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盐商文化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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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清时期,以扬州为中心,由运盐河、大运河、长江、淮河及其支流构建的扬州盐商活动线路,是一条淮盐运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的交通线路,也是一条长江中下游流域和淮河流域广大区域内的百货交换之路,更是扬州盐商传播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空间通道.这一通道持续500多年,成为一条不同文化群体间多维、互惠交流和融合的文化线路.

关 键 词 ：扬州盐商；淮盐运营；文化线路；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5－0093－06

文化线路是近年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代表了一种影响当前文化遗产演变和扩展的新思路.自1994年“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正式提出“文化线路”概念以来,文化线路的发掘和保护已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2008年发布的《文化线路宪章》已经确认世界上的30多条文化线路,中国的丝绸之路和大运河都在其中.“在中国存在着许多条可能的文化线路”.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扬州,在关注与扬州相关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运河等大型文化线路的同时,更应发掘和复活创造扬州辉煌的扬州盐商文化线路.

扬州盐商是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典范,他们从全国各地汇聚扬州,不仅将其大本营——扬州打造成为商业繁荣、文化发达、人文荟萃的园林城市,使之达到了经济与文化的巅峰,而且推进了淮安、盐城、南通、泰州、仪征、南昌、汉口等淮盐口岸城市的近代商业文明；其风雅、奢华、“扬气”的生活方式使淮扬社会发生了变迁,也对华东与华中地区乃至全国的社会风尚、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产生了影响.如今,扬州盐商留下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已成为具有历史意义和旅游价值的遗产资源.因此,以文化线路为新视域研究扬州盐商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文化线路”定义及其特征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2008年通过的《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简称《文化线路宪章》）对文化线路的定义进行了详尽阐述,指出：“无论是陆地上,海上或其它形式的交流线路,只要是有明确界限,有自己独特的动态和历史功能,服务的目标特殊、确定,并且满足以下条件的线路可称为文化线路：（1）必须来自并反映人类的互动,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2）必须在时空上促进涉及的所有文化间的交流互惠,并反映在其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中；（3）必须将相关联的历史关系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入一个动态系统中.”定义不仅明确了作为人类迁徙或交流的通道成为文化线路遗产必须拥有一个限定空间,而且强调文化线路是跨越较为广阔的区域,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这样才有可能涵盖不同的文化区域,才有可能在不同文化群体间产生交流和影响,这是文化线路的空间特征；定义还强调了文化线路的形成必须“跨越较长历史时期”,这意味着交通线路上的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往来和交流是长时期的、持续的,这样才可能形成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这是文化线路的时间特征；定义也明确了文化线路中的“交流线路”,是为一个特殊、确定的目标服务的（如运输特定的货物,进行特定的政治、宗教、文化活动等）,同时它引起了不同文化群体间多维的货物、思想文化交流,这是一条交流线路区别于其它交通线路而成为文化线路的一个显著功能特征.空间特征、时间特征、功能特征构成了交流线路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三项基本指标,符合这些指标的交通线路就是文化线路,而那些见证和反映了这一文化交流现象的物质载体及交通线路本身、价值理念、风俗习惯等构成了文化线路遗产体系的内容.

二、运盐河一大运河一长江（或淮河）：扬州盐商文化线路

1.扬州盐商兴盛500年

扬州盐商是指明中叶至清末500多年间,由陕西、山西、安徽、江苏、江西、湖广、浙江等地商帮组成的,以扬州为中心从事淮盐运营的地域性群体,或称两淮盐商.虽然两淮盐业从西汉初年至明清经历2000多年,但扬州盐商这一地域性群体的出现则是在明朝盐法制度改革以后.明洪武三年（1370）的开中制、明弘治五年（1492）开中折色制的实施,使得陕西商人、山西商人等内迁两淮地区,寓居淮盐管理中心扬州,徽州、江西、湖广、浙江等地商人也陆续登陆扬州,麇集扬州河下一带,逐渐形成扬州盐商社区.扬州盐商社区的形成,标志着扬州盐商的形成.明代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始推行的纲盐制,使得扬州盐商获得垄断淮盐的购买、运输,以及特定行盐地区的销售特权,从而很快积聚了巨额的商业资本,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最大资本集团.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扬州盐商盛极一时,经济上富可敌国,政治上亦官亦商,声势煊赫,影响深远.“中华帝国晚期,两淮盐区的运商在经济、政治两方面都是最具影响力的群体之一”.

