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文学批评是最有偏见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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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说过一句有趣的话,“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这句话在当代中国流传甚广,关键在于“偏见”二字.可惜的是,这二字在咱们因“人心惟危”不得不“允执厥中”的中国颇不受用.尤其是近百年“辩证唯物论”盛行并极端化,凡事都务必辩证来看、客观来说,理工思维甚嚣尘上,一分为二好似切蛋糕.藉此,文学批评遂找机会凑热闹,大肆抱团取暖,彼此捧臭脚,行文四平八稳,说话不着边际,针砭杂文被挤到墙角,稍显锋利笔端之论述,动辄被打压耻笑,金圣叹、吴楚材批才子古文“偏见”之遗风,早已荡然无存.每每笔者拿起当下文学评论文章诵读之后,总掩卷而叹：莫说明清名士,纵然昔日如罗隆基、胡风之“偏见”文学批评,当今安在焉?

所幸的是,看到这本薄薄的《新文学档案：1978―2008》（以下简称《新文学档案》）之后,不由得竟让我改变了“当今安在焉”的看法.最先知道这本书,乃是只知书名,未见内容,皆因先前一位台湾朋友告知,佛光大学中文系陈信元教授将此书与陈思和、王万森、洪子诚、朱栋霖等名家的著作同列“参考书目”,且更与钱理群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道,列为“现当代文学”专业必读书.内行人一眼可知,如此抬举殊显《新文学档案》不但“精”,更“偏”具特色――笔者不禁疑惑,既“精”又“偏”,会是什么样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

待到笔者借来一读,这本不足三百页的小册子倒真是有些地方非但令人畅快淋漓,更是振聋发聩.其“偏见”之风格,倒真个不由得令心头快意袭来,让读者如当头棒喝.在此,笔者愿反弹琵琶,索性从这五个字的书名入手来谈谈个人浅见,哪怕牵强附会,也倒愿与读者诸君分享一二.

首先,《新文学档案》首当其冲便是“新”.这里的新,主要是风格新,亦与“偏见”息息相关.散文化的语调,小说家的笔法,哀婉处令人动容,幽默处令人莞尔；东扯西拉,却有关联,旁敲侧击,不失根源,笔调清新,行文雅驯.笔者深知,这种“偏见”的文笔若是在传统的文学史中,是会被一帮老头儿们大喊“要不得”的,但在《新文学档案》里,却让人不禁拍案叫绝,文章写来就是让人读的,连胡适老先生都说：文章读来舒服第一,管他要得要不得!

“风格新”,说来容易,做来却很难.上个世纪十年代王晓明、陈思和与李等人鼓吹的“重写文学史”,不外乎就想为老成守旧的文学史书写注入一点点“新风格”,结果立意虽好,操作却难,最后不得不了无声息了事.毕竟一批治当代文学史的学者、研究人员苦于受到上有“师门”、下有“兄弟”的束缚,虽然高喊“重写”,但说出来的话仍然是新瓶旧酒,最多加一点西方理论、弄几句“解构结构”,如此忽悠糊弄,谈何“风格新”?譬如对于“后现代”的照搬照抄、糊弄大众,已然成为了学界公愤.只是不同的是,在《新文学档案》里,对于“后现代”也有其评价与认识,但是该著却是立足对“当代文学”影响这一范畴,可见其立意之新.《新文学档案》这样阐释“后现代”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尽管批评、研究的实践要晚于后现代理论的传入近十年,但在詹姆逊访华之后,中国的各级作家协会、出版单位与文学研究机构还是举行了各种座谈,商谈中国文学创作形式革新的可能性.特别是经历了伤痕文学的中国的青年作家,虽然对于“后现代”知之甚少,但因为整个大环境,大家还是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变迁与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作家们深知这早已不是之前那个“一人能领导”的专制时代,如何描摹这个与西方社会相差无几的时代,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学形式去适应?

恕笔者直言,在当下批评界,“说后现代”装门面的多,“用后现代”做实事的少,“懂后现代”为己所用的则少之又少,若是晓得后现代究竟对于中国有什么影响,那么更是凤毛麟角.在这里,《新文学档案》没有去论述“后现代”一二三四,而是画龙点睛地直接指出“后现代”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如何描摹这个与西方社会相差无几的时代”,即“该用什么样文学形式去适应”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中国社会?

