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总系》的经典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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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卷本《中国新诗总系》的出版,是中国诗歌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是中国诗歌的一次世纪回眸.它规模宏大、体制系统的展现了近百年来中国新诗的历史面貌与现代性成就.它又是困惑期的中国新诗的一次历史总结,为中国新诗的当下探索与未来走向提供了坐标性的参照.在厚古薄今的当下文化思潮中,这部新诗集的出版,是对“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文明与现代中国文学成就的一个有力呈现.我们今天集中在新诗发祥地的北大,讨论这部主要由北大学者们组织的这部新诗《总系》的出版,是非常有纪念意义与象征性意义的.我就这部《总系》的经典意识问题谈谈我对这部诗选集的看法.诗歌选集的编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诗歌经典化的重构过程,诗歌史的演变,就是后人对前人诗歌历史的不断选择、改写或重构.一般意义而言,经典作品,应该是具有独特思想情感内涵与审美形式特征的某些原创性新质,在诗歌历史上发生一定影响的诗歌作品.中国现代诗歌经典,理所当然应该是包含了体现中国人现代性思想情感与现代艺术审美观念的新元素的作品.从这个原则出发,我认为《总系》的经典性意识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凸显了现代性新质的诗选原则.“新诗”的命名,虽然在某种层面是受30年代出版的第一部新文学大系的命名影响,但是,它把“新”的元素作为诗选的核心原则,这样就没有了现代旧体诗该不该纳人中国现代诗歌体系的问题.当然现代旧体诗也具有思想与形式的某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新元素,但是,艺术形式上没有突破前人规范,缺乏原创性探索,不具有现代经典价值.《总系》整体价值导向是非常明确的,对中国现代诗歌的价值认定,是把现代性元素放在第一位的.谢冕在总序里大书特书五四白话新诗革新的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诗学挑战,这也是对中国传统诗学质疑最为深切、反抗最为彻底的一次诗歌革命.”他之所以特别要肯定五四诗歌革命意义,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所有的诗歌思想艺术革新,都是在不怀疑――更谈不上否定一固有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的.”古典诗歌万变不离其宗,语言形式得到超稳定的遗传.所有后来者的想象力都在这种辉煌面前失去了自信;人们只能在前人的惊人的幻想中、华丽的词语中陈陈相因.创造精神的萎缩,中国文学精神的萎缩,成了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这样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包括诗歌改良的命题,就这样被提到了中国知识界面前.“新诗的出现及实验的成功,为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胜利写下决定性的一笔”,“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1卷《总序》第1页―第10页)《总系》用新的“变革”统一了20世纪新诗经典的价值标准,诗选有了一个聚焦点.在姜涛选编的第一卷的导言第一部分“新诗之新”中也有极为相近的表述.

孙玉石在第二卷导言中,引用了一段新月派同人在30年代之交《诗刊》创刊时的序言.针对当时怀疑中国新诗西化,担忧中国诗歌丧失传统的言论,新月派同人指出:“我们自己相信一点也不曾忘记中国三千年来精神文化的沿流,我们血液中依旧把握住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并不否认古先多少诗人对于民族贡献的诗篇,到如今还一样感动我们的心.可是到了这个世纪,不同国度的文化风云汇聚在相互接触中自然融化了.我们的小船已经不复是在内河里单靠水势或一根纤绳向前行等外国文学影响我们的新诗,无疑于一阵大风的侵犯.”“们是危险中求更大更真的生活,我们要跟随这潮流的推动,即使肢体成粉,我们的愿望永远是光明的彼岸.”(第1卷《导言》第8页)吴思敬在第9卷导言中开宗明义指出:“20世纪的中国新诗理论与古代诗歌理论相比,从根本上说就是体现了一种现代性质”,诗歌的现代化,包括诗歌意识形态属性及审美本质的思考,对诗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探讨(第9卷《导言》第1页).