嘉道年间,纲盐制日益败坏,道光十二年（1832）始,淮北、淮南盐场相继实行票盐制.改纲为票打破了扬州盐商垄断两淮盐业的局面,使一般商人皆可行盐,这使扬州盐商的商业利润降低,势力削弱.同治五年（1866）后,各销售口岸盐商可在当地的督销局申请办理盐引,因而盐商也不必常驻扬州.光绪年问,盐商“在扬州少,散处四岸者多”.扬州盐商散居淮盐运销口岸,虽然削弱了盐商故里——扬州的中心地位,但也加强了扬州盐商与淮盐口岸的文化交流、融合.光绪中叶以后随着淮南盐场海岸线的东移,淮盐产量的下降,以及海洋、铁路运输淮盐的兴起和发展,原以扬州为活动中心业盐的扬州盐商衰落了.

扬州盐商自明洪武年间或自开中折色制实施的明弘治年间始,至清光绪中叶,前后经历500多年的时间,其富可敌国的经济实力、豪华奢侈的生活品质、崇儒尚雅的文化风气,不仅使其成为明清朝廷的财政支撑者,而且在其集聚中心——扬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扬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不仅对中国商业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扬州、淮安、盐城、仪征、汉口、南昌等城市的近代商业繁荣,而且引起了盐商集聚区域淮扬社会的变革,影响了华东、华中乃至全国的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 2.扬州盐商活动区域跨越六省

明清时期两淮盐业实行的是官督商销制度,即是由政府划定盐商销售区域的引地制度,政府对淮盐的支盐场垣、运输线路、运输日期以及运盐数量、销盐区域（引地）都有明确规定,因此从事淮盐运销的扬州盐商的活动区域、活动线路都是固定的.扬州盐商从两淮盐场支盐,将淮盐运往引地即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由于两淮盐场与淮盐引地处于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其江河湖泊如织,水系成网,因此扬州盐商运销淮盐的线路是以水路船行为主,陆路车行为辅.根据《两淮盐法志》记载,扬州盐商从两淮盐场至淮盐引地,其交通线路主要分为淮南、淮北两条：

其一,盐商从淮南盐场（包括通州分司和泰州分司的20盐场）支盐,其盐船分别南通州运盐河、盐城串场河至泰州坝,经称掣后,人茱萸沟至扬州城东的湾头,人大运河,经扬州城北桥掣至城南钞关验引,然后由仪扬河直抵仪征,江掣后开江,沿长江及其支流汉水、湘江、赣江等运销至引岸各府县.其全程4000多里.其二,盐商从淮北盐场（即淮安分司,后改为海州分司的盐场）支盐,盐船由淮北盐河至永丰坝,车、船驳运至乌沙河后,过洪泽湖沿淮河及其支流涡河、颍河、汝河等,运销至引岸各府县,全程1200多里.

可以看出,运盐河（包括通州运盐河和盐城串场河、茱萸沟、仪扬河、淮北盐河等）、大运河、长江、淮河是扬州盐商运销淮盐的主要水路要道,并利用长江支流汉水、湘江、赣江等,及淮河支流涡河、颍河、汝河等,以及洪泽湖、巢湖、鄱阳湖、洞庭湖及其相关支流.这些江河湖泊水道与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境内的口岸城市及乡镇连接,形成一条巨大的扬州盐商活动线路.这是一条界限明确、运道固定、覆盖范围宽广的交流线路,根据清代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有6省41府2厅9直隶州；其路程遥远,里程远达4000余里；区域文化多样,包括跨越江苏、安徽地域的江淮文化,江西地域的江右文化,湖北、湖南地域的江汉文化等,是不同文化群体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

