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责编周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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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踏进《北京文学》编辑部,是“”后期,约在1973年的元旦前夕,距今已有三十七八年,那时叫《北京文艺》,停刊后刚复刊不久.

编辑部坐落在西长安街文化局大院的深处,一幢孤零零的楼房,建筑风格显得与众不同,门楣是欧式的,房子的间隔却是和式的.昏暗的光线,迂回的过道,从地板到墙根堆满杂乱的书稿,空气中弥漫着陈年旧纸的味道,这与当年文学凋敝的境遇倒是相称.狭促的空间里摆着一张张写字台,编辑们在伏案工作.在一张稍大的写字台后面坐着周雁如.她正在和同事商量什么,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先坐下等一等.”

当一位业余作者第一次去踏文学的门槛时,心情五味杂陈.怀着对编辑部神秘的敬畏,也有点儿像进考场前的紧张,更多的则是忐忑,那是对自己文章没有底气,一种“画眉深浅入时无”的疑虑.

在此之前,我由北京沙河“五七”干校下放到丰台区农村插队劳动,在挥汗如雨地干过一个月的麦收以后,不知当地从哪儿听到“此人擅长写作”的传闻,接着是一连串的借调,由生产队借调到公社,由公社借调到区委,或许终于发现我并不适合写那些简报与总结之类的文章,又借调到区文化馆担任文学创作组组长.在“”喧嚣的环境中,这可真是闹中求静的美差.我握着一把钥匙,守着一座劫后幸存的“黄金屋”,里面摆满古今中外的“颜如玉”,充裕的闲暇时光令人大解平生之渴.如果说,少年时我在北海西岸的北京图书馆完成了中国文学的必修课,而在这间郊区图书馆里则完成了欧美文学的进修课.三年后,又被借调回人民出版社,去编辑一本农村故事集.在这期间,我与《北京文艺》开始往来.

我的工作地点在崇文门外东兴隆街的一栋木制阁楼,门外的招牌是“著作出版办公室”,楼内已是空空荡荡,想见雄文四卷的出版工作已告一段落.一时间,这里云集了一批来自北京各郊区县的业余作者.编书工作完成后,我被留下来待命.这座楼里的常客还有浩然、李学鳌、方楠等人.《北京文艺》的编辑常来这里,也曾向我约稿.画家出身的方楠描写舟山群岛渔家生活的清新文字,似乎很受编辑部的欢迎.

我与周雁如虽然初次见面,但对她的经历早有听闻.她是山东人,早年在晋冀鲁豫军区是活跃于战地火线的记者,又曾在当年的平原省主持过文学创作.她从事文学的经历年头几乎和我当时的年龄相仿.在我心目中,她犹如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先贤.当时的《北京文艺》似乎没有正式任命主编与副主编,我记得她是“领导成员之一”.

周雁如与同事商量过后,转过身来对我说：“你这么年轻呀!”

我不知怎样回答.其实,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频繁的政治运动和下放劳动虚掷了许多光阴,三十多岁才拿出第一篇小说,使我百感交集.

她看出我的局促不安,提到一位作家的名字,说：“浩然第一次来我们编辑部时,比你还年轻呢!”

我知道,浩然的处女作《喜鹊登枝》,就是经她之手发表的.不仅浩然,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一大批所谓“北京作家群”的作家,都是经由《北京文艺》送上文学之路的.她的话隐含着激励.

我放松下来,留意看去,当时的周雁如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性,身材微微发胖,长方脸庞.一双弯弯的大眼分外明亮,眼角布满细密的鱼尾纹,而目光是慈祥、清澈的.引人注目的是她蓬乱的发型,似乎总有一簇斜斜地支棱着,无意中透露出她无暇自顾的忙碌.

我将稿子交给她,由衷地请她多加指教.她说：“谢谢你支持我们的工作!”

这句话尤其令我感动,在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与编辑部之间,到底是谁支持谁啊?