《总系》这样一个诗歌价值观念的确立,保证了这一部诗歌思想观念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同一,也有力地保证了总系经典性原则的有效贯彻.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总系》第1卷中对胡适白话诗歌的积极肯定(选15首);对郭沫若诗歌的大量选录(23首),并且选取的标准与朱自清的选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有了明显的不同.朱选本在选取郭诗时,较多倾向和谐,富于诗意想象的美学趣味.朱欣赏的是《夜步十里松原》《夜》《日暮的婚宴》《天上的市街》《夕暮》《地球,我的母亲》(这在姜本中也选有);还选有《别离》《霁月》《南风》《黄海中的哀歌》《两个大星》等.但是,我们公认的代表作《风凰涅口》《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朱本没有选录,姜涛选本(《总系》第1卷)选人了,这自然是从五四思想特征与现代艺术变革的审美新元素来挑选的.还有《梅花树下醉歌》表现泛神论思想的代表作朱本也漏选了.朱本选的篇数是25首,比姜本多2首,其中《裂痕》就占有4首,朱选本中近半数作品不大符合我们今天现代性经典化标准,较多接近古代诗歌趣味.当然姜本没有选《炉中煤》,我觉得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我们的挑选,要考虑诗歌传播的历史影响与读者的喜爱,加之这一首诗歌也是具有五四诗歌精神典型性特征的,书写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内心告白与倾述衷肠的写法也是郭沫若诗歌的典型方式.这样一个诗选原则对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与未来走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这样一个体现新诗生命意义的现代品格与新质的原则.

二是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的综合原则.经典性是一个贯穿历史过程的相对性原则,不同时代是可以用不同的历史眼光来阐述历史或建构历史的,经典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用总编的话说,要贯彻“好诗主义”和“时代意义”综合的原则;又说,就是入选诗以“艺术和审美水准为第一参照,兼顾它的文学史价值.”有编者把它理解为“好诗主义”,“兼顾历史”.也有编者理解略有偏差的.吴思敬在编后记中说他的理论卷是这样把握的:一是要有精品意识,二是要有历史意识,即所选文章应大致能反映20世纪新诗理论的发展历程,一些在新诗理论上曾发生较大影响的文章,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也许并不新潮,但从保存历史痕迹出发还是应该人选.三是有前瞻意识,即我们编选的东西不光是为历史存照,更要着眼于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第9卷第843页―第844页).如果说,谢冕强调的是好诗主义优先的话,吴思敬突出了历史意识的重要意义.洪子诚在编后记中叶指出:“选人了一些我看来不算怎么好,但是影响确是很大的作品,作为对兼顾的体现.”程光炜与吴思敬的观点较一致,他认为:“既然是诗歌史,又不能专挑所谓的纯文学作品,如果那样,就很难说是一部信史,容易遮蔽许多应该存在的现象”(第6卷《后记》,第545页)事实上程的选本较好地贯穿了他的意图.他在导论里较多篇幅介绍了地下诗歌,“”后朦胧派与新生代诗歌的发生背景,为特定时代诗选作 了语境阐释.实际上新中国前30年的诗歌,如果把“好诗主义”放在第一位的话,恐怕没有多少值得入选的经典诗歌.事实上谢冕的50年代选本(第4卷)更多体现了历史意识,他的分类标题为“时间开始了”(第一首是郭沫若的《新华颂》),“翻身的故事”,“政治的抒情”,“战火中的歌唱”,“生活颂歌”,“时代风景”,“大跃进民歌”等,这一些都首先体现了为历史存照的意义.当然相对而言,入选诗歌大都是同类同时期诗歌中艺术性好一些的作品,但是大多数作品离“好诗主义”或纯诗的标准是有距离的.因此,我认为这一部《总系》,总体上体现了现代历史意识与现代审美意识的结合原则.这样一个原则也更加切合20世纪中国诗歌的历史品格.

