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与边缘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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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解放区,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影响极大,前者对后者的改造是革命启蒙思想对五四文化启蒙思想的改造,这一改造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进行的.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贯穿东北新文学和伪满时期文学的五四精神已经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由五四启蒙过渡到延安新启蒙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延安时期的新启蒙是对五四启蒙的继承和发展,对五四启蒙有着成熟的改造经验,并且拥有延安文艺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这些都为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准备了条件.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中,主要采取了改造旧部、扶植新军以及榜样示范等方法.

一、改造旧部：由“伪满作家”引发的对东北地域作家的改造

光复后的东北文坛,新作家、新作品不断涌现的同时,文学批评也活跃起来.这些批评文章有针对文坛不良现象的,如华民的《光复与文人》；有针对文学作品的,如对《血族》的批评等.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45年《东北文学》上关于“伪满作家”的争论,这是一场关于伪满文学性质以及沦陷区作家属性的论争,也是光复后文艺界第一次有影响的文艺论争.

论争是由要望在《光明日报》“星火栏”发表的一篇文章《我读了东北文学》引发的.文章中要望对但娣的小说《血族》从作家和作品两个方面进行了批评.在作品方面,要望认为小说《血族》含有“奴化思想”,因为作品中的人物“哥哥”羡慕日本人家的鸡肥大,并在作品中使用了“日满协和语”.要望批判作品“眼瞎被毒害得太厉害,拿着奴化思想来欺骗读者”.在对作家方面,则认为女作家但娣是“伪满作家”.这篇文章中对于作品部分的批评作者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属于文学论争的范畴,可是对“伪满作家”的名号,但娣作出了强烈的反抗.在《东北文学》新年号上,但娣发表了《关于奴化思想和伪满作家――质之于要望先生》一文,回答并反驳了要望对《血族》的两方面批评.但娣先解释了作品的创作背景是伪满时期,这时因政治环境是不能在作品中过于深刻地露出反抗的意味来,但是在《血族》中这种反日的思想是完全可以看出的,这样写是为了反映真实的事情并不是奴化的思想.至于哥哥羡慕日本人的鸡,这样的描写是和后面自己家的鸡比较来写的,是为了写日本人在东北对中国人的剥削.关于对判定自己为“伪满女作家”,但娣认为自己在伪满时日本人都认为根本不够称为“满洲作家”,况且伪满作家“要根据我的作品来定的,而我的作品是不是伪满的东西,却又要依据我作品的内容而定的等而只因作家在伪满的报纸发过文章,却不看具体内容就认定是伪满作家,这恐怕有些不合公理吧”.

除了但娣的文章外,还有一些作家著文对要望的“伪满作家”的提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金华的《不是篇――质之于要望先生》一文是这些文章中态度较激进,语气较严厉的一篇.文章中,金华从“批判家不是刽子手”“读文章不是弄义气”“写文章不是拍电影画卡通”以及“批评不是添削或改”四个部分入手,对要望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金华认为光复后文学批评的出现是好现象,但是文学批判的标准不正确,“我们的批评家已经不论作品而论作者,已经不论作者的作品而论作者的什么什么‘伪’了,我们的批判家以及由文学的立场升堂入室到捏造汉奸之流的新‘特务’的立场去了”,金华认为批评家针对的应该是作品而不应是对作者的人身攻击.金华的文章通篇运用杂文的笔法,用词犀利,极尽讽刺之意味.虽是批评文章,但是面对的是同一文学阵营的评论者还是显得语气过重,在批评要望“弄义气”的同时自己也过于“弄义气”了.晓戈的《有感一题》也对要望批评《血族》提出了异议.晓戈首先从读者的角度肯定了《东北文学》的重要性,认为“《东北文学》是震动这光复后东北文坛的第一炮,它是负有东北文化振兴的一翼而诞生的”.对于小说《血族》,晓戈以读者的身份对要望的误读进行了反驳,其观点与但娣大体相同.在这些反驳文章中,比较理性和中肯的当数吴谓在这一期的《东北文学》上也发表了《所谓伪满作家》.在这批小文中吴谓认为要望发明的新词“伪满作家”对于但娣不合适,并对“伪满作家”的提法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对于但娣,称其为伪满时代的作家不合理,因为女作家现在还在创作；称为专属伪满政府的作家,又显得太荒唐；若称为协力于伪满政府的作家,但娣不是汉奸文人,又太冤屈.所以,“伪满作家”的提法不当.关于对作家的批评,吴谓给出了建议,对于经历过伪满洲国的作家,即使有过写拍马文章的经历“也应该理解他们所站的地位和环境,而不苛责他们,我们只应该以热情的期待,要求他们以后给我们读到真有灵魂的作品,要求他们为这深涧中的（既已光复,就不应该用此字样,但看到眼前的内乱,实处于自然）大众,呼喊几声,以唤起为政者们的觉醒”.吴谓的文章尽管也是以反驳为主,但是对“伪满作家”的解释和分析相对得当,并在文中提出了对经历过伪满时期的作家的应有态度.他的文章可以看作对“伪满作家”的这次争论的一个总结.

