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互动中的文化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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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霸权是自由同意基础上的领导权.它不是强权,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在当下语境中,文化全球化相互激荡、多元文化格局重组和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重构,“合力”催生文化霸权的历史性出场.它既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侵蚀手段,也是发展中国家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的战略举措和规范国内各种文化、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在全球化平台上,坚决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大力发展民族的大众文化.执政党必须运用文化方式牢牢地掌握大众文化的领导权.

关 键 词 ：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主义；主流文化；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3/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1-0107-06

一、“文化霸权”的历史性出场

现实生活中的全球化,不是平等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落后国家的声音总是被淹没或者被弱化.尤其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信息非对称的弱势地位.今天的文化全球化潮流,从根本上说,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异质文化、地方文化因此遭遇极大的冲击和侵蚀,愈来愈具有麦当劳化、可口可乐化和好莱坞化.通过传播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幸福主义基调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自由市场模式.美国传媒在全球性的大众文化互动中建立起强大霸权.

大众文化全球互动改写既有文化格局,更加凸显文化霸权.其实,一国国内文化的失序,各种非文化、反文化现象的泛滥所导致的文化认同的错位和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强势文化借助全球化平台碾压民族文化,同时折射变动中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它表征着全民认同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尚在建构,重新在全社会树立“应当”的价值标准刻不容缓,在文化领域尽快扭转文化“逆差”(不仅是贸易,更是学术输出)迫在眉睫.文化全球化应该多极均衡互利、多元差异共生.然而.大众文化全球互动引发文化霸权主义的殖民扩张,带来国内的文化领导权问题.

“霸权”一词的英文是“hegemony”.原指国家的统治者或领导人,一般用来表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关系.该词的词根透露出“hegemony”的领导权涵义.这与汉语中的“霸权”涵义不尽相同.汉语语境中的“霸权”,多指外在性力量,即霸主、霸王、霸道.相形之下,“文化霸权”语词源自西文.其中的“霸权”涵义,不是中文意义的霸权――直接的强制统治,而是西文意义的非暴力的领导权,即以自愿服从和同意为基础的统治.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1891～1937年,意大利创始人之一),在《狱中札记》一书中,反思意大利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教训,提出著名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在他看来,“文化霸权”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效忠,而是试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寻不同于东方国家的暴力革命道路,即通过夺取文化领导权在市民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社会集团是以“统治者”与“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的途径来表现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行使“领导权力”,它就会变成统治力量.不过,即使它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也仍然需要继续“领导”.就是说,在革命成功之前,无产阶级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在革命成功之后,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能够一劳永逸地掌握“领导权”.

在无产阶级之前,资产阶级已由工业革命赢得经济领导权,继由政治革命夺取国家权力.延宕多年之后再由文化革命最终掌握文化领导权.对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及其形形色色的反文化实践,有学者认为,这是以反叛资产阶级的名义来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实乃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历史延续.通过这场斗争,“最终被埋葬的,并非是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非资产阶级意识”.资产阶级因此夺回了旁落贵族和左派之手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文化领导权.因为,执掌经济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资产阶级新富,还处于文化弱势.他们时常成为没落贵族和左派嘲讽揶揄的对象.为了改变被漫画化的形象,他们凭借雄厚财力狂热地搜购艺术品.美国许多著名博物馆都是以某工业大王的个人收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纽约现代艺术馆、惠特尼美国艺术馆、费城巴内斯艺术馆、华盛顿弗瑞尔博物馆等.他们凭借科技优势和经济强势,对怪异的现代艺术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进而改写了艺术观念.他们提出文化的“新感受力”和反对阐释等策略,逐渐取得文化研究的话语权.并且占据学术研究的制高点.经过上个世纪60年代那场“文化革命”和其后一系列的复杂过程,资产阶级终于夺取文化领导权,开始向全球大量输出、倾销其文化产品.没有文化底蕴的美国,由此在全球化平台上取得“文化教父”的地位.这些情况说明,沃霍尔的波普艺术何以畅销全球,并且进入艺术品的经典行列.作为新富的大资产阶级与作为先锋派的现代艺术,产生于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亲和性,决定了现代艺术及后现代艺术自然成为其文化代言人.

