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至1960年代台湾文学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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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战后至1960年代台湾文学,过去少有系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大都以“反共文艺”、“战斗文艺”甚嚣尘上来概述和评价它.本文从事实出发,勾勒这一时期台湾文学发展的轨迹,彰显了政治高压缝隙中多种文学思潮激荡的状貌.

战后至1960年代的台湾文学是一种富有反省意味的历史存在.一方面,文学处于高度意识形态性的掌控之下,这一时期也一向被视为“反共文艺”、“战斗文艺”甚嚣尘上的时期；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却取得了足以留传后世的成就.小说方面,1999年由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北美、东南亚等地学者、作家联合评选出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小说多达12部,它们是姜贵的《旋风》、王蓝的《蓝与黑》、林海音《城南旧事》、钟理和的《原乡人》、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朱西宁的《铁桨》、王文兴的《家变》、琼瑶的《窗外》、司马中原的《狂风沙》、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白先勇的《台北人》、陈映真的《将军族》,这些作品提供了乡土叙事、女性叙事、现代主义叙事的丰富形态,并初步拓展出了台湾小说多元典律的空间,直接孕育着台湾文学的批判精神.诗歌方面,蓝星、现代、创世纪三大诗社在50年代初期就开启了台湾诗坛“一次小小的盛唐”,覃子豪、余光中、罗门、蓉子、杨牧、洛夫、商禽、张默、周梦蝶、痖弦、李魁贤、向明、白荻等诗歌大家、名家都成就于五六十年代,或古典,或现代,或乡土,或西化,价值倾向、风格个性各异.散文方面,不仅“五四”散文的多种传统得到了延续,鲁迅杂文的泼辣深邃、周作人小品的平淡醇厚、夏尊记叙散文的清新朴实、徐志摩抒情散文的潇洒飘逸、林语堂散文的幽默睿智、许地山散文的博学沉潜在柏扬、思果、张秀亚、张晓风、琦君、林海音、胡品清、吴鲁芹、王鼎钧、夏菁等人的创作中各自获得了新的生命,而余光中、杨牧、陈之藩等倡导的散命更有大的突破,加上杨逵、钟理和、许达然、林文月、陈冠学等的“草根”“农家”本土散文,台湾散文格局多脉并流,蔚成大观.

战后至60年代台湾文学成就的取得是密切联系着台湾战后政治高压缝隙中发生的多种文学思潮.

战后台湾文坛出现了以左翼为主导的多种思潮,反映出台湾文学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团结取向,我在其它文章中已述及这些内容.①1949年国民党当局退守台湾后,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和现实环境缝隙的存在,意识形态主导的台湾文坛还是存在着多种文学思潮,从而使战后台湾文学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获得了发展,甚至取得了足以留传后世的成就.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惨败,使在痛定思痛中反省的“笔权”打垮了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的历史教训,他曾公开做过这样的检讨：“至今回忆检讨,痛定思痛,我们在文化与文艺战线上的失败,乃不能不说是‘一掴一条痕’的切身的经验教训.”②时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也强调“文艺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因为文艺是产生信心的源”.③国民党资深外交官蒋廷黻更是直言：“20年来,国民党握到的是军权和政权,握到的是笔权,而结果是笔权打垮了军权和政权.”④这种反省促使国民党当局在压制战后左翼文学思潮的同时“积极有为”地去开展文艺工作.一是设立“中华文艺奖”.1949年底,在阳明山召开关于改造国民党的党务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以张道藩为首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其奖励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每年评选两次获奖作品,二是平常投稿,一经录取给予稿酬,然后介绍到各报刊发表,以此鼓励作家创作“反共抗俄”文学.二是成立文艺协会.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妇女写作协会(原名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分别于1950年、1953年和1954年在台北成立.这些文艺组织,名义上“都是作家们自发地创建立”⑤,事实上受国民党、教育部、国防部总政治部等机构支持赞助.三是开展文艺活动,如举办文艺研习班、开设文艺专题广播、发动文艺运动等.1954年8月9日,台湾各报发表了《自由中国各界为推行文化清洁运动除三害宣言》,所谓“三害”即指“赤色、黄色和黑色之害”,这场“除三害”运动后来发展为“战斗文艺运动”,而“战斗文艺”一词就是由1955年正式提出的,其内容就是“战斗的时代,带给文艺以战斗的任务”⑥.

