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差半车麦秸》的经典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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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姚雪垠小说《差半车麦秸》的重读,揭示了小说所体现的对新人形象的创造,改造国民性主题在抗战时期新的体现和发展,启蒙和救亡主题的相互融合,以及对民族国家想象的参与等等的成功之处,以及对于民族性过分偏执的认同和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的杂糅与裂隙等不足；同时我们也可以管中窥豹,从中分析抗战文学的独特性质与复杂的创作情况,并以此促进我们的抗战文学研究.

关 键 词 ：抗战文学新人形象改造国民性民族话语阶级话语

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中,作家姚雪垠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无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经典作品,我们今天对于小说文本的阅读及其在文学史上经典化过程的解读,则有着较深的意义,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抗战文学一些潜隐于地下但又十分重要的发展脉络和文学规律.本文将对小说进行经典重读,试图揭示其中的一些有趣的文学现象,并且引发我们的思考.

小说于1938年5月发表在《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三期上,是姚雪垠的成名之作,作品一经发表就受到了广泛的注目,评论界赞誉纷起,一致认为这篇小说是抗战初期文学的重要收获.张天翼阅读后十分激动,他写信给编者说：“《差半车麦秸》写得真好,也可以说是抗战以来最优秀的一篇文艺作品.等我们前方的英雄,从各种生活而加入抗战部队的各种典型人物,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真的表现出来.这与访问记那种报道不同,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这种创作”.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如孔罗荪、齐同、叶以群、魏东明、适夷等都纷纷发表文章予以赞扬,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小说,并在文学史上被誉为抗战文学的经典作品,影响了后来许多作家的创作实践.

这样一篇小说,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无论是情节,人物和主题等等,都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那么它又为什么在当时得到了这么高的评价呢?这就需要我们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文学创作的状况来看了.具体的来说,《差半车麦秸》创作于抗战文学刚刚兴起的初期,此时的文学深深地受到了战时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思维方式和审美心态的影响,其基调表现为昂扬激奋的英雄主义,救亡主题压倒了一切,文学活动也就转向以救亡的宣传动员为轴心.“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始终关注的启蒙的主题,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都暂时退出了中心位置.抗战初期文学强调服从于救亡这一时代中心,强调的是文学的功利性,表现了现代文学与民族命运血肉联系的特质,这正是现代文学作为振兴过程中落后国家的民族文学所特具的优越性与生命活力.但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一普遍的认同及昂扬乐观的爱国主义文学潮流下面,又潜伏着一些不利于文学健全发展的问题,那就是文学战斗性时代性的获取,是以文学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部分丧失为代价,而作家们又大都为此陶醉在廉价的乐观主义中,这表明了现代文学的不成熟.正如胡风在《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文中说道：抗战初期文学存在“共识化概念化的倾向,”作家们满足于“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立场,”这是新文学运动里的顽症,由于战争以来“政治任务底过于急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不但延续,而且更加滋长了.”①

上述的问题反映在抗战初期的文艺创作上,则表现为主题的单一,趋同,不够深入,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的不足,尤其在叙事文学方面,报告文学和通讯成为了最热门的体裁,而小说的创作与之相比则略有逊色,同时出于对新闻性和纪实性的重视,小说与报告文学相互渗透,产生了所谓的小说纪实化.矛盾谈到战地报告占重要地位的初期抗战文学时说“文坛上的主要倾向是着眼于一个个的壮烈场面的描写.大多数作品把抗战中的英勇壮烈的故事作为题材,而且企图从这些故事的本身说明了时代的伟大--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勇敢,认识与希望,对目前牺牲之忍受与对最后胜利之确信.这样的企图再加上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构思去体验等等原因,就不自觉地弄成了注重写'事'而不注重写'人'的现象.”②因此,报告体小说在纪实化特征中,往往存在着情节压倒人物个性的倾向,因此在艺术性和典型化的方面都有所不足.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缺乏深度,艺术性不高,侧重于对情节的描述和情绪、热情的抒发以及政治主张的图解,缺乏文学最重要的审美特质,人物塑造平面化,缺乏深度和复杂性.

而《差半车麦秸》则在很多方面很好的弥补了上述的不足,提起这篇小说,很多人会首先称赞它的成功的人物性格塑造,精妙的细节描写,生动的群众口语,浓郁的乡土气息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小说超出其他同期作品之处,即较高的艺术性.