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是指经过社会主要团体的积极同意而取得的道德优势和哲学优势.它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统治阶级说服从属阶级,以使被统治阶级接受和适应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二是指统治阶级说服从属阶级,以使被统治阶级相信,不论他们对现行社会秩序有何种看法,不论他们与现行社会秩序抵触到何种程度,作出任何替代的选择都将是更坏的选择.就是说,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可见,霸权的形成即领导权的获取,是通过“赢取积极的认可与信任”,而不单是领导者运用权力前提下的强制手段迫使被领导者接受.与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相比较,文化霸权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它的渗透和扩张达到了其他霸权难以达到的效果.这与我国古代的“王道”思想有相近之处.“王道”意味着以仁义治天下.亦即孔子所谓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葛兰西基于市民社会新特点提出的霸权理论,具有积极意义.它拓展了大众文化的研究领域,提供了理解复杂难辨的大众文化的新视野,赋予了大众文化以巨大的政治可能性.葛兰西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前所未有地控制了政治领域、市民社会、私人活动、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形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局面.葛兰西意识到知识分子掌握文化领导权的突出作用.一方面.他们在市民社会中行使文化领导权的职责,在普通民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传播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维护统治集团对全社会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社会中执行直接的、强制性的文化统治职能,通过合法政府合法制裁对立的或消极的服从.他们以蕴涵动机的方式和虚假关怀的形式.作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展现,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理性的、人道主义的、有益的.于是,知识分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专家”.而文化则变成资 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维护着资产阶级的合法统治.文化控制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弱化乃至消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下,不自觉地、进而习惯性地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活动,自发地贯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程度不同地认同其道德的和哲学的领导权.唯此,斗争的焦点就转移到“文化领导权”即霸权的争夺.

霸权的获得是一个过程.位居霸权地位的统治阶级,使用意识形态手段,将社会不同集团协调到从属地位,使其主动“同意”被统治.在此,意识形态被锻造成“共识”、“一致舆论”或“普遍赞同”.新马克思主义者埃内斯托拉克劳就此作出进一步阐发：获得统治地位的阶级能够吸纳被统治阶级的话语内容.因此,一个阶级行使霸权,不在于将统一的世界观强加于社会中的其他阶级,而在于将各种不同的世界观整合起来,使它们之问的潜在对抗被中立化.这种“无害化”处理,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不断妥协、持续调停.在斗争中,被统治阶级经过回应和抵抗、谈判和修改,迫使统治阶级的观念适合自己的日常经验.统治阶级由此也获得(文化)霸权,即争得文化领导权.在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中,执掌“霸权”的集团需要民众赞同其地位,而非赞同其意识形态的具体表达形式.在推行意识形态的时候,霸权集团允许差异性和多元性.它需要遏制对立面,但并非消除对立面,并非不允许不同的声音.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霸权不是统治,而是谋求一致舆论.把领导权理论引入文化研究,意在通过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积极关系来看待文化.在“结构”(生产)与“能动性”(消费)的过程中,(文化)实现的特殊性.显示出文化领导权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霸权,其间充满着妥协和调停.某种创生型文化的崛起引发主导文化的退场和分化,意味着文化领导权的转移.原先的主导文化很可能沦为空洞的表演性存在,造成“说法”与“活法”的脱节.乔治巴朗蒂耶指出,“当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变得自己对自己都很陌生的时候,人们便期望出现另一种类型的、能够与新形势更加合拍的政权,以便挖掘新形势的潜力,并且开始控制新形势.”在全球文化格局的战略重组中,随着全球大众文化的互动,葛兰西意义的文化霸权出场了.

大众文化作为市民社会的一种主导文化形式,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那里,实现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差异.大众文化既是被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既非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通俗宣传,也非自发的文化抵抗,而是“谈判和斗争”的场域.换言之,为了取得支配权,统治集团必须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阶层进行价值观沟通.沟通的结果是将对立方的利益纳入自身的价值体系,以强势文化潜移默化地“获取”弱势方的头脑和灵魂,使弱势方自愿地认同强势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不知不觉地接受强势方的控制和统治.在此,“文化霸权”不同于“文化霸权主义”.文化霸权是文化统治的手段、方式或形式,通常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而文化霸权主义,则是使用文化手段实行文化殖民、文化控制的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方式,是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全球化平台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惯用伎俩.

当前,发达国家通过文化产业强制推行“市场准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文化安全问题.只有增强自身文化实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才能够有针对性地遏制“比照集团行为”渗透“日常生活”,维系民族文化的纽带.因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西方化,是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惟命是从的帮凶”.这些西化了的人们,千方百计地迎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要求,做出比西方人更加西化的举止,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国家变成西方式社会”.这些人一旦成为国内其他人模仿的对象,也就成了新的“比照集团”.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消费”发达国家输出的、体现着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便不知不觉地开始接触、感受、接受、甚至认同和向往西方文化,最终造成自下而上地冲击本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迪斯尼、麦当劳、“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情,在它的后面顶着整个的上层建筑,充溢着各种各样的期望和行为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社会观念,以及对于过去的种种诠释”.卡通文化的研究者彼特伯克还指出,大众文化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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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霸权主义的现实性批判