国民党当局这些对文艺的“控制”产生了影响,甚至使得一些“纯文艺刊物,如程大城的《半月文艺》、潘垒的《宝岛文艺》、金文的《野风》等,亦走向了战斗性的文艺之路”⑦.但当局又自我标榜“尊重文学”,1954年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一书论到文艺,也要求作家朝着“优美”“纯真”努力,所以即便是认同当局文学主张的文艺界人士也注意避免“反共八股”的出现.一是强调提高文艺创作的艺术价值与表现技巧.张道藩就呼吁作家们除了“运用慧心,不迷不惑”,“努力创作新形式与新艺术”外,更要“努力学习已有的文艺杰作的艺术,向中国传统文艺多学习,向欧美各国家当代的文艺杰作多学习：向一切民间的文艺作品多学习”⑧.二是关注文学的趣味性.50年代初的一些文学副刊有“唯‘战斗论’的偏颇”,于是一些作家就强调：“文学固然须要指出战斗的方向,同时也须要提供心灵休息的地方”⑨.1950年《新生报》副刊改组,本来是要加强该刊的“战斗性”,但该刊改组后仍向读者表明：“我们要战斗,也需要休息,我们要严肃,也需要轻松；我们要反共,也不必把所有虽非反共但无害于反共的东西,一概斩尽杀绝等”⑩这一声明引发了读者热烈的讨论,许多读者来信发表了“文学应合乎大众口味”,“趣味是战斗文学表现上的主要条件”,“有‘战斗性、教育性’的特点,还要兼包趣味性”,“让作者的思想感情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11)等意见.在这样一种情境中,文学还是有其生存空间.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一些有意义的文学思潮、运动也还是发生了,而正是这些文学思潮长久影响了日后台湾文学的走向.国民党政权体制内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张道藩倡导的“三义文艺”.1954年初,张道藩发表了《三义文艺论》的长文,提出了“浪漫的写实主义”的主张,即“民族主义的反侵略反极权的各种战斗的现实,故须写实的方法来作周详生动的刻画”,而“民族大众反侵略反极权战斗的热情”须用“革命的浪漫主义”来表现,“一般的浪漫主义,从个人主义出发,常流于消极和颓废”,“革命的浪漫主义,基于民族主义的革命理想,从民族主义出发,是积极的战斗的,对现实的建设多于破坏,在破坏的分崩离析中,已见出新世界宏丽伟大的远景.”(12)张道藩对“写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解释由于其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而包含了伪饰性、虚幻性,其规定的“反侵略反极权”的政治内容主导了“革命理想”的价值尺度,也使其“浪漫主义”成为一种政治幻梦.这样的“三义文艺”必然作为“战斗文艺”而走向文学的虚假.

60年代中期,国民党当局又提出了推动“中华文艺复兴运动”的“三义新文艺”主张,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造成的“近乎世纪末的迷雾”,所以它倡导传统儒家思想,要求遵循孙中山融会中西文化之所长的教诲,去表现“仁爱”、“人性”、“纯真、优美、至善”等.这一主张在1965年4月的“国军第一届文艺大会宣言”和1967年11月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当前文艺政策》中得到了确认,1966年在“行宪纪念大会”上也致词说：“中华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要凭借我们传统的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等”(13)所以“三义新文艺”仍有着“反共复国、重建中华”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但跟“浪漫的写实主义”“战斗文艺”相比,其可能提供的文学写作空间还是有了拓展.

“三义文艺”主张的这种变化,反映出文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内部的反省.例如王蓝的政治立场是反共的,但他在1958年元月发表的《岁首说真话》,却对“战斗文艺”作出了直率严厉的批评：“我们不难在若干作家的创作题材中,发现一个倾向：歌功颂德多,揭发黑暗少；等何以战斗文艺遭人非议呢其原因：一是部分作家的作品本身只在字面上充满‘战斗热’,在实质上缺乏‘文艺美：,因而只‘战斗’不‘文艺’；二是用‘报销主义’推行战斗文艺令人失望――国家元首说了一句应该提倡战斗文艺,一些官员便为战斗文艺忙得团团转,连各县市都打出‘战斗文艺委员会’的招牌,委员们天天开会讨论,拟纲领,定方案,汗流浃背,空前紧张.”(14)连文艺政策执行内部也会有这样的批评,表明台湾文坛(作家、报刊等)在尚未全部体制化的情境中尚留有其他文学思潮的生存空间.

