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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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历史

晋商这个社会群体,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原始、半原始经营活动的艰苦岁月,发展到明代中期,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山西商人以善于从事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他们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销售活动遍及全国,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清咸丰、同治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并将触角伸到东南亚、美洲、欧洲,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同时由于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山西各地商行实力、经营方向以及经营思想的不同,经营票号的多系平遥、祁县、太谷、介休商帮,经营商业的多为泽州、潞州、绛州、太谷、临汾等地商人.因此形成了以晋中渠、乔、王、曹等家族为代表的票号金融资本集团,以上党、晋南为主的商业资本集团.他们在中国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强大阵营中,各树一帜,被称为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为中国创造了巨额商业财富.

晋商文化的发展与精髓

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日中为市”的原始时代,而它的雏形却奠基于晋国的始祖唐晋时代.唐叔虞受封唐侯时,周成王用“诰命”方式规定他到唐地后要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夏政”和“戎索”为晋商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成为其形成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唐叔虞遵循周王室规定的施政方针,因地制宜,实行一套新的方针和政策：按照唐地地处夏人故墟的传统风尚和习俗,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政治制度,来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而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依照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周朝规定的井田制度.可以说晋国是历史上第一个“经济特区”.在这一独特的施政纲领的哺育下,晋国孕育出有别于其他齐鲁等封国文化内涵的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内力与特点.这一文化特性,加上晋国历史上著名商人计然提出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思想；计然的徒弟范蠡提出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营方针；猗顿提出的“欲速富,当畜五（牛字）”的经营理念；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方术,以及“务完物,无息弊”的经营道德,“薄饮食,忍私欲（婪）,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艰苦创业、平等待人的经营作风,即成为晋商文化的完整体系和晋商群体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

晋商文化在我国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其精髓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念.山西人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般信崇,均在于“信”、“义”二字.晋商与关云长乃乡亲关系,将关云长尊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卫自己的商业利润.清末民初,归化城内同乡社共有16个,除蔚州、京都、新疆三社分别崇祀关帝、天皇、马神外,其余13个山西同乡社,全部崇祀关帝.同时存在的38个商业行会,一半以上也供奉关帝,以关帝为偶像.据老商人回忆,山西人每到一地经营,一经发展,必先修关帝庙.清末一个小小归化城就有7个关帝庙,并且各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晋商史料中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

二、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利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增强友谊,在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方面展现的大家风度.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是封建行店的土财主.雍正、乾隆时期,尉家家主尉佳瞄准江、淮、山、陕“民稍宽厚”的有利环境和两湖、安徽丝绸丰收的有利机会,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贩运丝、茶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发展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转变为金融投资,逐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等富庶地区,鼎盛时期可“日进万金”.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是重视精神价值,对待店徒,平等宽厚,薄利厚薪,实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红.为安定号员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戏班,按每天一号巡回演戏慰问.

三、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表现在经营管理上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太平王家从清初王太来发家,到王协于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癸卯科考中举人,是王家的鼎盛时期.王协在乾隆南巡时,承办接驾差务,礼遇和,宽待同僚,在奸相专权的夹缝中危襟独洁,容忍共处.还在两淮捐输军饷,取得“恩加十,晋资政大夫”的官衔,从而跻身“官商”职位,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地位.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乾隆、嘉靖时期全国著名富豪.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盐务的企图,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王家虽屈事朝廷,委于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便利商民,互通有无,实利地方,乃兼容并蓄之精神在商界的体现.

四、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晋商信奉“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他们不乱交友,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既然“相与”,必竭力维护,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曾因濒临破产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后改组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1929年大盛魁发生危机时,王掌柜派人送去两万银元,好友认为此款无法归还,劝其三思,王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雪中送炭,天亨玉早完了,那里还有天亨永呢?”票号经理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等等必须同心以共济.”