其次,《新文学档案》贵在重新定义“文学”.以前我们说文学,研究对象不外乎作家、作品、流派与事件,但现在在《新文学档案》里,出版、影视、娱乐、文化与政策,一概全部被列为文学的考察对象.这种“偏见”的立意,只是不晓得又要被多少人诟病、讽刺.但须知在这“内容为王”的今天,有多少文学作品可以单纯地只以文学作品存在呢?又有谁可以说,《新文学档案》的“偏见”,不正恰恰是对最真实文学本质的“正视”呢?

苏州大学教授、评论家王尧在《书写文学史的“三重立场”――新文学档案序》中这样说：

在韩晗看来,“文学本体”就是可以反映文学、服务文学的一种文学存在形式.文学是抽象的概念,但文学本体却是真实、客观存在的概念.在《新文学档案》中,文学本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被扩大化了――作家、作品、思潮、现象、文学批评甚至文学生产模式,都成了可以分析的对象.强调文学本体的多元化,恰恰是当下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最需要的一种研究范式.

王尧教授一针见血指出了其研究“文学本体”的多元化.实际上,这是《新文学档案》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一次值得肯定的贡献.笔者拙以为,所谓“重写文学史”,实际上重写的是“文学”,而不是“历史”,毕竟“历史”已经发生,如何重写?那么重写“文学”的范式为何?落实到实处,便是对于“文学本体”的重写.之前我们强调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现在我们就要强调商品、资本对文学的影响,之前我们强调“好作家出好作品”,现在我们要肯定出版机构与市场的意义,这些都是“文学”这个范畴里的新生事物,《新文学档案》注意到了,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个值得肯定的注意.

最后,立足于“档案”是《新文学档案》最引人注目的闪光之处.笔者以为,一本当代文学史,“偏见”不是不可以,但不是吹捧、辱骂与意气用事,借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所谓带有“偏见”的批评家,乃是既是雕塑师,又是助产士,其职能在于把文学史中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去除掉,然后促使读者在面对一些有价值的文学本体时,可以催生出新的审美快乐.而这正需要大量的文本、史实甚至历史档案、原始照片作为支撑.《新文学档案》以“档案”为立足点,不正显示出该著求真务实的扎实作风吗?

在这本书中,近百幅图片以及作者本人亲力亲为的访谈、见闻,构成了这本书有别于其他文学史的一大亮点.别的不说,且不见现在多少文学批评家用二手资料?又有多少批评家嚼剩饭、吃残羹?“读三行写三页”的文学批评,已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新文学档案》不但拒绝用这类方式写作,而且更是将这种“批评策略”尖刻地“批评”了一番――当批评家被批评家批评的时候,批评才真的变得有意义：

当作家脱离文学思维,且同时批评不能解读文本（或者不为文本所解读）时,作家、文本与批评家三者之间就会呈现出“三者相互独立”的景象.这是“文学市场化”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所呈现出的表征危机.但是,从更深层次的文学本质来看――这一切当是由另一种接受关系决定的,即从读图时代到畅销时代的“双轴位移”.

当然,并非《新文学档案》就真的完美无缺、堪称圭臬.譬如在论述“八十年代”的时候,无意中漏掉了“美学热”,这是不应该的,在论述“九十年代”时,又缺乏了对于“新启蒙”运动的评介与梳理,笔者认为,这两件大的思潮运动直接建构了所谓“新时期”文学的若干体系与准则,在一本研究“新时期文学”的书中,缺乏对这两次思潮运动的足够认识,这是值得批评的.

但毕竟瑕不掩瑜,在面对每年数百卷“当代文学史”出版热潮的当下,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写作,写作姿态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了“被写作”即研究问题的本身.

掩卷而叹,笔者发现,《新文学档案》的作者韩晗,今年才二十五岁,而且已然是中国作协成员、武大文学博士,这本书完稿时他才二十三岁!这样的盛年,这样的风华正茂,却能写出这样有着思想性的作品,且让海峡对岸将其与陈思和、洪子诚等名家同列,这是韩晗的机遇.无怪乎北大教授张颐武盛赞《新文学档案》“出手不凡,很有见地”,诚哉斯言!

笔者从事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教研多年,不论学识只论年龄,谬称前辈恐无不当,因此,我只寄望年轻、先锋的韩晗,今后行文、治学之风,当与《新文学档案》的“偏见”一脉相承,切莫被这世道磨了锐气、折了灵光,最后落一个少年得志但老手颓唐的结局.如若今日之韩晗将这份对文学、对理想的“偏见”可持之以恒、长此以往地执著下去,非但韩晗之大幸,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大幸焉!

（韩晗：《新文学档案：1978―2008》,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