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山村样本:大陆农村妇女平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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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认为妇女早已“顶起半边天”的今天,在大陆一些村庄中妇女的基本合法权益却依旧被村规民约剥夺.近十余年来,尽管有民间和的帮助和支持,但大陆农村妇女的平权之路走得并不轻松.

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

在民间NGO介入之前,这里一直延续着河南省登封市的古老习俗：生了男孩,胎盘埋在院子中间,寓意他长大以后要顶立门户；生了女孩,将胎盘埋在厕所旁边,因为她早晚都要出嫁.如果谁家把女孩的胎盘埋在院子中间,就会压住这一家的“运气”,以后也无法生出男孩,即使生出男孩也会多灾多难.

为了能让院子中间的那块空地有“用武之地”,村里的女人们往往会坚持“一直生到儿子”为止；实在不行,“买孩子”也要给家里添个儿子,只为能在村里抬头做人.

现任周山村“计生专干”的周改云,一开始接到让其担任“计生专干”的通知,根本不愿意做.“我就是纯女户出身,知道做女人的苦,怎么能让别人不要生?”周改云说.

这种情况直到近十余年才逐渐有所改观.在民间NGO组织和党校有关专家的持续帮助下,周山村部分妇女成立了自己的“妇女草根组织”,唤醒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妇女组织成员通过参与修订具有明确性别平等内容的村规民约,为全村妇女争取到了在本村落户、分得口粮款等合法权益.

时至今日,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性别平等内容写入村规民约的村庄,周山村已经成为“妇女平权”的范本,被大陆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在党校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李慧英看来,周山村这种社会组织的渗透方式,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是一种好的模式,却难以在全国普及复制.相反,周山村所制定的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其文本却是容易“翻版复制”的,并能在全国大范围普及.

但作为第一个修改村规民约的村庄,如果没有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作为前提,妇女通过修改村规民约来争取利益也是难以实现的,村中仍会有类似于“祠堂改革”中断、村妇女干部被排挤的大小波折.

“祠堂改革”风波

一场备受关注的“祠堂改革”,原本想要一改“祭祀男性祖先、传续男性家谱”的传统,迎来“女孩人家谱、妇女人祠堂、倡导性别平等新家风”,却还未来得及见诸报端,即被“扼杀”.

2014年“世界农村妇女日”前夕,香港乐施会与合作伙伴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在9月底组织“媒体倡导会”,邀请多家海内外媒体赴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考察“祠堂改革”.

然而,周氏祠堂的主要投资者在知晓祠堂的“新变革”策划后,坚决反对：“不要让乱七八糟的人进到我的祖宗圣地”.最终,这一“倡导会”中的最大亮点,在启动仪式的前一天,当着众多媒体的面被临时取消.

这场夭折的‘祠堂改革”源于一次谈话.

当梁军知道周山村已经建成了_一座“周氏祠堂”时,她找到负责祠堂建设的村干部周怀亮：“你这不是跟我唱反调吗?”梁军,是一家妇女NGO组织――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从2002年开始和周山村接触,推动以“妇女赋权”为主旨的项目,如今已经12年.

传统祠堂主要用于祭祖、续家谱.而续家谱本身就是一种强调“生男偏好”的活动：传统所谓续家谱,是按照男性传承的规则,已有的儿孙,甚至还没有出生的儿孙都要写上去；女儿则不行.没有儿子就意味着家谱中断,哪怕生了很多女儿也是“绝户头”,因此强调了“生男”意愿.

建祠堂就是“唱反调”,让村干部周怀亮有点发懵.周姓,是占周山村70%人口的大姓,建祠堂的动因,不过就是想建一个外地周姓人回村祭祖的地方.配合着当时国内正在火热的“祭祖”风,怀亮压根儿没想到建祠堂是个破坏妇女平等的“复辟”之举.

木已成舟,梁军提出希望让祠堂产生“正面引导”的意义.村干部怀亮也特别积极配合.怀亮效率很高,他请了周姓七男七女、一共14名代表,与梁军一起,商量如何推动“祠堂改革”.

周山村的习俗是,怀孕的、流产的、坐月子的、丧偶的妇女都不能进入祠堂的,进去就是不吉利.梁军认为,除了这些传统习俗要改掉之外,还应为“家风”增添新的内容.

随后,在讨论的现场就提出了“男到女家落户”“反对胎儿鉴定”“妇女参政”等说法,最终经所有人选择,周氏新家风定为：“爱国爱家、男女平等、诚实守信、尊老爱幼、互助友善、文明节俭、保护环境”.

但事实上,在“祠堂改革”筹备的过程中,就有一些村里村外的周姓人反对,大股东发话后,反对声也应声而起.原本积极性颇高的村干部怀亮也在反对声势中不再坚持.