《东北文学》上的这场关于“伪满作家”的论争与《文化报》论争的开端非常相像,都是由一方的一篇文章引发的对某一个问题的争论,如《生活报》的《今古王通》之于《光明日报》的《我读了东北文学》.而在对问题的讨论开始后,问题提出者却销声匿迹了.关于“伪满作家”的争论结果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最后不了了之.但是这一概念却留存下来,并引发了后来解放区对“伪满作家”的改造.值得注意的是,在论争中已经开始显现出文学政治化的倾向.1948年袁犀（李克异）发表了《网和地和鱼》,随后便受到以周立波为代表的党员作家的严厉批判,继而在“文工会”上散发了一份所谓的“伪满作家”名单,袁犀、山丁、秋萤、田兵、朱、陈陧等人都在其上.这是继要望提出“伪满作家”后,解放区文艺界第一次借用这一称号.

对“伪满作家”的改造,开始于东北解放初期的新文化运动.萧军的《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中就曾提出“改造旧部”,这“旧部”就是指有伪满洲国生活经历的作家.萧军在文中说：“这些人的或笔,过去可能是为反对人民而使用的,为麻痹、堕落、奴化等人民而使用的,在今天,如果他们诚心诚意要为人民而使用他们底技术,这应该欢迎.而且应该以大力来帮助这些战友们获得他们底新生,也要使他们成为终生为人民服务的新型英雄主义者或英雄们”.这里,萧军虽称这些作家为“旧部”,但却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他们的过去,并没有歧视他们而是将其看成“战友”,这既表现出萧军对东北作家的理解同时也代表着东北解放初期文艺界对东北地域作家的宽容.对待同一问题,金人在《东北文艺》1卷2规的《和群众结合起来》中也提出,“要竭尽力量帮助旧戏、落子、大鼓书及其旧艺人改造”.此外,张如心、张松如、陈先舟、周立波等人都提出过对旧作家、旧艺人和旧文学的改造.在这些作家、艺术家的倡导下,东北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土地还家”和“艺术还家”的口号,著名的“新秧歌剧”运动就是“艺术还家”运动的开端. 在对东北本土的所谓“旧作家”和旧知识分子改造中,“新文学作家对新文学存在与发展道路的认知和判断也不尽相同”.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曾经出现过对知识分子改造的错误认识.一些文艺工作者将伪满文学不加区分,一律归为“汉奸文学”,由“‘文艺服务于政治’的概念出发形成的思维定式,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全盘否定一笔抹杀：如‘东北沦陷区的作家与异族强权政治结为一体,并为其服务的’”.将“伪满作家”定为汉奸作家,继而进行打击,甚至对出身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学生知识分子也一样对待,引起了东北知识界的混乱.这一时期东北本土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受到了打击,作品数量大减,各类刊物报纸上刊载的文章,主要来自延安作家和其他解放区作家之手.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和行为,东北局在1948年1月15日及时下发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必须依据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来争取、教育、改造、引导知识分子.要“引导他们前进,引导他们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重视他们在革命中及其各种工作中的作用”.“决定”指出对改造知识分子不应盲目根据出身成分来划定,批评了党内文艺界对待知识分子的简单“洗刷”行为,强调“洗刷”只能对那些无法改造的人使用.为了争取和团结广大党外知识分子,1948年7月3日,发出《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明确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的重大任务.这两个文件重申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纠正了对知识分子改造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将解放区对作家的改造拉回到正确的轨道.