我回到家里心绪焦灼不宁,对这篇稿件的自信渐渐变为怀疑.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我曾经在门头沟下放劳动时的房东大娘,从我住进她家第一天起,就把我当作她的孙子看待.她认为城里的年轻人能来山里同他们一起吃这份食不果腹的艰苦,就算不容易.有一次来了一支测量队,需要从村里雇佣一个背脚的壮工,队长一时派不出人手,我便自告奋勇担当这份苦差.测量队的知识分子竟然看不出我也属于他们的同类,老实不客气地要我背负几十公斤重的水泥标桩,去攀爬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岭和悬崖峭壁,直至人迹罕至的顶峰.我经历了命悬一线的凶险,咬牙坚持下来,兴冲冲地回到村里,却发现房东大娘的眼睛哭得红红的.她认为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知道此行的危难.听家里人说,她难过得一天没吃下饭,几次去村口张望,生怕我有什么闪失.至此我才知道,我在这座陌生山村的命运,牵连着另一颗质朴的心等在题为《山丹花》的这篇小说里,老大娘幻化为俏丽、善良又有几分泼辣的丹嫂,寄托了我对那段艰苦又明丽的生活的追忆.

说来可笑,我自幼在城市长大,农村生活是我最不熟悉的题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虽说下过乡,干过活,至多是隔雾看花.不过,相对于当时城市中混沌的政治环境,农村多少保留了些干净的人文角落,便拿来作个写作背景.我想,在高压下,在逆境中,除了舍身抗争或沉默,还有一种选择,即磨砺与积蓄,起码避免笔耕荒废.但是,这样一篇单薄而浅近的东西,编辑部能看得上吗?

好在第二天是元旦,短暂的假期在亲朋之间的迎来送往中很快度过.上班第一天早晨,突然接到编辑部打来的,话筒中传来周雁如和蔼的声音：“稿子我们看过了,我想删掉其中的二百字,其余一字不动,准备下一期刊用,这件事需要征求你的意见.”

我顿时愣了一下.从岁末送稿子的那天算起,其间相隔仅有几天假日,一篇来稿要经过初审到终审的程序,当中还难免有所周折,编辑部工作效率叫人惊叹.可以想见,在我迎来送往的假期中,周雁如和编辑部的同事对这份稿件给予比作者本人更多的关注,这样的责任心和职业精神令我肃然起敬.

从此我与《北京文艺》结下不解的友谊,《心里美》、《大路上》、《旱天雷》、《子爵号》、《青衫

湿》等一系列短篇小说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从《北京文艺》到《北京文学》,都成为我的一片主要的文学园地.

《北京文学》在它60年坎坷的历程中,几度停刊又几度复刊,其中“”期间是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作为身处首都政治旋涡的敏感刊物,不得不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寻找着平衡与妥协,并间或充当政治的工具.但是,就我与周雁如以及诸位编辑的密切接触,近切地感到,配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既非编辑们的本意,也非这份刊物的本质.恰恰相反,在私人交谈中,批评政弊,嘲讽时事,期待变革,是那段郁闷的日子当中最开心的话题,一股良知的暖流时时在编辑部涌动.

事实上,当时的《北京文艺》发表了许多刻意与“”的文艺观拉开距离的作品,虽非叛逆但决不逢迎.周雁如尤其有着强烈的文本意识,欣赏精致的结构和清新的语言,看得出是对文艺美学的执著的持守.1976年10月,“”倒台的消息,我也是在公布之前从《北京文艺》的朋友口中得知的,那时人们都以先知为快.

这以后,来自各地上门约稿的事情骤然多起来,变得应接不暇.我也结束了借调的方式,先是调到《光明日报》,几年后又调至北京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尽管忙碌,对于周雁如却从来有命必从.记得有一次她说：“你笔头快,又能跑,去写写报告文学吧!”一句话令我掉转了写作方向.先是《中年颂》,接着在全国科学大会前后的《让我们活得更年轻》、《高山与平原》、《她有多少孩子》等还有《扬眉剑出鞘》等报告文学,都在很短的时间段内相继发表.

前辈评论家陈荒煤先生看了我的报告文学《痴情》和早期的小说以后,在我的一本文集序言中认为,我的写作空间应向小说发展.而我却选择报告文学,沿着这条既吃力又处于文学边缘的路走下去,义无反顾,我想这和周雁如当年对我的鼓励不无关系.

如今周雁如早已离我们而远去,借此纪念《北京文学》六十周年庆典之际,献上对她的深深怀念.

（本文选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老编辑文丛·吕堤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