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的视角看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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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在历史中占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它的渊源、开始、推动力和另类现象,简要阐述了作者对这一历史性运动的认识和看法.

关 键 词 :“五四”歌谣 无政府主义 上海书写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一、“五四”新文化的渊源

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外部,但以今天的眼光看,20世纪初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是有限的,文化霸权尚未确立,对别国思想文化的操控远未达到经济与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所达到的程度,同样的,中国当时的对外开放也是初步的与浅层次的,西方文化无法像列强的兵舰在中国横行一样轻而易举地完成对中国文化空间的占领.诚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较多亲炙域外文化的机会,但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大多数人都是本土知识分子,对国门外世界知之甚少,他们之所以能接受新文化运动的革新号召,参与到这场催生了一个新的中国的变革运动,除了强烈地感受到战争后国家不断受到列强欺凌面临的危亡情势,认识到一个自以为强盛的帝国其实已经偏离了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外部世界而外,我觉得也同中国文化中求进步、求发展的一贯传统有关.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资源是人道主义.但人道的要求并非西方人的专利,在有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在一个以礼乐之邦自豪的国度里,人道主义可以说是遭受封建压迫的中国人生生不已追求的目标.陈明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系统”,该书认为,中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潮有许多相通的规则,“但它们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形而上学背景却有差异”,“这种差异,使二者在文化形态上区分开来,价值上互补而不可相互替代.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论述中国自有其人道主义思想传统时,作者发表了这样一个对本文作者极具支持的观点,即,反对某些学者“以殖民地心态将我们自身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视之为一种阶段上滞后的文化形态而加以批判贬抑”.

总的来看,儒家的人道理想突出表现在对“仁”的倡导上.“仁”有双重含义:一是爱人,仁者爱人,孔子主张为人处世应当时时以己度人,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地阐发,着重解析了人性的特征,认为决定人性的基本方面是人的理性和道德之性.在《告子》一章中他说:

“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固有之也.”

这种对人性的广泛的肯定性的张扬,不仅为后来表现人性的文学艺术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而且也有机地包容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学理想中.抨击封建主义的兽性,激发人皆有之的善性,是“五四”文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仁”的另一个内容是维护统治秩序,即所谓克己复礼,由此衍生出一整套政治的、道德的行为规范,目的在于对人的思想与行动进行操控.在孟子人性观中,便有“寡欲”的说教.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上》),就是要克制人的感性的需求,去追求符合封建政治伦理的精神的“崇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专制统治者总是强调孔孟仁学中的这一个方面,从而形成对人性的禁锢.“发乎情,止于礼仪”,给鲜活的感性生命规定了一个遁仄的活动空间.儒家仁学的这一价值取向成了五四前驱们批判的鹄的,他们竭力想要激活的正是人的生命活力.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曾经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一面极具号召力的旗帜,其核心是作家通过作品中“普遍”与“真挚”的情感建构起对读者人性的召唤.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五四”歌谣

自1918年北京大学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开始,以《歌谣》周刊的创刊为标志,至1925年《歌谣》周刊停刊(大批学者南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在我国北方形成了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歌谣学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在《歌谣•,发刊词》中说,他们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即将歌谣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以此改变学术研究的传统格局,一是文艺的,即为白话文为主的新文学提供创作的材料,事实上就是为新文学特别是新诗提供语言范本.以研究下层民众的文化替代传统的“国学”独尊,以民间俗语替代传统的“文言”,“五四”歌谣学运动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中一面耀眼的旗帜,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而且动摇了根深蒂固的鄙夷民间文化的思维方式,从纵深处改变了文学话语模式,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话语典范.周作人代表这样一批民俗学家提出“文艺的”主张,一方面是对晚明以来文学求新要求的继承,一方面则是对整个新文学的语言嬗变产生了深入的影响.

我们从当时各期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歌谣》周刊几乎容括了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新文学主将,诸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鲁迅没有直接在上面发表文章,却热情地为《歌谣》周刊设计了“增刊号”的封面,可见其热心和支持的一面.再到后来,《歌谣》的复刊是由胡适所主持.而早在1917年初,胡适就在《新青年》首先提出改良中国文学,陈独秀接着提出了“文学革命”.胡适改良中国文学,“八事”之一就是“采用俗语俗字”,明确提出用口语作诗文替代文言.但许多人只提白话而不知如何运用白话,《歌谣》责无旁贷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学者发表探讨歌谣和语言问题的文章,如钱玄同、周作人、董作宾、黎锦熙、林语堂、沈兼士等.“五四”歌谣学运动引发了一场全民族的语言学运动,此后的文学创作、文化教育对民间文化所表现出的热情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的.当我们读到冰心的小诗、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和徐玉诺的乡村诗篇等作品时,我们应该记取“五四”歌谣学运动的功绩,看到这场“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对整个社会的具体影响.因为在现代小说和诗歌中,民间文化的进入常徘徊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有的作家如冰心的小诗,可谓不自觉,是受环境的熏染所进行的审美选择,而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直接把故乡的民俗生活引入小说,是较为清醒的自觉的审美选择.在冰心的小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泰戈尔小诗和日本俳句的影响,更可以看到我国古典民歌和谚语的痕迹,这使人联想到顾颉刚、常惠、刘经庵、白启明、台静农、孙少仙他们苦心孤诣所编就的民歌集,小诗的自由和民歌的自由是那样惊人的一致.沈从文的小说作为白话小说的典范的美,特别是其中的民俗生活的审美表现,使人联想到“五四”歌谣学运动后期的“风俗调查”.现代文学的话语建设融入民间话语,这既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特点,又是“五四”歌谣学运动的重要成就.