二、扶植新军：培养东北解放区文学人才

对东北本土沦陷区旧作家进行改造的同时,解放区文艺界也非常重视在东北培养扶植青年文学人才,即所谓的“新军”.对于“旧部’有改造价值的要将其变成战友使其为人民服务,不能改造的要“洗刷”出文艺队伍.东北局在《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中除纠正一些错误倾向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通过对东北“旧部”的改造和对“新军”的扶植,逐渐净化东北地域作家队伍,实现东北地域文学向解放区文学的过渡.

在培养文学人才壮大文艺队伍方面,主要是通过创办学校来实现的.1946年由萧军任院长的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在佳木斯成立,当时学院共设有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系.因萧军和鲁迅文艺学院的影响,当时前来报考文艺学院的东北学生非常多.山丁就曾亲自写信向萧军推荐自己的学生报考,其中“靳韬光、杨春荣、张景仪等都成为了50至70年代党的骨干力量”和中国文化界的中坚力量.在东北期间,鲁迅文艺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除了鲁迅文艺学院,东北局还在安东设立了白山艺术学校,学校的设置与鲁迅文艺学院相近,也是以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为主.

不仅依靠办学校来培养文艺人才,进行短期培训和业余培训也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东北解放后成立了以东北文工一团、文工二团等为主的数十个文艺团体,舒群就是东北文工一团的团长.这些团体为文艺创作和演出的需要经常举办培训班和业余学校,由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来主讲.这种培训方式虽然不如学校学习系统,但是因为团员有着实际的创作和演出经验,所以学习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好于学校培养.在东北解放区,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的文艺人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对青年文艺人才的培养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业余培训,当时都是以延安带来的革命启蒙思想为主,以《讲话》精神为指导,体现了延安文艺和东北文艺思想的一致性.

三、榜样示范：以解放区优秀作家和作品为样板

将优秀的文学作品树立为解放区文学的榜样,是对东北地域文学改造的又一措施.这一时期东北解放区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土地改革、支援解放战争,在“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指引下,一大批来自延安等解放区的作家依照《讲话》精神,创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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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解放后,一大批全国知名的作家、艺术家都汇集到这里,如萧军、丁玲、田汉、洪深、周立波、宋之的、刘白羽、许广平、塞克、草明、雷加、师田手、金人、陈学昭、戈宝权、李尔重、罗烽、舒群、白朗、马加、黄钢、张庚、周洁夫、华山、公木、严文井、张松如、安波、柳青、华君武、古之、韶华、杨耳、吴伯箫、王大化等作家、诗人、画家和戏剧家.他们以《东北日报》、《东北文艺》、《东北文学》和《东北文化》等报刊为文学阵地,创作发表了大批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诗集.其中小说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种谷记》,草明的《原动力》《今天》,马加的《江山村十日》,杨耳的《国事痛》,罗烽的《满洲的囚徒》,范政的《夏红秋》,西虹的《在零下四十度》,刘白羽的《战火纷飞》,周洁夫的《铁的连队》,吴伯箫的《黑红点》,陈学昭的《新柜中缘》等；散文有刘白羽的《环行东北》,陈学昭的《漫步解放区》等；戏剧有萧军的《武王伐纣》,马建翎的《血泪仇》等,这些作品反映出东北解放区文学的巨大成就.在这样的创作氛围中,受著名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东北地域文学的作家但娣、蓝苓、田兵、朱、李双异、陈、山丁等按照解放区的创作主题创作了大量作品,如李克异的《狱中记》《网和地和鱼》《马的历史》,陈的《歪歪屯的春天》等小说,山丁的《在聂耳的歌声里前进》和《一个医生的经历》等通讯.

