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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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妇女与自然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生态女性主义通过生态环境运动重新唤起与前现代有机世界相关联的概念和价值.基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探求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及其发展现状,可以深刻剖析现代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与实质.

关 键 词 ：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 文学批评

伴随着二元分化的矛盾化与尖锐化,女性主义于19世纪80年代兴起.它是一场以欧陆妇女解放为其内涵的思想运动.第一次浪潮以争取妇女解放、性别平等为主要目标.第二次浪潮从20世纪60年始,其基本准则是消除男女之间社会分工的天然性,以及之间同工不同酬的社会现象.此时,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也风起云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学术流派.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以与其它文化理论交流对话为特点,衍生出后结构主义女性理论、精神分析女性理论、后殖民女性理论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尤其是在西方环境主义出现之后愈发引发了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深入思考.许多女性在工作行业面临“玻璃屋顶”（Glass Ceiling）问题,女性进入环境保护、生态保育等相关行业与非政府组织的人数通常多于男性,但却发现男性往往占据其中最重要地位.这使得一些已经对绿色思潮、深层生态学、动物解放等具有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与经验的女性开始思考生态与性别之间的关联性.

一、生态女性主义运动

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发表了一篇名为《女性主义毁灭》的文章,文中最先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新术语,并阐述了女性在解决世界生态危机中的潜能.她呼吁各国妇女团结起来开展一场拯救地球的生态运动,以崭新的目光重新审视自然,并且在人类与自然界、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崭新的联系.她同时指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奥波妮所倡导的是一种多元化的、相互交叠的、自然的生态文化,用以置换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单一文化；她把人视为一种自然生态性存在,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提倡友爱、关怀和公正的伦理价值以建立新型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结构,最终以相互依赖的模式取代以往的等级关系模式,推进人类社会与万物生灵的和谐发展,从而建立起一个生态化的全新社会.

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涵自始至终围绕着两个不变的焦点：女性和自然.长期以来,自然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处于被征服与被统治的对象,是没有主动权的他者.与自然相仿,女性则被认为是父权统治下的人类社会中的他者.生态女性主义者把自然的前现代世界观作为宝贵的理论资源.前现代世界观视自然为完整的有机体,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相信人与其他物种是平等的,共同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随后的二十余年发展历程中,卡伦沃伦、瓦尔普鲁姆伍德、卡洛琳麦茜特、阿尔萨勒、范达娜席瓦、朱迪思普兰特、罗斯麦里鲁瑟、伊内斯特拉金等代表不同流派提出了各种不同见解.虽然存在着许多争议,但在欧美女性主义、生态哲学与伦理学等方面激起了较大反响.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也随之扩充,囊括了前父权制的历史分析、精神性信奉和挑战、阶级主义、帝国主义、性别歧视、能力至上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内容.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改变女性的地位,需依赖于生物界的和谐发展,“我们真正想创造一个生态社会,那么,它不仅应该是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社会”.

事实上,生态女性主义者们力图寻觅一种不与自然背道而驰的“文化”,他们认为一位真正的生态学家必定也会成为一位女性主义者,并相信女性更接近于自然,因为女性在生理上的体验,如周而复始的月经、怀孕和生产的生理过程恰似自然界循环往复的生态系统.母亲哺育子女的辛劳也类似于大地孕育万物的伟大工程.相对于人类社会,大自然为客观存在的他者；而与自然近似的是女性亦代表了父权意识下人类社会中的他者.父权意识把人类中心主义奉为神灵,认为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人类是后来居住者,随时可以征服和改造自然界.自然与文化层面的分化,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分离,这种论点将女性与自然、繁殖、他者性划分为一类；将男性与文化、生产、自我性划分为另一类,实际上是为贬低自然和女性寻找合理化解释.法国女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对也曾对妇女受压迫情况提出了本体论的存在主义解释：妇女受压迫源于“他者”性质.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伦沃伦则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价值的等级制度赋予男性更高的地位和权威,并认为男性即为社会中的“人”,属于精神世界；女性属于生理和自然领域,即物质世界.统治阶层的强势逻辑使女性所处的屈从地位合理化,进而使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变得合乎情理.