“这事情本身也集中了村庄的复杂状况,很有意思.”梁军认为,推进乡村变革要顺势而为,不强求.于是,“祠堂改革”也就此紧急刹车,偃旗息鼓.

周山女人

周山村的三百多户人家分散在沟沟坎坎里.那时,周山村妇女既要做农活,又要照顾家里老小,除非有迫切的需要,妇女间少有闲情“串门”.香港乐施会的钟丽珊,至今仍记得当年妇女们拉着自己的手,有话想说又不知如何开口的样子.

2004年,受香港乐施会资助,“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正式成立.协会这样的“妇女草根组织”,在增加妇女经济收入的同时,增强农村妇女自主和自我发展能力,透过建立协会,凝聚妇女,壮大声音,促进其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如今,协会已经成为村中妇女代表的代名词.妇女意识觉醒的成员们,开始以协会为基地,积极争取妇女权益.

作为计生专干,改云是衔接民间NGO与村委会的沟通桥梁.

事实上,尽管是个“村干部”,在此之前,作为一个“女人’,周改云在周山村吃了不少苦.

周改云家一共姊妹五个,没有男孩.

在周山村,在葬礼上打幡,也象征着对“继承权”的宣示,因此打幡者都是这家的儿子.如果这家没有儿子,一般就会从亲属处“过继”一个儿子打幡. 1989年,周改云父亲葬礼.有本家亲属说,周改云作为女人,也没有“招女婿”（入赘）,因此没有资格为其父打幡,要把自己的儿子过继过去代替周改云.周改云没有同意,强硬地为父亲打了幡.事后,她被亲戚联合母亲在大雨天撵出了家门.周改云哭着连夜离开家,借住在村里的一处破窑洞里.

一年后,周改云回家的契机同样源于丧礼.周改云姐夫出车祸丧生,周改云再一次顶住来自亲戚的压力把事情办妥,让周改云母亲明白了闺女不是“外人”.

回来的程序是繁琐的,除了将周改云一家的户口迁回村,周改云母亲还请了族里人、村干部、生产队长吃饭,立下字据,周改云才算是回家.

改云被赶出家门后,曾在生下儿子时放声大哭：“如果生的是一个女孩,我坚决送人,不能让她和我一样受欺负.”

加入协会的妇女们,或多或少都有着周改云类似的经历.

景秀英在23岁时母亲去世,因为是没结婚的老闺女,被称为“毛头女”,送殡不允许送到坟上.秀英“没遍数”地哭着要去,却被姐姐抱住,最终没能成行.

王云出生时,因为是个女孩,曾被父亲扔在山坡上,在外哭了三天,才被接了回去.有这样经历的王云,在自己做母亲时,却坚持要生男孩,接连生了四个女孩后,王云从外面抱养了一个男孩回家.

景秀芳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家庭困难的时期,重男轻女的丈夫一度让家里的大女儿停了学业,专心供儿子读书.尽管家中条件好转之后,大女儿重新上学,这件事仍然成为秀芳―旦回想就红了眼眶的伤痛.

女娶男

2008年11月,周山村的郝玉枝家办了一场名动全村的“女娶男”婚礼.婚礼当天,三百多名观礼人把藏身在山坡中的玉枝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屋外窄窄的土路上都围满了人.

在此之前,周山村“招女婿”仪式与“娶媳妇”的本质相同,遵循着“男娶女”的老例：新郎在婚礼的前一天住岳父家,新娘则住到婆家.等到婚礼当天,由新郎从岳父家出发把新娘“娶”回来.

这场婚礼来自于当时周山村村支书景占营的策划.2008年i0月,经民间NGO组织引荐,景占营参加党校关于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培训.这场培训持续了五天,内容涉及到农村生育观念的分析、婚丧嫁娶的习俗应该有所改变,以及修订村规民约可以有效改善农村性别比失调问题等.

景占营主动请缨,申请成为党校“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的首批试点,也因此决定了两件事.第一,在村里办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女娶男”婚礼,打出“第一响”；第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修改村规民约.

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协会成员玉枝――家有豫女的“纯女户”,被选为举办“女娶男”婚礼的第一人.

景占营提出为即将成婚的玉枝家大女儿,提供完全免费而且排场轰轰烈烈的婚礼.对于玉枝家来说,“女娶男”让男方觉得难以接受.玉枝的劝说工作非常淳朴：“如果不是有村里的支持,我们哪能有这样风光的婚礼”.

最终,玉枝的女儿在婚礼上坐着“婚车”从娘家出发去把新郎“娶”回了家,由村支书亲自证婚,镇计生委也送来了“吉日良辰迎佳婿,男到女家树新风”的匾额.在婚礼礼台两边,两大幅对联写着：“男尊女,女尊男,男女平等；男娶女,女娶男,两样都行”.协会会长秀芳第一次登上礼台,对村民们说：“周山村几十年、几百年都没见过这样的婚礼,生女孩照样能为父母争光!”

