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文运动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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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五四白话文运动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它赋予文学作品新的思想和精神品格；促成中国文类秩序由古典向现代的整体转换；促进文学整体审美范型和表达方式的现代转型.同时,伴随白话文运动所引发的语言改革,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也完成了现代转换.

关 键 词 白话文运动 中国文学 现代 转型

作者 郝文华,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湖北丹江口：442700）

在现代语言学的视野中,语言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符号系统,是人与世界之间惟一的媒介.语言既是“器”又是“道”,既是工具又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以一种巨大的“权力”规定着人的思想和行为,是所谓“世界的图景”、“存在的家”.在这一视角下重新审视上世纪初中国发生的白话文运动,有可能让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做出新的阐释.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文学系统的整体转换.它包括文学从生产到消费、从传播到接受的各个环节的现代转换.但是从语言的角度看,白话文运动和以语言形态存在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之间有着更为直接、深刻的联系.本文将分别探讨白话文运动与文学作品的现代转型及其与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转型之间的深层联系.

一、

白话文运动所引发的语言变革对中国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赋予了现代文学作品新的思想和精神品格.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首要的是因为有了新的思想、新的精神、新的内容,周作人用“人的文学”对这种新质加以概括,以区别旧的文学.但这种全新的文学品质不会从天而降,它与五四语言变革近乎同时发生也绝非巧合.它涉及到我们对语言与思想关系的理解.传统的语言观倾向于把语言视为表达的工具.五四以来,包括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是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白话必然取代文言,文言“不能充分表达当时人的思想和观念,所以人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新的工具.”［1］事实上,他们只看到了语言作为交流手段和表达工具的一面,没有看到其更重要的本性,即思想的本体性.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早就指出：“语言以其根部的各种很细的纤维与人民精神连接在一起,人民的精神特点和语言的结构深深地相互渗透,以致只要有一方存在,就可以由此引导出另一方,可以说,语言是人民精神的外部表现,人民的语言就是人民的精神,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两者更为一致的了.”［2］海德格尔也说过：“早些时候我曾经十分笨拙地把语言称为存在之家.如若人是通过他的语言才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之中,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3］也就是说,语言同人的精神与“存在”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对于个体而言,这种存在具有先在的决定意义.当你使用某种语言体系,也就意味着你已被纳入某种言说体系,意味着你不得不接受某种言说模式和思维方式.

在晚清时期,裘廷梁、王韬、冯桂芬等人就从理论上提倡白话文,胡适、陈独秀早年也都参与过白话报纸的编辑.但这样一个运动却没有形成文学的现代变革,为什么?原因之一在于当时提倡的白话仍是根植于传统文言,提倡白话文的目的主要是用白话向普通大众宣传用文言表达大众难以理解的思想,这种白话文实际上仍附属于古代汉语体系,基本上是古汉语的翻译语言.五四白话则是以古代白话和民间口语作为形式主体,广泛地吸纳包括文言在内的古今中外的语言养分而形成的新的语言体系.在词汇上,它广泛吸纳古汉语、西方语言、民间口语中的术语、概念、范畴,并将其进行改造、转换后纳入自身的语言体系,赋予其新的意义和功能.在语法、表达方式、话语模式等方面它同样融汇中西.这里,白话不再是不带思想性的纯粹的工具性语言,不再是附属性的语言,而是新的独立的语言体系和思想体系.正是有了新的思想体系,现代文学才具有了精、气、神,才真正具有现代性,成其为真正的现代文学.

其次,白话文运动促成了中国文类秩序由古典向现代的整体转换.众所周知,古汉语是一种典型的词根语言,是一种诗性的语言,它的特点是重意会、轻逻辑,因此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一直在中国文学的文类中居于核心位置,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生活、交际、表达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构成和审美理想.但经过欧化的汉语,意会成分大大减少,连词、助词大量增加,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增强,白话在表达能力增强的同时弱化了文言的诗性能力.正如张中行所云：“白话文句子长了,而且常常是字数多少不等,想押韵就比较难,所以文言各体的押韵花样,唐宋以来,只见于文白夹杂的曲和弹词等作品里,到现代汉语的作品里就差不多绝迹了.”［4］文言诗歌的那种形式美、音韵、意境美一旦翻译成白话往往就索然寡味,正因为如此,五四以来的白话诗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未能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鲁迅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就认为,即使是最优秀的几个现代诗人的作品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都属于创新试验之作”,“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新诗并不成功”.［5］李广田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也说过：“当人们论到五四以来的文艺发展情形时,又大都以为,在文学作品的各个部门中以新诗的成就为最坏”.［6］然而,白话长于表达、叙事的特点却在白话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五四的白话小说从开始就具有成熟的形态,《狂人日记》既是现代白话小说诞生的标志同时也是成熟的标志.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从五四开始就一直处于文学的核心位置,而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总体则是走向衰落.