20世纪的中国充满了内忧外患,文学很少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文学在20世纪之初的变革也是因为社会的陈腐,时代的幽暗,民族的危机引发变革要求的,文学与诗歌的变革总体上是与近百年现代社会的变革大体同步的.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文学与时代这样忧戚相关的现象是很少有过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诗歌总体形态特征,历史意识或意识形态的痕迹会非常突出,这或许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意识形态属性与审美悲剧感特别鲜明的一个原因.这样也成了20世纪的中国诗歌一个特别的现代性特色,这也就涉及到了我们对现当代诗歌诗选的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或艺术标准之间关系的考量问题.谢冕在50年代诗选导言里用了一大半的篇幅,阐述一体化的政治抒情诗,百花时代,新民歌.如何评价20世纪的文学与诗歌的革命历史意识,是一个不可绕开的问题.文学与革命紧密交织,成了中国近百年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其内涵丰富复杂,我们以往的研究都过于简单化.90年代以前,我们对文学的革命书写夸大拔高,过度阐释;90年代以后,较多的片面曲解、消解文学的革命性意义.这样两种倾向都影响了新世纪中国文学.我们的文学在后革命的时代,应该怎样评价以往革命的文学传统,我们的文学在当下需要建构怎样的文学理想,文学应该怎样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这是我们的文学越来越不能回避的问题.20世纪的左翼青年作家,是一群有着崇高的人生理想与文学理想的热血青年.首先,他们的人生理想与文学理想,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观的统一,呈现为一种最真诚的生命态度与情感体验(即使在今天,我们读到一些左翼经典作品时,仍会感慨不已).这种人生理想在左翼作家身上突出表现为时代召唤之下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一个无比黑暗的年代,面对内忧外患、强权欺压,专制统治,左翼作家们以青春的生命投入到革命洪流,与大众共脉搏,与民族共苦难,为真理而抗争,把自己的理想与民族的出路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回到历史情境”的考察,是很难对这样一种情感给予准确描述和理解的.其次左翼文学理想不完全就是一种阶级利益的诉求,而且有一种感人的道德力量.一个作家如果没有鲜明的道德价值立场,其文学理想也会变得无足轻重.对“真善美假恶丑”的价值判断是社会良心和正义形成的基础,左翼作家们的文学活动正是这样一种崇高道德实践.他们勇于揭露一切伪善和欺诈,勇于反抗一切专制与强权,其文学理想表现出了浩然正气和人之尊严.再次,他们的情感是与社会底层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关注底层民众是左翼作家理想表达的情感背景.他们同情关心底层人民,大众把左翼文学作为自己的代言,大众认可他们的文学立场与文学审美态度.这些都是左翼文学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实践表明,左翼文学作品在30年代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高峰的重要内容,像茅盾、沙汀、张天翼、艾芜、柔石、殷夫、叶紫、萧军、萧红、丁玲等都在这个时期写出了比他们以往更好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他们找到了自己生命情感与艺术的结合点,革命的文学理想与艺术审美表达得到了较好的统一.我们文学史对左翼文学的评价有简单化的倾向.在我们《总系》的选本中,应该说有一些忽略具有左翼色彩或大众化特征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作品的,对纯诗化的现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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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诗人与诗作的关注与选择占了绝对多数的篇幅,应该说存在对历史主义原则有所弱化的倾向.以往过多从阶级性、革命性阐释文学,近20年来又较多从审美性、日常化、现代性视角消解左翼文学,这样都没有真正接近左翼文学全貌.当然左翼文学中也有大量革命口号式的文学,这是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分割的反证.我们今天需要提倡的是左翼文学的优良传统.我们当下的文学理想的缺失并不是个简单的现实问题,它与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认识也有密切联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政治抒情诗已经是让人感到隔膜的东西了.当我们在以消解革命、颠覆崇高为时尚的今天,回过头重新审视贺敬之、郭小川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时,就自然成为一种富有价值的历史指认.可以说,政治抒情诗以自己的文学方式诠释着文学理想与审美的关系.就贺敬之与郭小川这一代诗人来说,文学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它承载的是一个时代人们的集体经验,这种经验还与进取、牺牲、奉献、忠诚等价值理念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大家一直喜欢用政治的传声筒来为政治抒情诗定性,其实也走人了另一个误区,那就是过度简化政治的概念,过度强化了那个时代文学对政治的隶属性.贺敬之等人的诗歌中所呈现出的政治具有比政治学领域更多复杂的含义,他们笔下的人生不只是一连串政治事件以及用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等来规范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而是包含政治,又表现自我,既反映集体,又隐藏个人,是时代与自我,革命道德与心灵道德打成一片的无法绝然分开的纠结体.许多作品是政治道德化、伦理化的一种文学实践活动.就建国之后近30年的整个文学创作来看,文学大都嫁接了政治理想与道德理想,文学作为社会整体价值的一种引导、选择与确立的途径被用到了极致.当然也正是由于这种不正常现象,使得文学受到政治突出关注,文学的审美表达受到过多外在束缚.我们要让文学回到正常的轨道,让文学按照时代的需求、大众的需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时代,不应该缺少关注时代主流生活的抒情诗人.在今天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传统(包括其局限)特别值得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总系》对左翼传统的诗歌,大众化诗歌、政治抒情诗的选择与评价还可以多一些历史的理解与选择;这样不至于出现把对20世纪现代中国大陆诗坛发生影响并不太大的台港诗人诗作选得过多过泛过于交叉的现象.