然而《差半车麦秸》的成功,又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性,更多的原因还在一些深层的因素.首先在于它塑造的典型人物的重大历史内涵和主题的深刻.作家塑造的这个绰号叫做“差半车麦秸”的农民游击队员,被誉为是具有时代气息的“新人”形象的典型代表.抗战文坛一个新的动向,就是高度重视塑造“新人”.当时一大批著名文艺家,如周扬、茅盾、黄绳等,都热切地呼吁作家塑造“崭新的人民”、“崭新的军人”,而创作界也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差半车麦秸》的发表则正当其时.所谓“新人”绝不仅是一个文学的形象类型,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理性的独特编码方式,它最独特的文学功能,就是能引导人们按照“新”的历史信念、政治斗争学说和道德品格来创建“历史”.也就是说,新人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和浓重的理想性.,新人本质上是对应着“行动的时代”的.如果说启蒙文学侧重以否定性或矛盾性人物等来揭示社会现实黑暗的话,那么,“行动的时代”的文学则以寄予着时代理想的新人形象来具体解答社会解放道路的问题了.抗战时期无疑是一个“行动的时代”.因此, 抗战文学急需用具有鼓舞作用和教育价值的正面典型来激励人们的士气,引导人们斗争,因此,抗战文坛希望新人成为抗战文学的主流： “作品描写人物的新生过程,在当前的斗争中,有着非常重大的社会教育价值等应该成为主流.”③茅盾在总结当时文艺界对文学典型的期待时说:“一般的议论,似乎都不满意作家还没有写出抗战新产生的人民领导者、新的军人、新的人民.”④因为中国的抗战主体是内地分散的农民,所以抗战文学最重视的不是那些新思想品质业已“完成”的新人,而是那些经过“转变”而成为新人的典型.这是因为,表现人们由旧变新的过程,能更具体地回答农民在战争中需要培育哪些“新”思想品质的问题,能更明确地指导农民的实践斗争.《差半车麦秸》这部作品通过“差半车麦秸”的“转变”,细致地回答了农民如何适应现代民族战争的问题:“差半车麦秸”有浓郁的小农思想,时刻惦记着自己那“踩得出油的地”和“家里人”.但加入抗日游击队后,主人公逐渐懂得了群众纪律,认识到了民族解放的历史意义,这些思想上的变化使他在战斗得勇敢无私了.这就形象地告诉人们,在抗战中农民需要培育集体理性和宏大的历史眼光等“新”的思想品质,才能保障民族战争的胜利.姚雪垠对“新人”的文化功能也有非常自觉的认识,他在1938年发表在抗战文艺上的《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一文中说道：由于人民需要知道“如何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因此要特别主题的组织性和教育性.”⑤这种理论自觉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可以说,大量出现的“转变”和“新生”的典型,足以构成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塑造大量新人形象,对于急需鼓动和引导人们起来斗争的抗战文学来说,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新人注重的毕竟只是文学的政治实用功能而不是审美价值.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塑造新人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突出.而且,新人主导地位的确立,是以消解文学的批判精神为代价的,而保持知识分子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又恰是使文学具有超越价值的重要基础,因此,随着新人在中国文学中的独尊地位的确立,文学批判的尖锐性和深刻性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曾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而《差半车麦秸》这篇小说则很好的避免了上述的缺陷,这是因为它敏锐的捕捉了“老大帝国的旧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萌发出来的民族新性格,因此如何体现改造国民性这一启蒙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在新的抗战形势下的新发展这样一个全新的思路,便很好的勾连和融合了旧启蒙主题和新救亡的主题.20世纪80年代,曾有人提出启蒙与救亡消长说,认为抗战爆发之后,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启蒙便隐去了.当80年代强调启蒙价值的时候,这种观点给抗战文学的估价带来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始终交织在一起,启蒙任务的提出,即缘自救亡的需要.五四时期启蒙思潮高涨,正是鲁迅留学日本时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 “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见,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⑥也就是说,个性解放潜在的最终指向仍是民族解放.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抗日的确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这一主旋律不是单色音调,而是救亡与启蒙紧密交织的复合音调.而小说《差半车麦秸》则正是启蒙与救亡主题相互融合的体现.

具体到小说中来看,“差半车麦秸”这个人物不同于二三十年代文学中所写的那种苦难的或反抗的农民形象,尽管昨天的因素仍较多地停留在他身上.他目光短浅,顾恋妻儿,可是今天,他已经开始懂得了“同志”的意义,感受到个人与千千万万人之间的关联.集团生活给“老中国儿女”的子孙们带来了超越一家一户利益之上的集体意识和民族意识.小说继承了启蒙文学关注中国落后农民的命运与前途的传统主题,但是作家并非孤立静止的解说普通农民的命运,而是把他们放在民族解放战争这一时代洪流中加以描绘,也就是说,差半车麦秸这样的农民之所以能够摆脱自身的精神奴役创伤而重新认识自己,之所以能由落后的农民而变为为民族解放的战士,是与抗日游击队的生活环境分不开的.伟大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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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半车麦秸》这篇小说,同时也参与了民族国家想象的建构过程.黄绳在《抗战文艺的典型创造问题》一文中指出,姚雪垠的小说创作在探讨个人命运和人生前途时,总是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为“整个中国人的社会的变化”的依据,“人的新生是社会的向上变化的影响的结果,而大多数人的新生又将促成整个社会新生,整个民族的新生.”对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将农民这一社会阶层的整体纳入到全新的民族国家中.小说以其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向读者指明了道路,落后的农民通过参与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时代洪流中去,接受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指导和教育（小说中的游击队的主体是由铁路工人组成的,这无疑蕴含了深意）,以此改造自己身上固有的落后的国民性,并生长出新的素质,成为“新人”,最终融入民族国家的整体建构中.