最后,白话文运动促成了中国文学整体审美范型和表达方式的现代转型.数千年来,中国各种文体都离不开这样一个诉求：重道、轻器,重意、轻言,偏重象征、表现、写意,善于用暗示补偿文字的不足；讲求风貌神韵,离形得似,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文言的特点在古代文化中有着强烈的示范作用,它不仅表现为一种语言态度,还表现为一种美学态度.五四以后,由于汉语书面语的置换,许多作家从新的语言态度和审美原则出发,对旧小说的简略的叙事法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为了克服这种叙事手法的弊端,胡适强调增加细节描写：“这些添加的琐屑节目,便是文学的进步.《水浒》所以比《宣和遗事》更好,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7］茅盾则主张用自然主义补中国小说之弊,他认为自然主义小说“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一个动作,可以有分析的描写出来,细腻严密,没有丝毫不合情理之处.”［8］确实,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对再现客观现实的追求逐步成为新的小说美学范型,并深刻地影响一代代小说家的创作,现代的小说也呈现出与古代小说、近代小说迥异的独特美学风貌.

二、

近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走向全面衰落.早在１９０５年,王国维就尝试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来解说中国文学,但他的文学批评基本还是中体西用,虽然采用了康德等人的思想,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他知识的主体部分仍是传统的,五四文学理论批评也没有沿着他开创的道路走下去.晚清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还主要采用序跋、评语、随感、发刊词等形式,仍然大量充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的传统腔调.这一时期对以诗论为主要成就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未能形成根本挑战,未能实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转换.伴随白话文运动所引发的语言变革,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五四时期终于完成现代转换,具有了现代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叙事文学的理论批评话语逐步取代以诗论为主要成就的中国传统理论批评话语,居于话语中心的位置.诗歌是中国古代成就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先秦时期就出现了《诗经》和《离骚》两个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古体独盛,到了唐代则五言、七言、古体、近体诗并盛,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堪称一代文学.与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繁盛相呼应,中国古代的诗学理论也异彩纷呈,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叶燮的《原诗》等等,佳作频频.诸多理论见解,如诗言志说、情志说、滋味说等,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独特的理论话语方式和体系.相对而言,中国古人对于叙事文学则少有理论上的探讨.即使明清小说诞生了不少鸿篇巨制,但批评家仍以评点为主要方式.这一局面在五四时期逐步被改变.由于白话长于叙事的特点,小说逐步成为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人们对于小说理论、批评的兴趣也日益浓厚,逐步取代传统的诗化理论,居于理论话语的中心位置.

第二,理论、批评话语系统实现了由古典到现代的整体转换.华夏文明的相对封闭性造成了其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就文学理论话语而言,佛教等外来的理论话语和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生成方式、存在形态.但在漫长的文化交融中,中国文化总是以其自身的强大力量改造、吸纳、融合外来的因素,佛教话语也终于在本土化过程中逐步融合成为中华文化、文学的内在要素.此后的漫长历史时期,虽然有异族的入侵,但中华文化最终融合了异族的文化,显现了自身的生命力.

近代以来,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革,旧的语言系统已经不能有效传递信息,无法反映现代人的思想和感情,而旧的文学理论话语也已经不能解释新的文学现象,无法与大量涌入的西方理论话语进行有效地整合、沟通、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白话文运动应运而生并很快取得成功,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家、批评家自觉吸收引用新的名词、概念、术语,反映、认识、本质、规律、情节、环境、人物、典型等西方哲学、文学理论话语全面进入文学理论、批评视野,中国人的理论话语由此发生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在现代语言学看来,话语的整体转换是根本性的变革,伴随这一过程,中国人对于文学功能、审美标准等都必然做出新的理解,带有新鲜的现代色彩.

第三,中国人的理论、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同样是伴随语言的变革而发生的.洪堡特说过：“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内,才能摆脱母语樊篱的束缚.”［9］作为民族思维方式具体表现的中国传统语言,在组合方式上的特征也影响到传统批评的话语方式.古汉语在文法上极为自由,没有过去、现在、将来的时态区分,对连接词、关系代词等也不重视,而主语、谓语、宾语以及形容词或副词都可以互换位置甚至省略.这样的语言方式不长于逻辑性、思辨性,体现在批评话语方式上,则重直觉、形象、感悟,相应以夹注、注释、点评、眉批等零散化、片断化批评体式为主,具有典型的东方特征.五四时期的理论、批评在建构语言的同时,也建构起与传统迥异的一整套话语运作方式,使得文学理论批评可以用一种史无前例的逻辑分析、推演归纳方式形成体系、介入文本,这样一种新的方式注重对概念范畴的精确界定,遵循三段论的逻辑形式,强调缜密的推理和论证,追求理论体系的全面性、完整性与系统性,不以诗性表达见长,而是处处闪烁着理论、逻辑的光辉.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往往以一种理论为依据,选择一定的逻辑起点,进行作家或文本的理性分析,从而得出一些结论和判断,如潘光旦的《冯小青考》,以精神分析理论对明末女子冯小青的身世和创作进行精神分析批评,通过对其性格和心理深层结构的透视,推导出明确的结论：其自恋心理的形成实际上是因为封建婚姻制度和不平等关系造成的.这样一种话语方式正是传统文学批评话语所匮乏的,显著的表明现代理论、批评话语的生成,标示着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现代转换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