大众文化的流行,裹挟着人们成为大众文化的享用者,意味着我们已经逐渐丧失判断大众文化的诸多前提.就生成大众文化的国内语境而言,它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崛起的新富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美学旨趣相关.就生成大众文化的国际背景而言,它与全球化平台上的美、欧、日、韩等强势文化的大举入侵和国内急于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的冲动相关.我们尤其要警惕美国的文化巨无霸.“美国电影业具有对外输出美国消费品和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潜能.”“如果说自由贸易是经济强大的国家渗透、统治经济弱小的国家的机制,那么信息自由流通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加给贫穷、赢弱的社会的渠道.”美国的商业文化打着全球化旗号倾销蕴涵着美国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把美国的文化想象强加于全球,妄图遮蔽输入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可以说,大众文化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同民族文化的奋起抗争与反扩张的场域.

大众文化实施文化霸权.以此为镜像,可以洞察到全球文化均质化的发展趋势和复杂境遇.全球性的大众文化互动,旨在张扬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隐匿商品背后的某种文化认同.例如,为了扩大全球消费市场、激励大众购买产品,跨国公司热衷推崇消费主义文化,借此培育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即形塑出全球性消费者.其实,跨国公司所出售的最有价值的商品,就是文化认同.消费主义文化裹挟而来的,不过是潜移默化地认同和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大众文化消费是文化认同的一种有效途径.全球性消费者从中获得的消费趣味合法性,对于日常生活,不仅起着等级参照系的标志作用,而且还时刻聚集或者分割着人群,成为社会身份的主要构成因素.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宰下,大众文化的认同和接受,取决于消费的趣味、档次和能力.

尽管有政府主导、知识分子参与,但市场化运作的大众文化依然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渗透世界各地的重要途径.某些强势文化凭借大众传媒的绝对优势,控制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力.话语主导权的丧失,不仅压抑自身的文化创新意识,也会中断 自主发展文化的进程,甚至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实施意识形态殖民提供适宜的土壤.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支配性角色.美国的商业文化是推动文化全球化的动力之一,而美国的媒体市场又是文化全球化的最大绝缘体.它抬高“准入”门槛,实际上是阻挠其他国家的媒体进入本国文化市场.因此,美国民众很少感受到其他国家的文化.然而,它依托经济强势和运用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传媒技术展开国家战略的全球化扩张.20世纪的美国流行文化是以麦克唐纳汉堡包和肯德基快餐、好莱坞电影和迪斯尼乐园、卡通片和肥皂剧、迈克尔杰克逊和麦当娜、《花花公子》和可口可乐等为标志的庞大集合体.这一文化巨无霸,在全球化平台上碾压各种各样的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使其逐步美国化,有力地配合着美国的战略意图.当然.美国的流行文化也不乏诸多积极向上、幽默乐观、具有人道精神和法律意识等因素.它本身也是吸收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资源发展起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成为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和底色.

“规则的制定者,注定是规则的受益者”.为了维持文化输出的强势地位,发达国家竞争和诠释“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已经达到白炙化的程度.在大多数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中,美国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不择手段地操控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变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希望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营造多元文化平等对话的世界文化新格局.而文化强势又切合经济强势,以全球化所蕴涵的某种主导文化――假定是西方文化或美国文化――征服地球的每个角落.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少数文化产业强国.加快输出和传播被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统摄的、涵盖社会生活广泛领域的文化制成品.这种历时并不久远的涌入式推广,已经获得输入国的广大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的欢迎和喜爱.其后预示着更加深刻的改变：它征服了输入国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民族情感.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步伐中,保护和拯救民间民族文化,已经变得十分迫切.

在全球化境遇中.全球性文化的把关者――民族政府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他们必须尽快适应国外的文化变迁,但需要保留本国的文化遗产.不过,也有极端情况.如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面对美国媒体文化的大举“入侵”,有失去身份属性的危险：专制政权将全球性文化连同化和现代化一起拒之门外,有扼杀各种创新文化之虞.改革开放的中国,既要反对打着全球化旗号的文化霸权主义,也要反对封闭保守的落主义.当下,传媒霸权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压抑性力量,并且不断地向其近亲――文化帝国主义寻求支援.美国传媒传播的信息,在双重意义上疏远第三世界人民：制造“跨国”和“跨阶级”的神话,在媒介演绎的成功者与居住棚户区的贫困者之间建立起虚假的亲密和幻想中的关联.它暗示：贫困是咎由自取,成功靠的是个人奋斗.依靠各种大众化“选秀”,通过银屏轮番出场,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众多“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幻象,使大众坠入“超现实”之中,难以自拔.全球化与消费主义侵袭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是由兼具市场和观念两大特征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完成的.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大众文化是最具活力、最具扩张性的产业,也是消费主义观念最积极、最有效的推广机制.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整合日常生活,同时也影响着针对自身的批判机制.大众文化依托大众传媒生产了不同于主流话语的交流模式：一种非再现性指意信息模式.原本不是出于真实需求(使用价值)的消费被广告“制造”出来.“不真实的被看作是真实的,一整套无意义的意义被四处传播.用鲍德里亚的术语来说,交流的幻象得到了传播,比真实性更为真实.”如果长期浸淫其中,遭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人们就会逐渐被其话语方式所同化,成为大众文化的新主体.

