下,中国农村女性的悲哀与不幸.

悲剧气氛的营造也构成了乡土小说作家作品中独特的悲剧性.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乡土作品十分阴郁、压抑、沉重,色调灰暗、阴冷、惨淡,反映了中国农村令人窒息的生活,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乡土作家们善于以简洁的景物描写和场景刻画渲染悲剧气氛.许钦文《石宕》中石匠被石块压住的场景令人惨不忍睹,冤魂们凄厉的叫声让人心碎；台静农《新坟》中四太太滦夜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许杰《惨雾》里血淋淋的杀戮场景,无不营造出恐怖的悲剧气氛.《拜掌》写汪二和寡嫂成亲的故事,作者极力渲染了阴森的夜,昏暗们的烛光和汪大嫂的凄凉哀怨的心情,景和情水融,共同创造了一幅惨淡的画面,喜事呈现出深深的悲剧意味.

乡土文学所表现出的悲剧性主题、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及悲剧气氛的营造,既是对20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农村现实生活的批判与否定,又是在丰富现代小说的表现内容和审美因素.而弥漫在乡土文学中那种由令人揪心撕肺的痛感所转化产生的美感,较之中国古典的大团圆式悲剧更要深刻、进步得多.

二、乡土文学悲剧性原因

首先是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２０年代中期正处于“五四”退潮期,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新文化队伍内部的分化,使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对于为生活所迫漂流异乡的这些文学青年而言,２０年代的北京显然不是他们当初所设想的天堂.故乡的噩梦尚历历在目,而漂流异乡、谋生奋斗的艰辛又已开始.他们大多出生在破落家庭,书香门第,从小耳闻目睹农村的凋敝、农民的不幸和家庭的破败,而且大多都有着只身漂泊异地、谋生奋斗的艰辛经历.这就使他们能够以悲剧的眼光审视故乡不公平的人生,并由此引发愁苦情绪.台静农在他的小说集《地之子》后记中这样写道：“其实在我倒不太乐意走这一条路.人间的辛酸和凄楚,我耳边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写出,能说这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给我们时代的少男少女们以伟大的欢欣.”

再次是“五四”时期文学评论界的理论倡导.文学观念上的改变对乡土文学悲剧倾向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之初就提出新文学要表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茅盾对写实主义的倡导,都使乡土文学作家获得了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文学观念.胡适直截了当地指出只有输入自古希腊至现代的西洋文学悲剧观念,才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这种观念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鲁迅大声疾呼：“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最后是鲁迅的创作实践对乡土文学形成的悲剧的审美取向起了重大的作用.阿Q、闰士、祥林嫂等悲剧典型的创造,以及贯串在其中的悲愤情绪都为乡土文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而且“乡土文学”流派的成员们要么是鲁迅的学生,要么是经常与鲁迅接触的文学青年,更多的是鲁迅的崇拜者,鲁迅对他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作品本身看,许钦文的《鼻涕阿二》、鲁彦的《阿长贼骨头》、台静农的《天二哥》、王任叔的《疲惫者》与鲁迅的《阿Q正传》,许钦文的《疯妇》与鲁迅的《祝福》均可看出明显的师承关系.由此可见,鲁迅的小说创作示范,在帮助“乡土文学”作家确定审美追求和个人风格定位、发挥自身生活优势方面,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乡土文学悲剧性的审美追求跳出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大团圆的情节模式,加速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它扩大了现代小说的题材表现范围,促进了新文学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形成和发展.乡土文学的审美倾向还影响了后来的乡土小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茅盾、叶圣陶等的“丰收成灾”题材小说,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都从不同的层面因袭、发展和深化了这种悲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