五、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方面,各国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开始倾销洋货,国内洋货充斥；另一方面,国人大呼变法革新,民族工业步履艰难.尤其在晋南,因商行经营思想守旧,商品滞销,抵挡不住洋货的渗入.如何振兴固有商业,利用商业积累资金,发展新型民族工业,制约洋货（洋务）泛滥,求民族工业之存在和发展,就成为商界爱国人士的共识.太平刘家的代表人物刘笃敬,知难而上,振臂而起.刘笃敬凭借刘家祖代在晋、陕、甘、豫开设的300多家商号为后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商战思路,调整经营策略,加强对刘家原有厂店的经营管理,积累资金,又大胆投资现代工业,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9年）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即太原电灯公司.并继发电厂之后,又办起矿业、纺织、盐业以及学校等实体,向洋商展开竞争,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居奇.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刘笃敬以更大的胆识和魄力,担任了荆棘丛生、步履艰难的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后又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肩负起修筑山西南北大动脉的重责.为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渗透,发展山西现代民族工商业和交通事业,极大地付出了资财、智慧和心血.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刘笃敬任山西商会会长时,积极参与由祁县巨商、山西票号领袖渠本翘等发起的夺回山西矿权运动,在与英商福公司代表的谈判中,据理力争,以白银250万两收回阳泉矿权,挫败了帝国主义掠夺山西矿业的阴谋.

六、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清末民初,国事日非,外受列强侵略,内遭军阀割据.既要解民生于倒悬,更要抵制洋货的泛滥,成为当务之急.二三十年代,晋南各地洋布、洋面、洋烟、洋煤油、洋火柴以至洋画、洋书等洋货,充斥市面,洋商、洋号,随处可见.太平杨家在此时刻,以振兴民族工商业,抵制洋货为己任,挺身而出.杨世堂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接管杨家号务后,目睹洋商廉价收购西北皮、毛、棉、麦以及金、银、鹿茸、麝香、红花等土产和贵重药材,摄取大量利润.世堂立志要和洋商竞争.他抽出资金,派出经营能手,在津、沪、宁派驻庄号,以电讯与兰州、西宁通市,并与洋行挂钩,由洋行将巨款存入杨家商号,再由商号以行市价格收货订货,收购牛皮、羊皮、羊肠、棉花、金银和药材,打包运往天津、上海等地,每宗可赚三五万到十余万银元.这样既减少了洋商低价套购西北特产的损失,杨家也由此成为西北商界巨魁.杨世堂兴盛后,又将投资转向现代民族工商业,并将投资地点由外地转向晋南家乡.他将获得的利润作为资金,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开设药铺、古城粮店.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以数万银元开办新绛火柴厂,又将巨额资金投入新绛大益纺纱厂,建立起晋南第一家股份制现代企业.太平杨家以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经两代人十年奋斗,由以货易货的小贩,一跃成为拥有店号数十座和两个厂的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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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经营的五座丰碑

驼帮康熙末年大盛魁,下辖千余家分号,现代学者认为其总资产至少是清道光年间国库储备的两三倍.极盛时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峰.故民间素有“南有胡雪岩（徽商）,北有大盛魁（晋商）”之说.

船帮18世纪时国内有洋船十五艘左右,山西介休皇商范氏就拥有六七艘,往返于长江口和日本长崎之间,垄断从日本进口铜的贸易七八十年.

票号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南钱庄、北票号,融为一条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历史脉络.“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被公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鼻祖”,平遥、太谷、祁县“金三角”使晋商走上历史巅峰.

大院山西大院主要分布在太谷、平遥、祁县、榆次、灵石、介休、大同、浑源、保德、阳泉、沁水、阳城、临汾、襄汾等地,如介休张原村的范家大院号称“小金銮殿”.祁县域内类似乔家大院的大院式民居至今尚有四十余家.其中有些大院的建筑规模、工艺精细度都与乔家大院相颉颃甚至高出其右.

“茶叶之路”晋商北走边疆,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开辟出一条起自福建、江南,以山西、河北为枢纽,贯穿蒙古,深入西伯利亚、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中俄茶叶贸易之路.这条由晋商开拓的从福建至欧洲腹地的万里“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陆上、海上）”和“茶马古道”一起,大致涵盖了古代中国商人北、中、南“密如蛛网”的经营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