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儒家文化思想

本文关于汉字及思想及文字方面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关于汉字类论文范文数据库,与汉字与儒家文化思想相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对不知道怎么写汉字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一、引言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的创始人索绪尔在其经典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宣称：“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合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这是索绪尔对欧洲表音体系文字性质的判断,在他看来,从欧洲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看,语言或者说语音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但他对汉字性质的判断,却是与欧洲文字截然相反的.索绪尔认为人类文字除了表音体系外,别一个便是表意体系.“这一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2}.这种文字体系中,书写符号有一种取代口语符号的强烈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字不依附于语言,文字独立地表达概念.他认为：“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

这一看法充分说明了“汉字具有与欧洲文字完全不同的价值――其表达功能不在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而在于是否有效地传达概念.欧洲文字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汉字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3}另一位语言学家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认为“汉字是一种程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由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4}.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与中华文化互相依存,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不竭源泉.事实上,“汉字是一种视觉型符号表意的文化载体,这一表意文字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听觉型的字母表意文字,如欧洲文字等,迥然不同”{5},对于一个中国人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认识了中国文字,就等于掌握了开启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6}作为国人,应当好好继承和发扬汉字这一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一块瑰宝,千万不可随意地用其他拼音文字来取而代之,因为,若中华文化赖以生存的汉字毁于一旦,其生命力将随之而消失.对此,帕默尔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进一种字母文字,充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的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7}

二、汉字与儒家传统文化思想

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字,其演变过程是在六书造字法的基础上,从最初幼稚的象形字开始,继而出现了指事会意的造字方法,进一步出现了以语音表意的假借字和音形并假的转注字,最后发展到以形声为主的音、形、义结合的表意文字系统.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字体也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大篆的早期阶段,到了秦篆（小篆）、秦隶才走上了书同文的成熟阶段,汉代以来的2000年中,汉字又经历了隶、楷、行、草的变化,最后才奠定了楷书的标准地位.这也充分说明了汉字顽强的生命力是与其与时偕行的应变功能分不开的.

方块汉字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几千年来一直居于正统的地位.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便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神学家孔汉思也认为,“中文书写文字具有表意内容,并呈现某些基本上相同的态度和世界观,而这种态度和世界观从本质上看都受古老的儒学制约.”{8}儒家文化中许多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浸润到了汉字的形体构造之中,汉字实际上成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重整体、直觉.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正是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儒家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由不同等级和处在不同关系的人所组成,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是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其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维持人们之间和等级之间的平衡,使整个社会协调发展,长期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又反作用于中国文化向“同一”方向发展.尤其是经历了秦代的“书同文”后,再到汉代的“独尊儒术”,把这种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儒家思想的重统一、重整体,体现在文字上其表现如下.第一,以象形因素为约的特点几千年不变,始终不脱离以形知意.汉字的以意统形的方块形式常使人能从其形体结构直窥其意,从而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从单个汉字来看,其结构也往往体现着统一的整体思想.如“国”字,甲骨文即“或”字,字中“戈”表示兵器,“口”家城邑形,放在一起表示守城.而“国”之繁体“”在原有的“或”字外边再加一个大框,表示周围有界,被围之意,这一演变蕴含了人民持戈守城,继而划定疆界,圈固城郭,从而表达了国家统一、不可侵犯的丰富内容.其他字如“发”、“共”、“合”、“同”等,从字形字意都可看到整体统一等观念的影响.

其次,儒家思想重视普遍联系的思想,认为天地人合一,自然界与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和自然界,自然界和人的精神相互对应,水融,是个和谐的统一体.这一重协调、重和谐的思想反映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导致形声配合结构增多,部首偏旁日益丰富,而偏旁部首体现的正是一种普遍联系的思想.如以“走”作部首,造出与前行的动作有关的一系列字来,如“赴”、“越”、“超”等；以“女”作部首造出“妈”、“姐”、“妹”、“姑”、“姨”等汉字；与太阳有关的现象,汉字常少不了“日”,与动作有关的字,大都以“扌”作部首.

