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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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在时潮冲击下走上改革之路,它对与科学的呼声从一开始的冷眼旁观到后来充满热情的鼓吹,反映了文化创作企业与文化运动不可分离的互动关系.

一、新文化运动初期,与时代存在较大反差的“商务”受到新文化界的激烈批判,迫使“商务”必须做出改革抉择

“商务”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出版的开山企业,然而进入五四时期的“商务”却长期游离于新文化运动主流文化圈之外,这种状况引起了新文化界的严重不满和批评.陈独秀首先发难.１９１８年９月和１９１９年２月,《新青年》连续发表陈独秀的两篇文章―――《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和《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对“商务”期刊《东方杂志》提出严厉质询,大有把《东方杂志》视为新文化运动阻障之势.之后,《新潮》杂志编辑罗家伦也于１９１９年４月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猛烈抨击“商务”出版的主要刊物.在新文化运动日渐扩展的情势下,新文化界对“商务”的发难,其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加之出版物与时代脱节,“商务”失去了一大批同情新文化运动的读者,于是它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在新文化运动呈上升趋势之时,“商务”与时代之间显然出现了某种不适应.

第一,人才结构老化.“商务”与新文化运动脱节情形的出现,主要由“商务”编译人员与新文化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差异导致,“商务”编译队伍人才结构老化,不能迎合新文化运动中知识更新、人才更新的浪潮,这是它与新文化运动不适应的症结所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商务”编译所仍以２０世纪初兴学运动中的进馆人员为主,他们曾是２０世纪传播“新学”的佼佼者,对世纪初中国的知识更新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随着“庚款”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始,就存在着一个比前十年人数多得多的更为“西化”的知识群体,他们比起维新时代的受教育者,对于新知识、新思想、新学说有着更高的欲求.新的知识群体对知识的要求已使２０世纪初承担知识和文化启蒙的出版物远远不能满足.这样,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发端于“新学”,又不同于“新学”的知识圈.他们集结于《新青年》麾下,高举科学与两面大旗,锋芒直指封建传统文化,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思想更新和知识更新时代.很显然,在这一浪潮中,“商务”传播“新学”的编译老将们已经不知不觉落后于时代.

第二,与时代激进心态形成反差的文化态度.新文化运动选择了一条激进的道路,这与“商务”的持重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当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立场向背显得比理性分析更为重要.在情绪激烈的社会氛围里,“商务”与时代间的距离越来越为新文化界所不容.

王元化在评价“商务”老知识分子的时候,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百余年来不断更迭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噪心态.”在这种气候下,他们“就显得过于稳健”了,他们的文化态度折现出清末以来社会文化的新旧杂糅.然而,在全社会陷入不新不旧迷圈的时候,新文化知识分子要求所有文化人作出抉择,陈独秀等采取一种“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余地”的态度对“商务”编译队伍发起了挑战,提出用彻底的“西洋新法”统领中国的社会人心,以对抗“商务”期刊东西文化调和的观点,这就是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诚然,从学术讨论的角度来讲,“商务”期刊主张的东西调和的理念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当时思想斗争的背景下,“商务”的稳重自然成为集矢之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社会由于历史沉积的急噪心态和激进的作风,缺少了一份包容,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日渐展开,非新文化的态度日益为社会所不容,他们或者改变或者归于缄默.面对新文化运动引导出来的对新思想、新知识的旺盛需求,“商务”不可能再与时代隔岸,顺应时潮、与时共步成为这一时代“商务”当然的诉求.

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刺激“商务”内部产生革新需求,以张元济为首形成革新势力,并在行政权力上为改革排除了干扰

新文化的发展引起了“商务”经理张元济等人的密切关注,“商务”内部形成一股要求革新的诉求.“商务”虽不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北京,但由于张元济与新知识分子的交谊以及《新青年》等杂志对“商务”期刊的巨大冲击,促使“商务”内部萌发出与新时代接轨的要求：在出版方针上,一面提高营业,一面联络学界,借重新文化学者提高出版物质量,以满足新文化运动对学术著作的需求.１９１８年６月下旬至７月上旬,张元济专赴北京,请北大教授编辑课本；同时,以最优惠的条件出版《北京大学月刊》.这一年,“商务”出版《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丛书》,这些新文化著作的出版表达了张元济等人要求改革“商务”的强烈意识.在人才选用制度上极力主张推陈出新,裁去旧人之无用者.提出“喜新厌旧主义”的文化创作思路,主张在新文化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从事中国的文化建设,力促“商务”当局接受新文化运动的结果,适应新时代文化的规则,从而使“商务”摆脱危机,实现与时代的接轨.

但是,“商务”内部却存在着强大的因循守旧的惰性,革新要求因此受到内部行政的延沓.新文化思潮对“商务”的连续冲击,激化了“商务”当局的这种矛盾,产生了激烈对峙的两端,一方力求革新,希望“商务”与时代脉动保持一致；一方以“商务”总经理高翰卿为代表,不思改良,对“商务”落后于时潮的局面麻木不仁.归纳起来,两派主要有以下分歧：

１、选用人才方面,高翰卿主张重用旧人,拒绝张元济更新“商务”人才结构的要求.