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对东北地域文学的影响和改造不仅仅是做简单的示范,而是通过正面的榜样作用和负面的榜样作用的合力完成的.正反榜样作用的产生不是改造者主观上安排的,而是客观实际造成的.不同的榜样又产生不同的效果,作为可以成为正面榜样的作品,其作品主题鲜明、创作方法明确、艺术手法高超,各个方面都是东北地域文学乃至整个解放区文学学习的榜样.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草明的《原动力》、白朗的《棺材里的秘密》、周洁夫的《好战士》等,这些作品或反映土改斗争生活,或正面描写解放战争场面,或歌颂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作品中值得学习的东西非常多,这也是优秀作家作品对东北地域文学影响的主体价值.另一方面,负面榜样的作用也对这种改造起到辅助作用. 负面榜样的作用通过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的方式体现,通过论争指出东北地域文学的缺点和不足,既有利于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又为解放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并非全然合理的标杆和领导意志.周立波对《网和地和鱼》《一双黑溜溜的眼睛》等小说的批判就是以土改作家代言人的身份,用《暴风骤雨》作为评价的标准来衡量的.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沦陷区进步作家的改造,另一方面也通过对作品的主体、内容和艺术的批评达到了对东北地域文学乃至整个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改造目的.这种批评论争不仅发生在“伪满作家”身上,有时也发生在延安来的东北籍作家的作品上,如对范政的《夏红秋》的论争和对严文井的《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的论争.这些作家虽然不属于“伪满作家”,但是他们属于东北籍作家,虽然他们的创作属于延安文学范畴,但是其作品中包含着东北文化的因子,描写的是东北人民,所以对其作品的批评不是单一的文学批评,其中也包含对东北地域文学改造的味道.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示范,解放区文学得以完成对东北地域文学改造过程中“怎样写”的任务.

四、文学论争：对《文化报》文学的改造

将《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划入到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主要是因为《文化报》文学和东北地域文学关系密切,二者既相似又有区别.《文化报》的文学作品许多都属东北地域文学,《文化报》所宣扬的文化启蒙思想和东北地域文学的精神传统一样都源于五四.

东北地域文学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学,在整个现代文学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有两个：一个是蕴涵其中的五四精神传统,一个是东北地域文学的乡土性.这种受五四精神影响的乡土文学,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等因素与五四运动中的乡土文学不尽相同.尽管二者都提倡现实主义,但东北乡土文学却既不仅仅是“为人生”服务,也不仅仅是为了揭露国民陋习而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虽然反封建的任务尚未结束,但反日救亡已成为了它真正的使命.乡土文学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反对建立“满洲殖民文学”,所以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计划性.伪满时期东北乡土文学及其相关的论争,“拨正了一度迷惘的东北沦陷区文学发展的航向,把东北沦陷区文学引导到现实主义方向上来”.沦陷区时期东北地域文学之所以没有被日本“殖民文学”所奴化,与山丁等人对东北乡土文学的提倡有重要的关系.