“三义文艺思潮”旗帜下的文艺期刊主要有《文艺创作》(月刊,1951一1956)、《新文艺》(半月刊,1950年创刊时命名为《军中文摘》,1954年1月改名《军中文艺》,1956年5月更名《革命文艺》,1962年3月定名为《新文艺》,出版至1983年6月)、《幼狮文艺》(1954―)、《文坛》(1952―)、《半月文艺》(1950―)等.这些刊物,或由出资,或虽民营,但“钟情”于当局主流思潮.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主要写作者,很少没有人不在这些刊物发表作品的.这固然反映出当局政治机器全面控制文学的影响,但也使得各种文学力量有可能渗透于这些三义文艺刊物.《幼狮文艺》创刊时由蒋经国创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资助经费,但其发刊词《我们的态度》强调的是以“吃力不讨好”、“敢于向困难挑战”的“狮子精神”办好“一本文艺刊物”,到了60年代中期开始的“《幼狮文艺》的黄金时代”,更是呈现了“本土化、多元化的编辑基调”和拓展海外视野的“国际观”(15),这使得《幼狮文艺》开启的战后台湾青年文艺的时代有可能不断拓展出文学生存的空间.事实上,《幼狮文艺》能成为发行半个多世纪的长寿刊物,正是它适应了青年作者对文学探索性、创新性,乃至叛逆性的追求,而这显然大大超出了文艺政策、三义文艺的范围.另一本“积极配合政府文艺政策,与主流文坛关系良好”(16)的刊物《文坛》系私人创办,却承担军中文艺函授班的教学,提倡“战斗文艺,却能兼顾艺术性与可读性”(17),所以不仅接纳了谢冰莹、陈纪滢、王平陵、纪弦、林海音、朱西宁等大陆省籍各路作家,而且扶掖了钟肇政、叶石涛等台湾省籍本土作家.这些情况都反映出“三义文艺思潮”落实到具体刊物、创作上往往会渗透进多层面的文学因素.

由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在台文学活动的影响,“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被看作中国新文学传统的核心在台湾战后文学思潮中得到了延续.胡适1958年5月4日在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上发表的演讲,就这样说：

我们希望的除了白话是活的文字活的文学之外,我们希望两个标准：第一是人的文学.人,不是一种非人的文学,要够得上人味儿的文学.要有点儿人气,要有点儿人格,要有人味儿的.人的文学,文学里面每个人是人,人的文学.第二,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辅导,更不能由政府来指导.等人人是自由,本他的良心,本他的知识,充分用他的材料――创作的自由来创作.这个是我们希望的两个目标：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18)

胡适是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强调注重人性和人格尊严的“人的文学”和反对政府干预文学,作家无拘无束从事创作的“自由的文学”.胡适坚持“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主张的主要阵地是他参与创办于1949年11月的《自由中国》.这个贯串于整个50年代(该刊于1960年9月被取缔)的刊物在梁实秋、殷海光等参与下,开启了在战后台湾“宣传自由与的真实价值”(19)的时代.该刊偏向于政论性,其角色很难摆脱当局“诤友”,但其文艺栏目跟当局“工具论”的文艺观是对峙的.从1959年末拥护“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20),到1954年强调文艺政策不应“导致文艺成为政治的伦理的派生物(21),再到1956年激烈批评“对文艺的严格控制”(22),《自由中国》捍卫“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意志是一步步越发坚定的.它张扬“五四是我们的灯塔”的旗帜,坚持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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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期问世的《文星》(1957―1965)和《文学杂志》(1956―1960)几乎可以视作《自由中国》的左右翼,《文星》对“播种者胡适”(25)充满敬意,《文学杂志》也力荐胡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6),两刊与《自由中国》的理念一脉相承.而《文学杂志》的纯文学性使它理应受到更多关注.48期《文学杂志》刊出的中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达250余篇,除前述《自由中国》撰稿人外,丛、王文兴、白先勇、叶维廉、罗门、周梦蝶、林文月等60年代文学新人的创作格外引人注目.《文学杂志》在“文学价值大于战斗功能”(27)上表现尤为出色,而该刊在中西文学资源上并进开掘的编辑理念对日后台湾文学影响更大.正是在《自由中国》、《文学杂志》、《文星》等推动下,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成为战后台湾文坛的一种切实存在.