三是体现了学术化与经典性的结合.我们以前较少从科学性、学术化的角度思考文学史或文学选本的经典性问题.孙玉石在编后记中记下他编写20年代诗选的甘甜苦乐感受:“这卷选本,每首诗作的出处,除个别作品无法做到外,绝大多数诗作均竭力找到原载诗集和原发刊物,有的还注明后来收集时的修改情况.这些,都是为了给读者一份历史的原貌,多少增添一些本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第2卷第678页)首先,经典性是要由经得起历史检 验的科学性来保证的,没有科学性就无法全面真实地还远历史面貌.我们的老一辈学者领导并亲自参与这项浩大工程,是我们的新诗之幸,有力地保证了总系科学性品质,直接地影响了参与编辑的中青年学者,极大地提升了《总系》的学术质量.这个选本的历史条件比以往任何时期要好,图书情报资源的丰富与使用交流的便捷,是以前的选编者不具备的,它是《总系》得以编选成功的物质条件与硬件保证.朱自清先生30年代在编选第一个十年诗集时,许多都是从朋友或同事手头借来的集子或刊物,有影响的诗集大都无法收罗完全,这自然要影响诗的比较与挑选.朱自清先生在“选诗杂记”里列举自己收集到的诗人合集共有6部,个人诗集41种.期刊两种:《诗》月刊,《晨报诗隽》(周刊).姜涛的第一个十年选本没有附录选本与期刊(很遗憾,全集只有王光明在他选本的《后记》里说明了80年代有影响的诗歌选本11种,如果像朱选本一样每一集后有一个选本附录与作者简介附录就更具有科学性或学术性了).朱自清选本录入59家,408篇作品.孙玉石先生有统计,他编选的第二个十年的选本,查阅的诗集430余部,刊物报纸副刊200余种,选人作者137人,诗作349篇(应该是353篇).显然孙本挑选比例大,选诗更加严格全面.我们比较了姜涛选本与朱选本(都是20年代的选本):姜涛本选68家,共474首,所选诗家新增20人,多选作品66篇,选择的作品作家都有增加.两人所选诗篇相同的篇目共计96首,占总篇目的近四分之一.朱选本中有11人没有被姜选人,改变约六分之一.姜的选篇在数量上比朱选本扩大七分之一.孙玉石在后记中谈到,“进行新的资料的发掘和版本差异的发现,花费的功夫,远在收入该卷诗选本本身的百倍乃至千倍之上.其中,所付出的艰辛与收获的快乐,是远非区区文字所能尽述的.”洪子诚在后记中也谈及了收罗与选择台港诗的甘苦.正是这样的一种科学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保证了这部总集的经典性意识的体现.