3.扬州盐商活动线路促成多维交流

明清500多年间,以扬州为中心,由运盐河、大运河、长江（或淮河）及其支流构建的扬州盐商活动线路,是淮盐运销的交通线路,也是长江中下游流域与淮河流域之间其它货物的交流通道.扬州盐商将淮盐自两淮盐场运至引地后,其盐船皆满载而归.江南诸省的粮食、木材、石材及地方手工业品由盐船从淮盐引地运至扬州、淮安等淮盐集散地,再转运往全国各地.因而明清时期的扬州、淮安、汉口等淮盐交通口岸成为南北货运码头.据光绪《淮安府志》卷1《疆域》记载,淮安府城西北的关厢——河下镇,“由明季迨国朝,为淮北纲盐屯集之地.任鹾商者,皆徽（州）、扬（州）高赀巨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辏；夏秋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等”而湖广的地方商人则把地方特产贩运至汉口后购盐而回.“商民贩运谷米、煤炭、桐茶油、竹木、纸铁及各土产,运赴汉口销售,易盐而归”.扬州盐商的运销淮盐活动,促进了淮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流域之间粮食等百货的交流,加强了运河、长江交通运输线路的经济功能.

扬州盐商活动线路也是近代商业文明与地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空间通道.扬州盐商活动期间,不仅扬州盐商的聚居中心扬州的商业市肆稠密,商铺鳞次栉比,街巷人声鼎沸,而且在扬州盐商出入的口岸城市淮安、盐城、南通、泰州、仪征、汉口、南昌等,出现了巷陌繁密、市廛相连、百货齐萃、商业繁华的局面.像汉口的淮盐码头,从原先的僻野荒陬到清代嘉、道年间皆“筑室列廛”,形成了“市肆里遥,百货齐萃”的淮盐巷.至咸丰元年（1851）汉口处于“十里通津驻盐艘”的黄金时代,与它共荣衰的淮盐巷也发展为淮盐一巷、淮盐二巷.而淮安府城西北的河下小镇,及至清代已是“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与此同时,淮盐运销区域内的一些地方风俗习惯也随着扬州盐商活动线路不断传播,渐渐糅杂、交融.如运河入江口仪征的正月十五的龙灯戏,其中的“三楚黄龙”、“龙鼓灯”,是淮盐引地湖广、安徽等地民俗的移植,它成了仪征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最为重要的庙会之一——“都天会”习俗,也随着徽籍盐商寓居仪征、淮安、泰州、汉口等淮盐口岸,而成为当地声势浩大的迎神赛会.

明清时期,扬州盐商以扬州为中心,以淮盐集散地淮安、泰州、仪征、南昌、汉口等交通口岸城市为节点,由运盐河、大运河、长江、淮河及其支流连接的长达4000多里的活动线路,是淮盐运销线路,也是其它货物的交流线路,是淮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流域不同文化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因而它符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关于文化线路的定义要求,具有持续500多年的时间特征、覆盖六省广大区域的空间特征、专门运输淮盐并引起其它货物和文化交流的功能特征.可以判断,扬州盐商活动线路是一条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交流的文化线路.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遗产价值.

三、扬州盐商文化线路的意义

“文化线路反映了交互式的、动态的以及演变的人类文化间联系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人群对于人类文化遗产多样性的贡献”.明清500多年间,以扬州为中心,由运盐河、大运河、长江（或淮河）及其支流构建的扬州盐商活动线路,见证了扬州盐商奋发向上、不断进取、实现人生价值,取得辉煌的历程,诠释了淮盐区域因盐商活动而兴衰的众多城市和乡镇的丰富文化内涵,展示了线路沿岸不同文化人群间交互式的经济文化交流,它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