然而,生态主义哲学所阐述的生态是指包括人在内的生命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其中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也包括了社会人文条件,即除了自然生态以外,还包括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以及人类自身内部生态等内容.自然界的有机性和整体性反映了生态美学.自然界中的万物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必定有着网络式的生存环境,反映着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各种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包含,共生共存.由于妇女与自然在政治上、经济上被“边缘化”、“客体化”方面有着共同的命运,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女性原则的势微,其中包括可持续性、包容性、能动的创造性、多样性、整体性、生命的神圣性及无性别歧视等的弱化.只有打破二元对立模式,找准人类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维护自然界万物的生存,才能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起平等互惠、相互支撑的和谐关系.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汇流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文学思想分流也势在必行.众所周知,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始终是文字革命的先行者.文化思潮定会以势不可挡之势荡涤文字创作者和理论评论者的思维,进而逐渐浸化读者,在思维、意识、情感、心理层面上对读者施加作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开拓者派屈克墨菲敏锐地观察到,“伴随对控制自然和剥削女性之间联系在哲学领域的深入探讨,以及这些联系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显现,一系列被称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这些作品大多包含了女性主义者的生态敏锐意识.”美国生态批评主要倡导者彻瑞尔格劳特菲尔蒂在其著作《生态批评读本》的导言中认为生态批评是“对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希望环境运动能够促进文学研究,并呼吁“生态文学批评”.她提醒人们关注一个现象,即一支日益庞大的、且与自然环境话语相关的文学理论批评队伍在近十年期间迅速崛起,这些批评家背景不同,但或多或少对他们的共性有所感悟. 生态文学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作是从事学术活动的研究者,而且也是生态环境运动的实践者.他们相信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化与文学研究可以促使更多的人为挽救环境危机作出贡献.因此,生态文学批评家和环境文学作家之间并没有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界限,例如,加里斯耐德从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散文家转变为环保主义者和生态批评家,而约翰艾尔德则由文学研究者转变为环境叙事作家.

随着该运动的不断发展与壮大,“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术语的内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初使用此术语的是研究自然写作和自然诗歌的文学界人士,与之相呼应而出现的“第一波”生态批评家的理论假设也远比当今的简单.大多数初期的生态批评家强烈抵触现代文本性理论,并声称生态文学批评的核心任务是使读者重新与自然“接触”.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如印度杰出的女性核物理学家范达娜席瓦等也纷纷在语言和形式上采用诗歌来诠释其相关理论.

随后“第二波”生态批评的前提发生了变化,生态女性主义者把友谊、关爱、诚实、互惠、和谐作为其核心价值,新的价值观念为批评家们提供了新的评判概念、标准和原则.所有形式的话语在原则上都可以充分地成为“环境”的符号,而不仅仅是关注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的体裁.因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绝对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和文字的本体论研究联系起来考虑”.

三、批评家的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学术界兴起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分析.90年代始,“批评家们开始把生态女性主义的洞见视作文学批评的一部分.”涉足生态文学批评的学者纷沓而至,如：劳伦斯布依尔、苏珊格里芬、伊莱恩肖沃尔特等.但最具有影响力的只有两位,第一位是社会建构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卡洛琳麦茜特.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先驱之一,麦茜特将“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相关联,将之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这样人类的行为就具有了一种文化上的关联性.实际上,她要考察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以及生态环境运动对传统意义上自然观的冲击,以呼唤一个全新世界的到来.因此,麦茜特开启了对二元论新一轮批判的先河.

第二位是派屈克墨菲.墨菲通过其著作《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文本阐释和教学》和《文学、自然、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解释了妇女与自然之间的语言符号的联系和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意义,并试图构建一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他致力于对所谓“他者”的研究,并且意识到对“他者”的分析必须建立在自然存在的基础之上,进而提出摈弃“绝对差异”这一概念和内部、外部两个相向的二元结构.存在的本质是以承认“自为之物”和“为我之物”为前提的,“任何一个转化为人类所用的实体都是作为一个‘自为的实体’而开始存在的.”其见解从解构主义出发,为女性生态主义发展另辟新径.