在景占营的行动之前,妇女手工艺协会还是一个单干的“妇女组织”,而这一次后,周山村的“妇女平权”运动开始添加了“村两委”（村委会、村监委会）的推动力量.在玉枝家的婚礼后,村里此后还有三个家庭举办了“女娶男”式的婚礼.

参与修改新村规

2003年,周山村开始实行退耕还林,2006年土地流转给登封嵩基集团,土地山林全部交给企业经营,由企业发给村民工资（粮款）,人均800元/年.此后,全村人不再耕种土地.

因此,在2007年,如何分配粮款就成为周山村村务管理中十分敏感的话题――如何界定“村民”、如何界定“资格”.在当年制定的“兑现粮款原则十三条”中,明文规定“妇女婚后户口未迁出者,不论时间长短一律不给粮款”；而离婚后回村居住的妇女,村民认为“早晚还要嫁人”,也不能算作本村村民.

2008年被纳入党校“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试点后,又加上几场“女娶男”婚礼仪式、“性别平等”培训的前期铺垫,“周山村村规民约修订研讨会”于2009年3月举办.

妇女手工艺协会成员秀芳是唯一作为特邀妇女代表参与会议的.修订新的村规民约当天,全村50多名村民代表、党员、村民组长和“村两委”以及妇女代表一起共同修订新约.

“第一次感受到当家做主的感觉”,秀芳回忆当天的情形时说,“我想自己既然是‘特邀妇女代表’,就应该代表妇女说话,把一切不平等的（条款）都说出来.于是我就只管大胆地提.我提出了‘男女婚居自由’‘离婚或丧偶妇女应该享受村民待遇’等意见,后来都一条条写进了村规民约.”

2009年3月12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程序,《周山村村规民约》（草案）经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大会共有70多名村民代表参加,其中手工艺协会的12位成员作为特邀妇女代表参加.

在大会当天,出身于周山村“纯女户”的女大学生村官周蓓晓负责宣读修订草案,让参会代表逐条审议、逐条表决.到了表决的时候,出乎蓓晓的意料,所有关于性别平等的条款,包括真正触及村民利益,影响口粮款分配的“纯女户、有儿有女户的子女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都获得了全体代表举手通过.

2012年明,周山村召开第二次修订村规民约大会.此次修订,还将离婚妇女回村的村民待遇也一并补人民约中.

女儿女婿要落户

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在“妇女赋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村庄,仍在众多细微处体现着矛盾与反复.第一次修改民约后,民约对于村民来说更像是“一张纸”,村代表的表决流于过场. 直到出现了“王亮事件”.周山村村民王亮,有一儿两女,两女儿均已出嫁.儿子在2003年外出打工被黑窑厂绑架,四年没有消息.村民组根据王家的情况,同意其大女儿和女婿迁回娘家落户,同时享受分配口粮款的待遇.可是在2009年民约修改之后,王亮的儿子从黑窑厂逃回家,接着娶妻成家.如此一来,就有部分村民提出女儿女婿要迁回原住地.全组40多户,支持王亮家女儿女婿留下的,只有四票.

“你知道保留王亮女儿女婿在周山村户口,村组里每人减少的口粮款是多少钱吗?”梁军笑着说,“每个人少分两块三毛五.村里的人争的不是利益,就是观念.这里面还有一个村委会的干部带头闹事”.

这一场风波直接闹到了镇政府.但镇政府以及周山村两委坚决支持依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办事,一场“反抗”之风持续了两个月.

针对村中最激烈的反对力量,梁军对着一屋子男人做了一场培训.其中一个男人一边抽着烟一边问梁军：“你还想让俺一步退回到母系社会?”梁军笑着回问：“我哪里这样要求了?”这场培训,梁军避开了敏感话题,没有提王亮的事隋如何处理,主要讲生女、养老、性别比失衡等题目,试图在观念培训上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周山村村干部的解决之道是“曲线救国”,先不急着对王亮家的事情做处理,而是在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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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表演的内容由村民自己编排,内容都与村规民约条款有关.手工艺协会的成员对这一次宣传也十分积极,编了快板、三句半、小合唱三个节目上台表演.

在筹办演出的过程中,有村干部对参演的协会妇女说：“有几个人年龄大了不好看,让她们站到后面去!让年轻的、长得好看的、穿得漂亮的站在前排.”甚至逼着一个“长得不好看的”演员,直接气哭了协会成员,有人差点罢演.