胡适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主张在台湾的影响是广泛的.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中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就时有兴起,甚至跟左翼文学有所融合.“揭橥‘以自由主义为精神,以图谋台湾文艺健全发达为目的’的文艺运动路脉”(28)的“台湾文艺协会”就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后来的《先发部队》等倡导的“自由主义精神”,由于发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因而也带上了社会主义倾向(29).当胡适再次张扬“自由的文学”精神时,尽管1955年有“战斗文艺”口号的提出,1956年后又有张道藩等对“三义文艺”的诠释,但因为当局标榜台湾此时的文学是“自由中国”时期的文学,所以“战斗文艺”、“三义文艺”等主张也不便否定“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传统精神”,而只是强调“扩大其涵盖面”(30).更有人以“文学上必不可少的创作自由与批评自由”去否定“反共文学”,“我们战斗本是为了反共,反共就是要争自由,现在反共尚待继续努力,而先把自己的自由战斗得没有了,这岂不大悖初衷”(31)这使得“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有其生存空间而在台湾文学中发生影响.

50年代中期,一股对战后台湾文学影响更大的创作思潮发生了,那就是波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各个文学领域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50年代中期,台湾文学在孤岛隔绝、历史离散的荒寂感和西方现代思潮汹涌而至的失落感中发生的现代主义思潮,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中潜流断续的现代主义文学推到了文学的中心地位.它从诗歌发难,在小说领域潮流涌动,波及散文、戏剧和其他艺术门类,实现了富有实绩的革命性传承和传换.

1956年1月20日,以纪弦为首的“现代派”在台北成立,加盟者有方思、羊令野、郑愁予、罗门、蓉子等83位诗人,后扩展至112人.该派宣布了“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的“六大信条”,其中第一条“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包含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第二条“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引起了蓝星诗社覃子豪等的猛烈批评,强调新诗“应以自己为主”,发出“中国现时代的声音,真实的声音”,并提出了包括“重视实质及表现的完美”“风格是自我创造的完成”的新诗发展“六原则”(32).纪弦随后则写《对于所谓六原则之批评》、《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等文辩解.论争中双方实际上都作了某些调整,酝酿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现代中国的诗,无法自外于世界诗潮而闭关自守,全盘西化也根本行不通,唯一回应之道,是在历史精神上做纵的继承,在技巧上(有时也可以在精神上)做横的移植.”(33)关于现代诗的论争,在1959年、1972年也发生了多次,有的就发生在现代诗派内部.

战后台湾现代诗运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50年代台湾现代诗运动是在艺术乃至思想层面上对五四后新文学最有效的传承,它使台湾文学得以突围出当时由政治的强大牵引而造成的“悬空”状态(1965年现代主义文艺的重要刊物《文星》被封,余光中曾为《文星》写下这样的诗句：“向成人说童话／是白天使们／的职业,我是头颅悬赏／的刺客,来自黑帷以外等”,足见现代主义独立的思想姿态已跟当局的文化政策构成尖锐对立),也避免了新文学艺术脉络在50年代的全面断裂.二是台湾现代诗运动确立的艺术取向和情感视野相对密切了中国文学跟世界文化潮流的关系,尤其是这种密切是在台湾文学注重本岛文化资源开掘的环境中发生的,开启了“横的移植”的国际化和“纵的继承”的民族化间的新的互动局面；三是台湾现代诗运动内部有着分歧乃至不同的流脉,各群体的现代诗创作也时有修正、实验,它们之间的对峙、争论以及各自的变化,呈现的是在中国文学现代性上的成熟形态.