当然,《差半车麦秸》在艺术上并不是完美的,例如其中的对于民族性过分偏执的认同,以及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的杂糅与裂隙等,都可以说是小说的疏漏之处,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联系小说的创作背景来看,抗战爆发后,民族感情迅速升温,在文学创作上,宏扬民族精神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广大的农民才是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因而到了民族危机时刻,人们往往把目光转向他们,希望从他们身上获取一个民族走向新生的力量.所以作家不约而同地把笔伸向了乡村旷野,从那些古朴得近乎原始、凶悍得近乎野蛮的乡村生活中,去淘洗出一个民族不屈、不灭的灵魂.但是这样也往往带来一些偏颇的理解,传统的启蒙文学中批判的生活方式,观念习俗在此时却获得了合理性,中国农民往往被误解为“最革命的力量”,反映在作品中则失去了对农民生活、精神面貌的理性认识,偏执的去一味宣扬农民习性中的“野性”、斗争精神等等,从而违背了生活的真实.

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中,也极力渲染了乡野村夫们生活的原始与粗陋.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写过一个“捉虱子”的细节,作者借此批判阿Q的落后的国民性格,在姚雪垠这里同样也有对这一细节的描写,虽然反映的是同样的粗陋污秽的生活方式,但却把它当成了寄托民族精神的象征.这种观念源于文化上的狭隘和偏见,误认为落后、粗陋的生活是民族生活,里面容纳着民族的生命力.总的来说,这样的误解往往来源于对民族性不无偏执的强烈认同,并且这种认同对后来的抗战文学的创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例如知识分子在抗战小说中的边缘化,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等.在解放区文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兴起的整风运动,应该说与这种“民粹”思想不无关系,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直产生着深层次的影响.

1928年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使中国现代文学带上了鲜明的阶级性,而后发生的民族危机,又使民族意识向文学迅速渗透.民族性和阶级性在文学中的相互牵制和渗透形成了抗战文学特有的时代特色.二者在作品中的对立和纠葛使得作家往往陷入进退维谷的狼狈境地,因而在作品中如何完美地调和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将二者艺术地揉和在一起就成了当时作家的一个难题.

就《差半车麦秸》这篇小说来看,本文无疑是以体现抗战主题和民族意识为主的文本,但是我们在对其仔细阅读的时候会发现其中的阶级话语也隐现在文本中,与民族话语杂糅在一起,并且在深层机制上影响了小说的情节设置,从而在逻辑上造成了很大的裂隙,影响了情节的合理性.这种杂糅和裂隙集中体现在小说中“拿牛绳”这一情节中.“差半车麦秸”在自己身无分文,从家乡逃亡的情况下,在替游击队去村庄侦查敌人的关键时刻,却不合情理地拿了老乡一根自己根本用不到,也没有多大价值的牛绳,这样的情节于情于理都是不通的,我们只能猜测,这样的情节是作者出于完成阶级话语构造的必要而主观臆造情节的结果.无疑作者在创作本文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了农民阶级在抗战中的成长与改造这一主题,而“拿牛绳”的情节则是为了体现农民阶级自私,贪小便宜的小农意识以及在抗战和工人阶级的教育下如何被克服的过程.然而这样的情节设置虽然成功地体现了作者的主题,却失去了情理的合理和生活的真实,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后来中出现的“主题先行论”.作者对情节处理的主观和粗糙,必然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性,同时,这样的创作过程及产生的后果也会引发我们的深入思考.探讨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影响关系,也仍然是抗战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注释：

①胡风：《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册第78页.

②茅盾：《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1938年8月《文艺阵地》第一卷第9期.

③黄绳.抗战文学的典型创造问题[J].文艺阵地,1939,3(6)

④茅盾.论加强批评工作(J)抗战文艺,1938,2(4)

⑤姚雪垠.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J].抗战文艺,1938,1(2)

⑥鲁迅：《文化偏至论》,初发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7号,署名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