三、“五四”新文学的推手――无政府主义

在思维的空间结构上,无政府主义给“五四”文学带来的转变是:国家民族意识淡化,社会问题意识和个人主体意识占据主流.受其影响,“五四”文学走出了晚清文学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主题,开始关注作为个体的生存境遇(社会)和个体的生命价值(个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社会问题”、“人生意义”逐渐代替了“国家”、“民族”等宏大概念,成为“五四”文化与“五四”文学关注的焦点,如果说晚清时期的关 键 词 是民族、国家,那么,“五四”时期的关 键 词 就转换为“社会”与“个人”.陈望道一篇文章的题目概括了这一“理论重心”的转移:《从政治的运动向社会的运动》.《新潮》创刊号上,傅斯年就推出《人生问题发端》,在中西文化视野中讨论个体人生的价值问题,紧随其后的是罗家伦的文章《今日之世界新潮》,在该文中,罗家伦强调说,过去的革命是法国式的政治革命,今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前者革命的主体是军人,后者是平民,前者革的是封建专制帝王的命,后者革的是特权阶级的命.“个人”一旦借助“社会”视角浮出水面,“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刻受到质疑.胡适说“救国必先救我”,鲁迅与周作人则提倡“个人的自大”,反对“爱国的合群的自大”,这些都反映了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问题的转移.受其影响,“五四”文学创作中少有爱国主义的宣传,少有梁启超式的对民族国家未来命运的“精心”设计,有的是下层社会的苦难记录和个人悲欢苦闷的倾诉,由此,“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五四”文学摆脱了晚清文学的宏大叙事,开始转向世俗的民间生活(社会)和知识分子一己的精神(个人)世界.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鲁迅在小说开篇煞有介事地考证阿Q的姓氏、籍贯,以便能够使小说更像是一部真实的人物传记,而忽视了(或有意遮掩了)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对传主资格的审查.因为传记是一种很势利的文体,它对传主的身份、业绩、影响等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而阿Q显然不具备做传主的资格,但鲁迅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给阿Q立传,还美其名曰“正传”,正反映了“传记”这一文体职能的转变.这无疑与无政府主义对原始正义的宣扬有着直接关系.

四、“五四”新文学的另类――上海书写

所谓上海书写,是指以上海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上海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从总体上看,出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基本上可以分成这样三个系列,即以包天笑、蒋光慈等人为代表的充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上海书写,以丁玲、夏衍、茅盾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左翼”意识形态的上海书写,以钱钟书等人为代表的关注“传奇”的上海书写.我想重点谈一下在“左翼”意识形态观照下的上海形态.

在蒋光慈的《短裤党》中,上海呈现出的是“完全被沉郁的,令人不爽的空气所笼罩着”的面貌.到了丁玲的笔下,上海则成了选择革命还是选择个人生活、要爱情还是要革命的矛盾痛苦经历的伤心地.而在夏衍那里,上海普通市民的穷苦生活,为灯红酒绿的摩登上海做了另一种注释,在灯红酒绿的摩登上海的背面,原来还有着这样一个上海存在着.揭露人间的不平等、强调阶级斗争、主张革命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书写中“左翼”一支的基本主题.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先行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左翼”上海书写具有着浓厚的模式化、概念化痕迹,艺术上也较为粗糙.不过,茅盾的《子夜》是个例外.按照茅盾自己的说法,《子夜》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这就意味着《子夜》的写作,是在一种明确而又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的.这部作品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予以了与左翼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判定.然而,也正如茅盾自己所说“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多了”,因此,《子夜》虽然是上海书写中“左翼”一支里的重镇,但它对上海的场景涉及和形态表现,却与上面提到的那些构成一般“左翼”上海书写的世界(普罗世界、革命行为)有所不同,而呈现出与穆时英、刘呐鸥笔下的上海世界有着某种相似性.《子夜》在外在形态上具有着“现代性”上海书写的特征,但在观念内核上,却以“左翼”意识形态为主导,而它在艺术上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成就,则使它成为“左翼”上海书写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