我们还需要谈谈学术意识与诗歌经典意识的关系.虽然确定了诗选的总体标准与原则,真正落实到各个选本上,还是要靠诗选者的眼光来取舍,选诗人的学术意识更内在地决定一部诗选的经典性水平.诗歌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次重新建构经典的学术对话,这样它要体现诗选者全面的学术素养.朱自清的选本的经典性就是一个典型的证明.我们每次重读他的导言,都有新的感受.这一篇4000余字的导言,对第一个十年新诗总体流变与诗人个性的定位与评价要言不繁,切中肯綮,深远地影响了后代文学史的书写(姜涛在他选本的《后记》中有同样的感受).这个《总系》的队伍力量整齐,都是新诗研究的专家与学者,具备了较广博的文学史知识与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保证了诗选文本的定位准确,总体上经得起将来历史的检验(但是也有个别选本出现了诗作年代考证的明显错误).好的诗选,文学历史知识与社会的认知意识应该是第一位的,选家必须在诗歌历史的链条与环节上谈论或选择诗人和诗歌文本,单具备诗歌审美眼光是不够的,这就是我们所理解与强调的历史意识在经典建构与文学史书写过程中的学术性意义.当然我们的这个选本应该说是较好的做到了,像对胡适、郭沫若、周作人、李金发诗歌的选择与评价就具有代表性,这是近一些年来不被好评的诗人诗作,在《总系》中得到了恰当的定位,是有学术眼光的.还有大量新的经典意义的作品的首次选人.比如长期被文学史忽略的沦陷区诗人朱英诞的诗作大量选人,共计选人26首,就是具有学术历史眼光的.张桃洲的90年代的选本与我们常见的诗歌选本比较,有了一个新的面貌.对话语纷乱、繁复多变的90年代的诗作出判断与选择,这是一个富有难度的学术考量.当然,似乎还可以作出更大胆的取舍,集中突出具有经典性意义的诗人,舍去一些一般性成绩的诗人诗作,这在新中国以来的诗选中都有这样一个问题.艺术审美的取舍,还源于一个学者对诗歌艺术的感受与理解的智慧.新诗艺术取舍源于对新诗审美价值的艺术认同,对现代性诗歌艺术的敏感与确认.《总系》选择的诗歌作品总体上是超越了其他时期艺术水平的,发现了大量的被原来的诗歌史与文学史忽略的诗人与作品.

我们当代许多非议新诗的人,包括不少诗人学者,抱着千年不变的诗歌信条与古老的审美趣味,对新诗的出格与异样说三道四,缺少对新诗的认知与审美价值的认识,这是我们当前中国诗歌接受群体的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我们的这个选本,是对新诗成就的一个气势恢弘的展示.我们今天需要对大众进行新诗的再启蒙,对民族审美趣味来一个再改造.我们今天并不缺少对精制婉约传统诗歌艺术的欣赏者,真正缺乏的是对现代新诗理解的读者,对未来中国诗歌的开创与发展的精神动力.正如我们的社会制度变革一样,我们缺少的主要不是温良恭俭让,忠孝节悌义的古老传统,我们缺少的主要是科学自由的制度与新的现代传统,我们的社会发展不能走回头路,我们的文学与诗歌走回头路也是没有出路的.传统是我们的镜子,不是我们的范本,我们需要在借鉴传统与改造传统中继续创造新文明.

《中国新诗总系》是融合了古代诗歌精华的新诗歌,是建构我们新的现代诗歌传统的有机内容,我们当代诗歌的发展更加迫切需要新的文明与新的精神滋养.

《中国新诗总系》的出版.是我们现代文明发展与新诗发展的一份宝贵资源.因此,特别值得庆贺.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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