２、在重要职员子弟入馆问题上,高翰卿主张录用馆内高级职员的子弟,以示对“商务”职工的优崇.张元济则主张不轻用“商务”子弟,认为取才之路狭窄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和企业的发展,提出“取诸社会,用人唯才”的选才方针.

３、高翰卿遇有职工营私舞弊、敷衍塞责时,总是力求保全“商务”荣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张元济则认为无原则的念旧隐恶致使企业无法维持纲纪,认为公司必须严定章程.

由于在行政职务上,高翰卿是张元济的上级,这使张元济在企业中很难贯彻自己的改革意志；保守势力的阻碍,延迟了“商务”跟上时代脚步的时间.在和高翰卿合作期间,张元济曾多次表示不满,并终于在１９２０年借故坚决辞职.这就将高翰卿置于必须抉择的境地―――要么扛起张元济离去的后果,独自应对文化界；要么放弃与张元济的争执,从此不再干涉革新事宜.高翰卿自揣无力号召文化界,表示愿意与张元济一起辞职,同居监理职,不再过问公司日常事务.这样,“商务”领导层中的革新力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守旧派屈服于革新意志,此后,“商务”可以不受干扰地实施新旧交替了.

三、王云五主持下的编译所改革,启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商务”的全方位转型,标志着“商务”全面回应新文化运动

张元济等迎合新文化运动的革新举措只是“商务”大规模改革的前奏,王云五主持下的编译所改革,启动了“商务”全方位的转型,标志着“商务”全面回应新文化运动.

编译所的革新是“商务”在新形势挑战面前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介绍西学的浪潮使不懂英文的编译所长高梦旦萌生退意,高梦旦自觉能力和学识已不适应新思潮猛进的条件.在他的强烈主张下,“商务”的选人视野由聚焦新文化名将胡适转移到胡适力荐的王云五,这反映了“商务”高层希望借助一个外来力量推动其更深层次的改革.

王云五主持下的“商务”改革举措大致有二：（１）人才结构的革新.这是张元济们在“商务”未尽的事业,也是“商务”适应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环节.王云五主持下的“商务”编译所进行了人员大换血,许多资格较老的编辑被淘汰,大批新人进馆.１９２５年,“商务”编译所２２８名在册编辑中,１９２１年后入馆的１４６人,占６４％,“商务”编译所人员淘汰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王云五人事改革不同于前的新意,则在于根据新的时代要求改进编译所的组织机构.近代中国新的文化元素发展的结果,使西方现代学科分类逐渐取代中国传统学科分类方法.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北大废门改系,１９１９年全校共设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哲学、中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史学、经济、政治、法律等１４个系,基本体现了现代学科分类的特点.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现代学科分类在各大学已基本齐备.因此,王云五进行人才结构更新的重要内容就是从关键的组织改进着手,依据学科门类实行新的知识组合.

“商务”编译所自创办以来,编辑业务一直分为国文部、英文部、杂纂部、理化部等,王云五对此予以调整,设立国文、英文、哲学教育、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等部,使其更适合学术分科的性质.同时罗致国内各科的专家学者,分别主持新设各部,编译所新进之人中很多都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一代学者,在当时堪称无双之选.编辑生产力要素的变化,影响了“商务”总体的企业生产,“商务”编译所部门日臻齐全,人员荟萃一堂,这些都是编译所在新形势下契合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

（２）产品结构的优化.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政治空气和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群体,同时,、科学的新浪潮,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读书热潮.对于各种社会理论流派、自然科学现象,读者都表现出强烈的阅读渴望.由此,“商务”必须着力介绍外国名著,出版科学读物,以满足读书界对出版的要求.王云五主持下的新的编译群体与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所体现的西方价值观通过“商务”编译部门的学科分类第一次和中国出版物相结合,体现了中西文化在出版界的融合.这一切都为“商务”出版的新发展划定了方向.

王云五对“商务”产品结构的改革,主要在于使“商务”出版的新书系统化,形成整体计划.其时,“商务”有关新学的出版物零零碎碎,间有付梓,却鲜有系统.而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展开,白话文日渐成为文化信息的主要传播途径,传播媒介的生活化使大众成为出版物的主要读者,因此,科学读物的普及化通俗化逐渐成为出版活动的一种潮流.为了弥补“商务”在这方面的缺憾,王云五决定从各学科的治学门径着手,以深入浅出的办法,编印各科入门之小丛书,以适应读者群对新文化读物的要求.

表一列了十大类,其中,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类都有较大的增幅,反映了当时新文化的发展特点.若按种数排序,社会科学、文学、总类、自然科学排在前四位,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读者对新的文化因素的需求.而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合起来共５８５种,也成为“商务”出书的主要板块.人员组织上的合理分类,使新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商务”扎根,影响到“商务”的出书门类,使“商务”出版的图书适应了新时代人们对于科学图书大于消遣图书的需求.进而也影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使“商务”的编辑方针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上步调一致起来.

“商务”的产品结构朝着新文化需要进行变化促进了编辑生产的效率,表二反映了这一变化.

可以说,改革带来的编辑方针的变化促进了文化产品的优化,进而决定了“商务”在一定时期内的成功；而出书数、营业数反映了“商务”社会影响力的回升.这时期“商务”编辑出版方针的新走向即系统出版新知识图书的活动,终于使“商务”全面融入到新文化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