1.留下了丰厚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在寓居城市大兴土木,兴建园林、宅第、会馆、宗祠,并捐资支助地方公益事业,修建书院、义学、街道、桥坝、码头、渡口、栈道等,因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遗址.在扬州盐商大本营——扬州5.09平方公里的城区,至今仍保留了几十处盐商建筑和遗址,包括住宅、庭院和花园、会馆、街巷,像个园、何园、卢氏盐商古宅、汪氏小苑、汪鲁门古宅等四岸公所、湖南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安徽会馆等梅花书院、安定书院、广陵书院等引市街、引子街、苏唱街、新仓巷、达士巷等与扬州相似,淮安、盐城、仪征、泰州、汉口等地,扬州盐商留下的园林、宅第、会馆、书院、街巷、宗祠等一些建筑物,至今依然清晰可见.淮安城西的河下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古镇风韵,莲花街上铺设的凿有朵朵大莲花的青石板犹在,润州会馆、四明会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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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扬州盐商,乐善好施,赈灾济贫,积极倡办公益事业,他们不仅在寓居中心城市扬州、祖籍家乡,还随着其活动延伸至其它城市、乡村.根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扬州盐商在扬州、淮安、仪征、汉口等地,出资建造普济堂,收养无告老民、贫民；建育婴堂,收养孤儿；设药局,施舍丸散；在交通要道建义渡、长江水面设救生红船；购地置义冢；建水仓,用于城市消防救火；捐资疏浚城市水沟、官井,建桥梁,修码头、城墙、街道等市政建设；设盐义仓,贮存粮食,赈济灶丁；建粥厂,救济饥民；建书院、义学,为寒士提供膏火银两.如在扬州建有安定书院、梅花书院、广陵书院、西门义学、江甘学宫等,为寒士解决生计；在徽州古紫阳书院建造过程中,盐商鲍志道个人捐资3000两,以“助成工”,为维持书院正常运转,又捐银8000两,每年缴息960两；在武昌,经心书院和两湖书院的学生生活费和奖学金都是按月在盐库盈余项下开支,两湖书院外地在汉口经商子弟的经费也由包括盐商在内的“汉口八大行认捐,交官生息,仍按月支给”；有时一些寒士的赶考经费,也由盐商资助,如道光八年（1828）,汉阳县士绅公请湖北学政“转饬汉阳府县劝谕汉岸盐商,按乡、会试年份,提银二千两作阖县宾兴公交车费”.扬州盐商还热心于地方戏剧、音乐、文学、出版事业,明清时期徽州昆腔、扬州扬剧、淮安淮剧、海州五大宫调的发展兴盛,皆离不开扬州盐商的资助.大盐商马秋玉还“为朱竹坨刻经义考.费千金为蒋衡装潢所写《十三经》,又刻《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谓之‘马板’”.

扬州盐商慷慨好义,对社会公益事业不吝施舍,巨额捐资于教育、文化、卫生、慈善、交通等公益事业,不仅造福于民众,推动了地方事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而且也为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他们能在淮盐运销的广大区域内“以财行仁”、多行义举,表现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救世济民的抱负,是儒家“仁民爱物”、“达则兼善天下”的价值观的体现,是儒商精神的发扬广大.

3.传播了崇尚风雅、善交文人的文化风尚

明清时期,扬州盐商竞重风雅、善交名儒硕士、吟诗作画的文化风尚,把酒放歌、纵情享乐的奢华生活风气,也流及盐商活动线路涵盖的广大区域.

以徽商、西商为主的扬州盐商是一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儒商集团,他们虽是商人,但不少人少年服膺儒术,或弃儒从贾,或出身于士商结合的家族.尤其是徽商,“业鹾于淮南北者”,莫不皆是“商而兼士”.具有较高文化知识和儒家道德修养的扬州盐商,在其生活风尚方面显现出突出的文化品格.

