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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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关 键 词 ：翻译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化批评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93-05

收稿日期：2013-10-28

基金项目：2010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化诗学视角中的翻译文学研究”（2010SK205）资助

作者简介：高胜兵（1974-）,男,安徽枞阳人,在读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译介学.

Cultural poetics of New Histori and cultural critici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GAO Sheng-bing1,2

（1.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great similarity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original text” and that of “historical text” and “historical events”, the basic strategy for the cultural critici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should absorb some unique theoretic quality from the Cultural poetics of New Histori-focusing on the diversities of translated text and original text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s. As a result, on the basis of diversities, the cultural critici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ims to “revert”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original text by parison,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diversities” in view of culture for one thing. Besides, based on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original texts and translating strategies the critici tries to analyze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s. Such cultural critici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three key elements （translated text,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ng event） with a strong awareness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s a subject.

Key words： translated literature； cultural poetics of New Histori； cultural critici

目前,翻译文学已普遍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本质上属于文学范畴,所以我们可以参照一般文学研究的范式研究翻译文学.通常我们可以从语言、文化和审美三个层面进行文学研究,因此,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传统的文学翻译研究――以文本为对象的文学翻译研究实质上是翻译文学的文本研究――就是侧重于对文本的语言和审美的研究,重点考察语言的“等值”、审美的“等效”；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作为翻译文学研究体系重要部分的翻译文学批评也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层面.实际上,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是挖掘翻译文学自身独特价值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翻译文学本身是不同文学、文化的中介,具有文化杂合性,它最重要的价值便是它能够成为人们研究对不同文化的理解、阐释及接受的理想切入点.本文认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应该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无疑能为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充实史料,使翻译文学史发挥不同于一般文学翻译史和外国文学史的价值,能成为真正的文学文化交流史和文学文化互动史.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概念源于新历史主义后期,1986年9月4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葛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西澳大利亚大学作了一篇《通向一种文化诗学》（Towards to a Poetics of Culture）的演讲,提出了“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概念.由此,“文化诗学”开始出现于文论界,后来在中国有人就把葛林布拉特倡导的文化诗学称为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以此来区分国内以童庆炳为主要代表所倡导的中国派文化诗学[1].新历史主义主要从文学的接受和阐释角度来解读文学,试图通过所有文本来“重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网络”,但同时也承认“任何历史构建都混杂着阐释者的个人色彩”[2]674.实际上,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就是借助了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法”,借助于文学文本或广义的社会文本而进行的一种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他们主张引入对“文本的历史性”（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history）的双向关注[2]680.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品质就是特别强调“历史文本”与“过去的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而且强调文本的阐释者总是难以完全逃脱自己的主观意识.这种认识对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很大的启迪性.

一、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观照下的翻译文学

正常情况下,有责任心的译者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忠实地传达源文中的所有信息,这也是翻译本身应该具有的特点和基本功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译者往往会受到“不可译”的困扰,总是要受到自身“视域”的干扰,于是,在译本中,即翻译文学作品中,（文化）信息的缺省和增补不可避免,译者主体性导致的具有“创造性叛逆”特征的“误读、误释”不可忽视.这种认识犹如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历史观”一样,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建立在大小文本之上的,具有“文本性”,它们不能客观真实地得到完整的再现.例如,认识历史的主要来源――历史文献总是要烙上编撰者的主观意识,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完全取决于以符合某种意识形态而导致编撰者对历史“情节编排”的需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能使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文学.翻译文学的源文可以说就是“过去的历史”,文学翻译也就是在书写――理解、阐释――这“过去的历史”,这样翻译文学作品就成了“历史文本”.

葛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自我造型>导论》向我们坦诚了他研究文艺复兴时英国文学的方法：“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而完成“阐释任务”.他补充说道：通过阐释“不可能完全重新建立并且重新进入（英国）十六世纪的文化”,而且“一个人在这种阐释工作中是不可能遗忘自己所处的环境的”[3].同时他也坦言自己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时就是有目的地选取了一些材料.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文学研究上具有的独特理论品质――一开始就强调了阐释者所处的环境,这种独特的理论品质对有“历史文本”特征的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来说应该同样重要.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强调阐释者所处的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环境会直接导致阐释者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从而用于阐释某种特定历史文化的文本与“真实”有了误差,最终要么巩固当时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或社会意识形态、要么削弱或颠覆当时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或社会意识形态.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不要因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强调了“历史的文本性”而认为它完全否定了历史的可再现性,这是因为它同时也没有无视“文本的历史性”――“所有的书写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们处身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体性,镶嵌着社会的物质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认为历史是可以再现的、可以认识的,只是相对更准确的认识需要在对各种大小文本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基本的理论主张可以完整地表述为：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这里如果我们把“历史”换成“文化”,那么我们能得到这样的论断：文化的文本性,文本的文化性.这种视文化和文本具有同一性的观点,实际上是和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对文化的界定是一致的,因为文本本身就是有机的符号系统.这种观点也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学观的理论基础,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视文学为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认为“文学所指涉的是外部世界,所吸纳的是社会价值体系,所承载的是多重文化符号,因此文学的本质是其文化性.”[2]674在翻译文学的语境下,在这种视文学的本质特征为文化性的文化诗学观照下,我们不难理解,源文和译文都内含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元素.