四、运动影响下创作的文本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许多文学家致力于揭示对妇女及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贬抑和对自然掠夺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关联性.英国女作家多莉丝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本》叙述了青年女性作情人和母亲经历的故事,曾被全球数百万读者视为女性独立的教课书.该书后来被女权主义先锋格劳丽亚斯坦因和杰曼格理尔等激进人物所推崇.

美国著名作家与社会活动家苏珊格里芬则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反对对生命所做的等级划分.她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并无高低上下之等级划分.一个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包括人与自然在内――都应该保持和谐的多样化状态.格里芬的作品《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与沉默》和《石头之歌》对几次社会运动造成了影响,而这些运动促进了生态学与女权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就题材和风格而言,美国当代文学家厄休拉勒吉恩以优美文笔写作的《简萨默斯的日记》、英国著名小说家费伊韦尔登1999年出版的小说《大女人》、加拿大女作家玛格利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俄罗斯女作家达吉雅娜托尔斯泰娅的《斯莱妮克斯》均可视为生态文学写作范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曾写过一些有关海洋生态方面的著作,描绘和展现了大自然的强度、活力、能动性和适应性.她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言辞激烈地抨击了人类依赖科技来征服与统治自然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这本富有争议的书标志着人类开始首次关注环境问题.《在海风下》、《海的边缘》和《环绕着我们的海洋》这一系列著作也使蕾切尔卡逊获得了第一流作家的美誉.

五、经典男性作品文本

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惯于将世界两分,如文化与自然、理性与情感、精神与肉体、物质与意识等相对.相应于二元对立的模式,男女对立也就等同于文明与自然的对立,亦即男性是文明的先驱者,而女性则是自然的替代品.生态文学批评使这种思维成为对抗性阅读的对象,并对其内在价值进行重新评估.

在生态文学评论家看来,英国18世纪启蒙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被赞誉为“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的丹尼尔笛福在其代表作《鲁宾孙漂流记》和《摩尔弗兰德斯》中,就表露出对自然与女性的双重控制和役使.虽然启蒙开启了与现代性对话的渠道,旨在找到一个崭新的、全面的世界观,以自然和理性取代上帝,但是这种对理智的绝对变成了另外一种专制.男性作为理性的代言人,常常把感性与蒙昧的描述对象,即自然和女性,贬抑为一种呆板的机能.

在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也解读了戴

维赫伯特劳伦斯矛盾的女性观.纵览他的作品,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等,会发现他笔下的男女兼有文化和自然双重特征,其中有文明男性代表查泰莱和格楚德,也有自然男性代表梅勒斯和安拉贝尔；有文明女性楷模莫瑞尔夫人、克里斯特娃,亦有自然女性康妮、克拉拉等.这种矛盾性,既源于作品描写对象的多义性和变化特质,又可在作者自身探寻原因.可见,劳伦斯的内心是矛盾的,其思维是尼采所提出的秩序、节制和形式象征的“阿波罗精神”与动态生命之流、不受任何约束和阻碍的“狄奥尼索斯精神”的结合.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呈现出作家父权中心与崇尚自然双重思维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前苏联劳伦斯研究者季基让季耶娃特别指出了劳伦斯创作主观意图和作品客观事实与效果之间的矛盾,是他“本人在痛苦的求索之中的困惑与矛盾心理的自然流露”. 生态女性主义推崇者特别关注男性与女性作家对文学作品描写的微妙差异,通过比较去鉴别男女作家不同的写作观念以纠正偏颇.男女作家对自然生态意识的立场可分别归纳为：参与与观察,联系与分离,另一个与他者,呈现自然与想象自然,自为之物与为我之物.男性作家通常把自然看做其情感的投射与思维的象征,而女性作家则把自然与女性合二为一,发挥了文学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以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标准来关照文学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随着生态女性主义的不断成熟与发展,诸多流派也分化出来,主要有自然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建构生态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由此引发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是多视角、多元化的,这是对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的继承和超越.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致力于从女权的视角下解读文学作品.到80年代中期以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涉足文学、生态学、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人文学科,进而呈现出跨学科交叉发展的态势.除此之外,又因为美、英、法、俄等各国文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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