小说领域的现代主义思潮主要发生于台湾大学.1956

年9月,“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济安(1916

―1965)主编的《文学杂志》问世,所刊内容西方文艺理论的介绍占了相当大比重.1960年3月,在夏济安去美国之后,台大外文系的一批学生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等将《文学杂志》改刊为《现代文学》,其《发刊词》宣布,要“有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艺术学派和潮流、批评和思想”,“依据‘他山之石等’,”进行“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以表现“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并主张对传统做一些“破坏的建设工作”.创刊一周年时,该刊又发表《现代文学一年》,再次声明“尽力接受欧美的现代主义,同时重新估量中国古代艺术”是《现代文学》同仁的共同追求,同时明确指出“现代主义,与其说是形式,不如说是内容.假如有一位作家,能克守佛楼拜尔的写实规律,来描述今天的社会,我们也承认它是现代主义者”,但也接纳“形式上的现代主义”(34).这些都表现《现代文学》是开放的现代主义立场.该刊共发行51期,着力介绍的西方现代作家多为小说家,先后刊出卡夫卡、劳伦斯、福克纳、乔伊斯、加缪等专号,所发200余篇台湾作家创作也多为小说.台湾现代派小说就是主要以此刊物为阵地形成的.

1961年末至1965年底,李敖在《文星》发表15篇长文.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现代主义文化的大论争,遍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论争锋芒直指专制文化、僵死心态、愚昧习气,以致人们为此欢呼：“知识青年正等待《文星》以全力支持第二个五四.”(35)这场大论争的纠葛复杂,但澄清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盲点,奠定了台湾现代文化的基础.

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多维度的,从整体走向上讲,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在“现代性”旗号下的嬗变,不失为“五四”新文学的运动之后最有传承性也最有革新性的文学运动.白先勇所言,“如果说‘五四运动’的白话新文学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第一波现代化的结果,那么20世纪中叶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可以说是第二次中国文学的现代化”(36),是值得关注的.

“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是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学中具有文学史整体建构的意义和价值的文学思潮和运动.

战后台湾文学的创作状况整体上是趋于兴盛的.以文学杂志为例,日据时代50年创刊杂志共43种,而战后至60年代创刊杂志共150种,其中50年代就有81种,是台湾文学史中创刊杂志最多的年代.这些文学刊物,或为私人出资(如《》、《传记文学》、《台湾文艺》),或为报社发行,或为出版社经营(如《纯文学》),或为民间团体创办(如《幼狮文艺》),或为企业所有(如《畅流》、《拾穗》),或由学校支持(如《中外文学》、《明道文艺》),自然也有资助的；如《文艺创作》、《幼狮文艺》等.但不管哪类刊物中,都有不少刊物“不为营利,不为宣传,专注于文学的发展与文学人才的培育”(37).这种刊物多元存在的状态,为台湾文学在政治高压下求得生存空间提供了条件,反映出这一时期台湾多种文学思潮的存在.

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主要力量是大陆迁台作家,台湾省籍作家由于语言障碍等原因,创作还处于某种“边缘”状态.“他们有一腔对祖国的热爱,一心一意希望能早日克服语言上的困难,甚至还以为摔脱了日文的羁绊,嘴上国语能琅琅上口,笔下能任意挥洒祖国语文,才算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38)但重新掌握中文写作是一种艰难的过程,“起初,运思依然得靠日语日文,写下了日文,再凭自己有限的中文语汇来翻译”,“然后,中文语汇渐丰,造句也渐熟,可是思考仍须依赖日文,便想一句,译一句,在脑中完成翻译的手续,写下时已经是中文了.这是第二步”,“最后才是拂去了脑子里的日文.直接以中文来构思,至此写作始进入了顺境.”(39)这使得台湾省籍作家在一段时间里是较疏离于台湾文坛的“主流”意识.例如,“光复后第一代台湾作家,由于缺乏反共经验,无从写出反共意识的作品”,也使得他们的作品“较少出路”(40).台湾省籍作家在疏离“反共”“战斗”等思潮中默默耕耘于乡土文学,1952年,廖清秀以台湾抗日题材的《恩仇血泪记》获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国父诞辰纪念长篇小说奖第三奖,1956年,抱着“文学是假不出来的,我们但求忠于自己”的信念坚持创作的钟理和的乡土长篇小说《笠山农场》获同一奖项第二奖(首奖从缺),台湾省籍作家创作开始引人关注.1957年,钟肇政开始编印专门提供台湾省籍作家“互通声气,互为砥砺”的《文友通讯》,参加者有陈火泉、钟理和、李荣春、施翠峰、钟肇政、廖清秀、许炳成(文心)、许山木、杨紫江,加上日据时期作家杨逵、吴浊流、张深切、叶石涛、张彦勋等的“复出”,光复后第一代台湾省籍作家由此形成.1964年,“以关怀台湾现实为写作路线,集结弱势声音”(41)的《笙》诗刊和倡导“写实的、乡土的、介入的文学”作为“优先关怀的文学取向”(42)的《台湾文艺》问世,明确接续上了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的传统.1965年,钟肇政为纪念台湾光复20周年,独立编纂了《省籍作家作品选集》和《台湾省青年文学丛书》各10册,入选作家达170多人,作品多为乡土题材创作.台湾省籍作家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成为战后台湾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从而促使了台湾乡土文学思潮的“复苏”.