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观照下的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主要从文学的接受和阐释角度来研究文学,特别强调“历史文本”与“过去的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这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文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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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比较（关注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和阐释）

因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批评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的差异,所以这种批评特别关注翻译文学文本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与误释.通过文化比较,不同程度地“重构”源文文本中的历史文化元素,这样既有助于“不可译”的文化元素得到阐释,也有助于不同文化元素的“译名统一”,还有助于对文学文本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 例如英美文学中的“milky way”和中国文学中的“银河”的文化意象,以及“dragon”和“龙”的文化意象便是在翻译家们和翻译文学研究家们共同的努力下得到的全面地阐释.“milky way”和”“银河”在天文学上它们是对等的词汇,但是在文学里它们的文化意象不同,前者出自于古希腊的神话,是聚居在奥林帕斯山的众神通往大地的“路”,而后者出自于中国民间神话故事,是分隔牛郎与织女的“河”；“dragon”和“龙”原本不是对应的词,只是后来的翻译――应该说是误释（误译）――使它们成为了对应词,但是它们的文化意象恰恰相互冲突,前者是一种可怕的动物,具有邪恶的意象,而后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具有超人的力量和神圣的意象.因此,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可着力于研究经典文学译本,特别是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的经典文学译本中的文化理解和阐释,甚至可以编写诸如“英汉圣经文化词典”、“汉英红楼梦文化词典”、“汉英水浒传文化词典”等等,这样,很多不可译的文化元素便可得到阐释和传播,不仅使文化元素的译名得到了统一,而且也使它们具有了可译性,从而有助于中外文化的互识与互融.

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特别是某一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读者无法在它的某一译本中了解它所包含的所有文化内涵,即使本民族的读者对本民族的经典文学的理解也是要通过一些文学批评才得以深入理解的,在这一点上,利弗威尔（Andre Lefevere）的“折射理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利弗威尔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讨论中的古典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它本身的折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折射.从小学校使用的选集里的漫画或大学里使用的文集,到电影、电视连续剧,等到文学史的情节总结,到评论文章,等我们对古典作品的感受就是由一系列我们已经熟悉的折射累加在一起组成的.”[4]101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犹如一般文学批评、一般文学史一样可对源作进行解读与阐释使读者获得更多的信息,只不过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往往要从翻译文学的文本中找到突破口,找到命题.例如,作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个重要的职责便是对文本中出现的文化误读、误释现象进行研究和阐述.如人们对中译本《鲁拜集》及其他版本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很多学者对海亚姆及其诗歌进行过误读和误释,在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中海亚姆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无神论诗人、恋酒诗人,而波斯诗歌则大都是“美酒+美女”的艳丽爱情诗.实际上海亚姆是一位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诗人,即苏菲派诗人,而诗中的美酒和美女则是苏菲诗人习惯采用的隐喻方式.这里误读和误释主要是由于对伊斯兰教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大多数中译本译自英译者费茨杰拉德的英译本,而这个英译本由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出现了不少误读和误释[5].很明显,通过这样的文化批评,我们对《鲁拜集》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便有了更加准确、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 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互动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要求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特别重视考察译文中出现“误差”的原因,往往追溯到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者――也可理解为阐释者――所处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样的考察研究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一致,既探讨翻译文学生成的环境,又探究翻译文学对文化构建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首先,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关注翻译文学的生成环境.例如考察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生成环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生成制约很明显.近代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和《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鲜明地体认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思想,由此促进了近代对西方小说的大量译介.其次,建国后的50―70年代社会权力机制和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生成的制约表现得也突出,那时中国刚建立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为了自身的建设和巩固以及由于当时思想的“左倾”,新中国从苏联引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概念,而后执行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标准,这些意识形态决定了那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主要是译介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其他国家一些揭露资产阶级黑暗的现实主义文学.

其次,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也包括考察研究翻译文学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即考察翻译文学怎样参与了构建新文化.此类的文化批评实际上是考察对翻译文学接受的效果.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构建与中国二十世纪初大量译介西方小说密切相关.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五四”新文化干将鲁迅,因为他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6]8,而他特别热衷于林纾的翻译文学, “只要他（指林纾――引者注）印出一部,来到,（鲁迅）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等”[4]71.即使到当代,翻译文学影响还是很大.当代先锋派小说家余华曾感言“像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更小.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新汉语的建设和发展的贡献首先应该归功于那群翻译家等”[6]8.上文提到的我国上世纪50――70年代对无产阶级文学大量的译介实际上也构建了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思潮,对改革开放前全国人民政治的催生作用不可低估.

(三) 译者主体性研究

如果说翻译文学文化批评中的文化比较主要基于文本的批评,文化互动研究主要基于翻译活动的批评,那么译者的主体性研究则主要基于译者个人的批评.这三种批评方式立足点各不一样,只有囊括了这三种批评方式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才是完整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作为翻译文学文化批评的一种方式,译者的主体性研究认为任何译者都是文化的产物,他们对源作的选择和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都具有文化意义.

译者对源作的选择往往和时代的文化精神分不开.例如近代梁启超倡导并身体力行翻译政治小说,一方面是他个人政治改良信念的体现,另一方面更是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需要政治变革的时代特征；林纾对源作选择的盲目性一方面反映了他个人及当时国人对外国文学的有限认识,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对异域文学文化渴求的时代精神；后来抗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时代主旋律和建国初期“政治第一”的时代精神都体现在人们对源作的选择之中.到了当代,翻译家们在选择源作时更多的是反映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特征,如季羡林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丰子恺翻译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