再次,儒家文化思想中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易经》中把具有辩证内容的初期哲学中如“阴阳五行说”等进一步展开引申出否与泰、往与复、损与益、乾与坤等一系列范畴,谓之“一阴一阳之谓道”,即阴阳互补为道.“君子安而不忘危,有而不忘之, 治而不忘乱”.这种辩证思想在文字的创造中也有所反映,被称之为“夫子之通”的“忠”、“恕”二字,《说文解字》曰：“忠,敬”,“恕,仁也”.这两个字不仅相互构成对立的关系,而且两个字本身的上下结构也形成了一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又如“仁”字,从人而二,讲的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有个性的人常常是相互矛盾对立的,但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达到对立的统一,便做到了仁.随着汉字的发展,更有大量的左右结构、上下结构的形声字出现,这些字以及这种结构方式都渗透着儒家对立而又统一的思想内容.

其四,儒家文化重视以人为本的思想,尤其是其道德人本主义,重视人性,这也形成了汉民族本体型的思维方式,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形态上,则表现出汉语习惯于用人称主语表现,及常用主动式表达被动意义,而英语等其他语言较多用非人称主语和非人称代词等,且常用被动式.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重在“事在人为”,人的动作与行为必然是由人做的,事和物不可能自己去完成这些动作和行为,因而书写和表达时往往要说出施动者,即使没有确定的人称,也采用统称,如“人们”、“大家”、“有人”等.

其五,儒家的中庸之道,历来也被看作一种美德.孔子把中庸视为道德的最高境界.在这种中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常奉行高值低估的自我价值观,即常采用贬低自己的所谓“谦虚”的表达方式.在词语的选择上,自谦词特别丰富.汉字中光一个代替第一人称单数“我”的词语多达十几个.除“本人”属中性之外,其余均带有自谦成分,如“鄙人、仆、不才、不肖、不敏、小可、在下、窃、愚”等,就连不可一世的封建帝王也

谦称自己为“不谷”、“寡人”、“孤”.

与自谦相对应的,是汉语中存在大量的敬称,如“公、君、子、先生、夫子、足下”等.敬称的大量运用反衬了谦称,也是对自己高值低估的另一种表现.其他的敬称方式如“令尊、令堂、令爱、贵姓、贵校、贵地、府上、大作、大著、高见”等.与之相对应的一些对自己贬值的称呼方式,如“贱内（拙荆）、小女、寒舍、拙作、拙著、浅见”等.

其六,儒家文化中男尊女卑的价值观,也反映在某些汉字的形体结构上.汉字中一些形声字意符为“女”字旁的汉字,常含有贬义,如“妓”、“娼”、“嫖”、“奸”、“姘”、“(淫)”等.某些贬义字如“奸”,纯粹是男性的责任,但仍用“女”作意符,更是男尊女卑价值观念的表现.就连中性字“妇”其繁体“”形容女子拿着扫帚扫地,《说文解字》：“妇,服也,从女侍帚,洒扫也”,可见古代妇女的地位.而某些表现不健康、不正当心理和行为的汉字,如“嫉”、“妒”、“妖”、“婪”、“妄”、“嫌”等字都用“女”作意符,而这些心理和行为并非只属于女性,显然也是男女不平等的反映.诸如此类造字心理上的偏见无不反映了男尊女卑经儒家文化强化以后长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反映了男子处于权力中心,妇女地位低下的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

三、结语

汉字,从原始的图画开始,到东汉时期许慎的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问世,其发展历程与儒家伦理思想及封建政治经济紧密结合,并且与汉民族统治思想同步发展,其间经历了从父系家长制的“尊尊”、“亲亲”思想雏形,到孔子创立学派,完善体系,直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一进程中,儒家文化思想及以宗理思想为中心而派生出的各种思想都浸润到了汉字的创造之中.“分析汉字中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与汉字的特殊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汉字的特殊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历史发展,认识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同源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9}

汉字之所以能具有如此魅力和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也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注释

{1}{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47、52页,商务印书馆,1980

{3}{7}申小龙《论汉字的文化定义》,《汉字文化》2003年第2期

{4}帕默尔《语言学概论》99页,商务印书馆,1983

{5}{6}郑彝元《汉字文化中的哲学问题》,《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8}Julia Ching.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 p95 New York: Doubleday Press,1993

{9}章恒珍《汉字历史文化积淀举隅》,《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3期

(通讯地址：410076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