在我国,源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大众文化,影响和支配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社会消费层面的主导文化.尤其是电视文化、网络文化深入到千家万户.影响所及,即使主流文化也要从中汲取部分表达策略和表意形式,即使精英文化也要借助其营销策略和表现形式.大众文化促成的多元文化格局和多种文化力量,一度挑战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危而及之的不是文化产品的匮乏,而是精神虚无、价值真空、享乐主义盛行、文化理想普遍失落所致的领导权旁落.有着微观政治学意味的大众文化,在市场化运作中借助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建构自身话语霸权,同时压抑其他话语和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发展至今,其政治参与的姿态愈加明显.正如约翰费斯克在《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一书中所言,“文化”语义既不在美学,也不在人文,而在于政治.它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与国际接轨的某些合理性,也与社会核心价值具有某些同构性.这是二者“协商”的基础.我们可以求同存异,结成“文化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将其推到对立面予以打压.这样一来,就需要引导和规范大众文化,将其纳入到当下的文化秩序.发展大众文化,在法制空间内协调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复杂关联,有助于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精神,充实和壮大主流文化.

文化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差异,使得大众文化具有相当的自主性.文化经济中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这最终取决于消费者根据利益所进行的生产,而不必受制于金融经济.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大众文化呈现出“多义的开放性”.因而,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便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大众文化所包涵的意义与快感,永远处在形成和变化之中.对于主流文化的现代价值,大众文化的产业化运作不仅在信息交流模式方面,更是在文化空间拓展方面.无论全球化多么动听,其间的不平等、不对称、非双向流动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蚀下,一些原本内容丰富、且有价值意味的词汇,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都被削平历史深度而代之以“”与“专制”的对立,并且向外传输.貌似中性的词语替换的背后,却有着意识形态的目的.此“策略”意在挑战我们的道德,以及执政合法性.词语替换,是为了去掉词语中所包含的历史痕迹.在东西方的关系史中,历史并不总是有利于西方.只有中产阶级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才可能大规模地替换词语.但是,由中产阶级执掌文化领导权,并不十分稳固.它在历史中处处发现于己不利的东西,因此才以新词汇来取代旧词汇,试图用新词汇来拯救自己.当今,“中产阶级”、“小资”等词汇已经堂而皇之地流行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命名新崛起的阶层,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一丝汗颜和矫揉造作.通过词语替换,文化霸权主义改写了当下的语言存在；通过全球化,文化霸权主义扩张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本土化,文化霸权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寻求代理人传播其价值观.

当前,处于文化激荡期的文化领导权重构,情形错综复杂,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掣肘.判断、融合新崛起阶层的意识形态,远非简单的是非善恶所能概括.其影响力所及,“连以前的社会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如今都把亲切的目光投在本国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的身上.”复杂境遇要求主流意识形态拥有足够的吸纳力和整合力,能够将各种亚文化融合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以确保主流文化担当起社会领导权.

其实,早在新主义革命时期,以为首的领导人就高瞻远瞩地提出战略思想――“的科学的大众文化”,标志着已经取得文化领导权.它的道德精神感召中国民众广泛拥护领导的、创建新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文化领导权的实际获得,反映民众的倾心认同和衷心拥护是大势所趋.历史发展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新的战略思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培养“四有”新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世纪之交,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文化理念.特别是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升国家“软实力”,进一步明确了21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和战略构想.

经验表明,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可以采取政治的和外交的应对方式；实行文化霸权只能运用文化领导权的回应方式,即通过“自由地同意”而非强制来巩固文化认同资源.全球性大众文化互动的一个结果,就是西方文化霸权侵蚀了我们的话语并改写了当下的语言存在.为着与国际“接轨”,我们并未意识到此中的文化权力已经受到削弱.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是一种缓慢的、不自觉又有意识的渗透.对此,既要洞悉文化霸权的特性,在全球化平台上坚决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又要善于借鉴其领导权的运作方式.同时,还要清醒地意识到,在大众文化领域必须大力发展民族的大众文化,执政的必须以文化方式掌握大众文化的领导权.

责任编辑：周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