《文化报》同东北地域文学一样具有与其相近的主体特征,虽有区别但大体相同.萧军创办《文化报》的宗旨就是为推广新文化运动并宣传鲁迅精神,就是要进行一场新启蒙实践.在双轨道启蒙中,五四启蒙是内道核心,共通的五四精神成为了东北乡土文学和《文化报》在精神上的联系.作为一份民间性质的文艺报刊,编辑高俊武和萧军都是党外知识分子,在《文化报》投稿发表作品的作者也大都和萧军一样是非党作家或普通市民.因此,《文化报》的内容与党办刊物相比,无论在政治觉悟上还是新闻时效性上都有所落后,这是由其报刊性质以及编者和供稿者的政治身份决定的.《文化报》复刊后,由于《生活报》拉拢和禁止党员作家为《文化报》投稿,《文化报》的稿源变得十分紧张.萧军不得不自己变换“驱遣着十五六个笔名,写下大量的社论和杂感随笔”,来支撑报刊不至于因稿源枯竭停刊.不仅萧军不得不大量为报刊写稿,就连萧军的妻子王德芬也要经常为《文化报》翻译寓言、写些儿歌等来维系报刊的正常运行.在这种困境下,东北本土地域文学作家的稿件对于《文化报》来说无异于是雪中送炭,不光解决了稿件紧张问题,东北地域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还暗合了《文化报》的要求.萧军的作品本身就是乡土文学,有谁能把《跋涉》《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等作品看成是中原背景下的“问题小说”呢?这些东北地域文学作家,如李克异、关沫南、陈、李又然、吴晓邦、李庐湘、冷岩、姜醒民、蒋锡金等几乎都是东北籍并大都是萧军的友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随笔几乎都是东北乡土文学或带有东北乡土文学的烙印.《：文化报》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了东北乡土文学在东北解放后的文学阵地.

《文化报》文学之于东北乡土文学,虽有相近之处亦有不同之分.毕竟萧军经历过延安思想改造,其思想不再是单纯地受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影响,思想对萧军也有较大的引导作用,这种双核心的思想决定了萧军的价值观和文艺观.所以他在《文化报》上进行的启蒙不只是文化启蒙,同时也在进行着革命启蒙,这从报纸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纲”“中国革命运动大事年表”等栏目可以清楚看出.同是乡土文学,《文化报》的作品较伪满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品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为反对殖民文学而存在,而成为反映东北地域民俗、歌颂东北人民土地革命的文学存在.然而无论二者怎样向解放区文学靠拢都很难符合《生活报》的革命文学标准,为了将东北地域文学纳入到延安文艺体制之内就必须对东北乡土文学进行改造,而《文化报》刊载乡土文学本身就与党改造东北地域文学的方针相背离.说到底,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就是延安革命启蒙思想对五四思想的改造,两报的论争就是两种思想的斗争.表面是一些具体文学问题的论争,而实际却是用什么思想指导创作的问题.在解放区文学改造、整合东北地域文学的过程中,对《文化报》的批判无疑起到了改造东北地域文学的作用,但是这一作用最早却并非改造者主观预想的.起初批判《文化报》只是为了同萧军争夺文化领导权和文艺阵地,而这个文艺阵地恰恰是乡土文学和延安文学都需要的.对《文化报》批判的肇始目的并不是为打击乡土文学,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改造东北地域文学的作用,导致乡土文学失去了一个重要文学阵地,实现了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

结语

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是两种文学发生碰撞后的一种必然现象.其改造的方法主要是作家改造、作品示范、文学论争和培养人才.因其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采取的是一面倒的思想改造方式,政治方向性比较强.改造重点是帮助作家们解决“写什么”和“为谁写”的问题,所以对东北地域文学改造的重点是对原东北沦陷区的作家,也就是“伪满作家”的改造.只有解决了作家的思想问题才能解决“写什么”和“为谁写”的问题,即描写解放区的新人新事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然后通过作品的示范和文学作品的批评来确定文学创作的标准和文艺批评的标准,来解决“怎样写”的问题.最后即使是作家思想改造成功了,也要后浪推前浪般用新人来代替,使之变成纯正的解放区文学.这种改造作用是明显的,从1947年开始,除了早年离开东北的东北作家群作家和从解放区来的东北籍作家外,原沦陷区的“伪满作家”中只有李克异、山丁、陈等少数几个作家还可见作品发表,其余作家的文章已很少见诸报端.对东北文学的改造虽然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掺杂在其中的某些政治因素,“左”倾宗派主义思想都沉重地打击了东北本土作家的创作热情,充分显示了主流政治话语对于民间边缘话语的强大.确切地说,东北解放区文学繁荣应该是延安文学在东北的繁荣,而不是东北地域文学的繁荣.

一类文学对另一类文学的改造总是存在改造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时效性,这中间绝不存在偶然性的因素.对东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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