在扬州,扬州盐商通过多种活动,提倡风雅,招延四方名士.在大盐商马氏周围,聚集了像全祖望、厉鹗、王藻、杭世骏、陈祖范等一流名儒硕士；总商江春还师从“精于制艺”的名士王步青,将“通经法、究名法之学”的吴献可“延于家二十年”；盐商汪玉枢结交著名文人,“与扬州众诗人吟唱不辍,直到临卒”；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在任期内,建筑“苏亭”,举行“虹桥修楔”,邀集天下名士.“公（卢见曾）两经转运,座中皆天下士”.著名学者戴震、鲍皋、惠栋、全祖望、王世球、杭世骏、薛廷吉等都是扬州盐商的座上客.

在淮安,盐务全盛时期,巨商富贾“出由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

在汉口,“盐鹾盛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宴处.镜槛晶窗,洞房杳察,成具竹石花药之盛,且半临后湖,可舒远观,白云漾空,绿阴如幄,斜阳返映.影动于琉璃屏户间,宛如身在画中.每当雅集,相与覃研诗词,品论书画,时或舞扇歌裙,浅斟低唱,大有觞咏升平之乐”.江苏丹徒籍盐商包包山精通诗书,风雅爱客,常与汉口名士诗文酒会,唱酬应和；青年时期“业鹾汉上”并长期寓居汉口的浙江乌程人范锴,与包氏叔侄以诗文论交,一生以“飘零书剑,清狂诗酒”自况,并著有《汉口丛谈》一书；安徽桐城籍姚小山,每年额运淮盐“逾楚省之半”,常与四方名士把酒放歌,纵情享乐；徙居汉口的徽州籍盐商洪檀修建“谁园”,每逢春秋佳日,必邀来一些盐商名士,在园内宴饮游乐.这些寓居淮安、汉口等地的盐商们的风流雅趣,无疑是扬州的盐商生活的翻版.

4.加强了民间风俗的交流融合

明清时期的扬州盐商,不仅仅是运盐的行商,更是垄断淮盐买卖的坐贾.他们寓居淮盐口岸城市,过着社区生活.扬州的河下一带、淮安的河下镇和西坝镇、仪征的县城南、汉口的淮盐巷等,都是扬州盐商的聚居处.数百年的寓居生活,使得扬州盐商与寓居城市及其周围区域的生活风尚、风俗习惯不断碰撞而发生流变.除上文提到的灯会、都天庙会等节庆集会流播盐商活动线路的口岸城市外,祭财神求富的风俗也影响深远.在北京,正月初二日,广宁门外的五显财神,天未亮就有候奉祀者,“终一日以千万人次,有‘借元宝’之俗,发财后加倍还之”,这与扬州邗沟大王庙财神崇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逢年过节,送财神爷、书写“对我生财”等习俗,也与扬州盐商习俗有着相似的内涵.在戏曲方面,扬州盐商蓄养雏伶,相渐成习,而此后的京师优童也大半是苏、扬小民.尤其是大为扬州盐商喝彩的徽剧,在乾隆年问由扬州进京献艺,引起了随后的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进京,在北京戏剧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扬州盐商竞重时尚、引领消费的奢华生活风气不仅使盐商客居的淮安、仪征有“小扬州”之称,江苏的通州、清江浦、东台和泰州等地有“小扬州”之目,而且还流及盐商的祖籍家乡.《歙县志》明确指出：原勤于稼穑、生活崇俭的歙县,其“奢靡风习创于盐商”.在汉口,扬州盐商奢华生活风尚导致了汉口社会习俗的日渐变化.对此,道光时人叶调元叙述道：“富商大贾拥巨货,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

综上所述,由运盐河、大运河、长江（或淮河）及其支流构建的,持续500多年、绵延400多里的扬州盐商活动线路,既是一条淮盐运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的交通线路,也是一条长江中下游流域和淮河流域广大区域内的稻米、木材、茶叶等百货的交换之路,更是一条江淮文化、江右文化、江汉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文化之路,是扬州盐商传播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空间通道,它推进了扬州、淮安、仪征、泰州、南昌、汉口等城市的近代商业文明,对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京城乃至全国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