总之,台湾战后,尤其是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文坛在政治高压下的缝隙中仍能发生多种文学思潮,是此时期台湾文学最值得关注的,理应引起更充分的研究.

①黄万华《左翼文学思潮和世界华文文学》,《文史哲》2006年2期.

②国民党文公会编《第二次文艺会谈实录》,国民党文公会1972年版,13页.

③吴东权《国军文艺运动三十年》,《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与索引》444页,台北天视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④丁淼中国文艺总批评［M］,香港：亚洲出版社1958年版,51页.

⑤⑥⑦李牧《新文学运动历程中的关键时代》,《文讯月刊》第9期149页、152页.

⑧张道藩《论当前自由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创作月刊》1953年1期.

⑨⑩(11)凤兮《战斗过来的日子》,《文讯月刊》第9期.

(12)张道藩《三义文艺论》,《张道藩先生文集》,九歌出版社1999年版,656―657页.

(13)崔光宙《先总统蒋公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台北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121页.

(14)王蓝《岁首说真话》,台北《联合报副刊》1958年1月5日6版.

(15)杨树清《走过风华》,《文讯杂志》213期(2003年7月).

(16)(17)应凤凰《五十年代杂志概况》,《文讯杂志》213期.

(18)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文坛季刊》1958年第2期.

此文是一篇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现代文学相关论文范本,与战后至1960年代台湾文学辨析相关毕业论文。适合不知如何写现代文学及文艺及文学方面的古代文学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现代文学类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的作为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19)胡适《〈自由中国〉的宗旨》,《自由中国》创刊号(1949年11月).

(20)参见周子强《为胡适之先生有关文艺的谈话进一言》一文,《自由中国》8卷1期(1953年1月1日).

(21)参见李佥《我们需要一个文艺政策吗》一文,《自由中国》11卷8期(1954年10月16日).

(22)参见刘复之《艺术创造与自由》一文,《自由中国》14卷9期(1956年5月1日).

(23)叶时修《论文化的培养》,《自由中国》19卷7期.1958年10月.

(24)李经《文艺政策的两重涵义》,《自由中国》20卷10期,1959年5月.

(25)李敖《播种者胡适》,《文星》51期(1962年1月).

(26)夏济安《致读者》,《文学杂志》1卷5期(1957年1月).

(27)尹雪曼《中华民国文艺史》,台北中正书局1975年版,第88页.

(28)薛茂松《台湾地区文学杂志的发展》,《文讯杂志》27期(1986年12月),81页.

(29)向忆秋《文艺思潮和文学期刊》,打印稿.

(30)司徒卫《五十年代自由中国的新文学》,《文讯月刊》第9期.

(31)周弃子《脚踏实地说老实话――谈〈文学杂志〉创刊号》,《文学杂志》1卷2期,1956年10月.

(32)覃子豪《新诗向何处去》,《蓝星诗选狮子星座》,台中蓝星诗社1957年8月版.

(33)痖弦《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台北天视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34)本社《现代文学一年》,《现代文学》第5期.1961年3月.

(35)余光中《迎七年之痒》,《文星》73期,1963年10月.

(36)白先勇《二十世纪中叶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香港文学》208期,2002年4月.

(37)陈宪仁《亟待整理的台湾文学杂志史料》,打印稿.

(38)(39)B40钟肇政《艰困孤寂的足迹――简述四十年代本省乡土文学》,《文讯月刊》第9期.

(41)萧萧《台湾诗刊概述》,《文讯杂志》213期(2003年7月).

(42)陈建忠《从乡土到本土》,《文讯杂志》213期(2003年7月).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