在镇政府、村两委、NGO以及誓师大会之后,王亮家的事情最终得以解决,为王亮的女儿女婿落实了待遇.村中其他生产队有类似“王亮”情况的,都在等着“王亮事件”的处理结果.结果一出,也就“跟风”解决落实了当事人的户口.

新的村规民约开始慢慢发挥实际效应.现在周山村的村民遇到问题会先查村规民约,逐条对照,按条例解决.妇女参政不容易

梁军对周山村很有信心,现在的周山村,即使没有民间NGO的参与,其妇女意识已经觉醒,不会出现“一朝退回解放前”的情况.

“王亮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梁军曾感到“要变天了”.她与协会的成员们说：“有可能你们会被从这个大院赶出去,要提前做好准备”.

妇女手工艺协会的地点位于村中一个被废弃的小学大院,二层建筑,楼上整层是协会的活动范围,楼下除了一间是协会的厨房,另外是村委会的会议室、老年课堂、图书室等.

当时协会的妇女们态度很坚决：“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分派到各家,照样做,不集体生产,按照小组做”.

挺过风波的手T艺协会,在2011年底,显示出了更大的决心.

2011年底,周山“村两委”换届选举.协会成员在做绣花拖鞋的时候,也顺便讨论了选举的事情,认为村里平时的重大决策都没有妇女声音,要争取一个妇女利益的“代言人’.

协会成员都动员会长秀芳参加村监委会的竞选.在大伙“这不是个人的事,是妇女的事”的鼓动下,秀芳鼓起勇气决定参选.

整个协会的成员想尽各种办法为秀芳拉票,逢人就拉着说秀芳人多么公正无私.最终,秀芳成功当选了村监委会主任,手下管着两名监委会成员.监委会起着监督村财务、政务和落实村规民约的作用,村委的支出,无论大小,都要经过监委会三个人的审核和签字.

最终,除了秀芳,同为协会成员的周改云也在2011年的换届中成功连任村计生专干.另一名成员冯瑞芬则成功连任村妇女主任.

但妇女们争取“平等”的路并没有在“村两委”选举之后就一帆风顺.

一位新上任的村委干部,上任后就想提出由协会自己承担协会在大院所产生的用电费用,不承担就要拉闸：“你们也是个生产组织嘛,自己付,不要用村里的钱”.

对于协会来说这笔钱难以支付,秀芳们自发争取：“我们承担了村里多少事,外面来人都是我们接待,我们实际上是周山村的一个窗口”.最终是由村委里另一位副主任批复不需协会承担电费,才解决了争议.

女儿打幡摔老盆

尽管周改云在2011年选举后继续担任计生专干,但“村干部”的身份在此之前并没有为周改云争取权益带来多大便利.

“王亮事件”期间,等待风向的还有改云的妹妹周改凤.

曾经周改云在雨夜被母亲赶走,尝尽人情冷暖.同村后的周改云后来又面临母亲瘫痪的困境.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母亲的周改云难以面面俱到,于是提出把嫁出去的妹妹改凤也叫回村.这一次是整个生产队的反对.回村的改凤为了争取落户,一争就争了十几年.

“村里村民的义务我都尽了,各种的税费我都交,为什么不给我落户?”改凤说,“村里男的娶媳妇顺理成章,外嫁女回来就要40户人家挨家签字同意才能落户”.

“王亮事件”后,有了先例,改凤的户口才算是落实.

2012年,周改云母亲过世.周山“村两委”经过修订村规民约,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主动提出为周改云母亲举办追悼会,改变旧的丧葬习俗.追悼会由村支书董银川主持,村主任周战伟致追悼词.葬礼上,周改云为母亲主持出殡、打幡；改凤摔老盆,挑战女儿不能打幡、摔老盆的传统.

协会全体成员都去帮忙,秀芳代表手工艺协会在葬礼上宣读了推进葬俗改革的倡议书,号召全体村民在丧葬礼仪中改掉重男轻女的习俗,提倡对老人“厚养薄葬”.葬礼的目的,为宣传“女儿同样可以养老送终”.村里的一个老太太说：“这件事一办,改凤夫妻就能在村里站住脚了,没人能说啥了”.

有趣的是,这场葬礼仪式的发起者,就是上文中曾要对协会“拉闸”的村干部,上任后,他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

并非所有的“改革”结局都很美好.梁军提到,“农村的状态非常复杂,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妇女手工艺协会成员谢春芳,是一个外来媳妇.在“妇女参政”的潮流中,春芳被选为所在生产队的生产队长.干了三年,春芳还是没能顶住队里反对的声音,“有人故意找茬”,最终她辞了职务.

在周山村举办“媒体倡导会”,试图进行“祠堂改革”失败后,协会的妇女们也发表了意见：“本来多好的事情呢.他们的祖先一直在那儿荒废着,如果媒体真能报道,还真是争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