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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年11月23日
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主持人：王振耀（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嘉宾：何道峰（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魏久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杨鹏（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涂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刘小钢（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吴冲（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2011年,全国款物捐赠总额845亿元,较2010年下降18%强,主要是企业捐赠部分大幅下降所致.2012年的捐赠情况仍旧不容乐观等
刘小钢：我们基金会曾有一个规划,5年内对环保的行业发展要投入不少于5亿资金去推动.到2012年目标只完成一部分.我相信企业家对公益事业很有热情,很愿意投入,但2012年整个经济形势不好,对整个公益也有影响.
魏久明：我们把捐款和募款相结合,以救助为主.我们以救助来募集资金,说明这个项目需要资助,自然会有人来捐款.第二个方法叫号召.你来救助,我跟你合作,不是说你把钱给我去救助.第三个方法是虔诚地为捐赠者和被捐赠者服务,以服务取得公信力.第四是金融的方法,通过公益金融来取得收入.我们这方面比较谨慎.2012年我们也有困难,但经过不断改进,公信力在不断增强.
吴冲：我们基金会非常像NGO,所有项目都自己操作,我们自称树根NGO.2012年我们募款计划是4500万元,同比2011年增长40%.2012年压力非常大,我能明显感觉到经济的虚脱.我们更多是把捐款人看做投资者.
涂猛：企业捐赠是财富创造的溢出效应,经济下行肯定会受影响.2012年我们的筹款目标是2.5亿元,实现筹款目标应该没问题.个人感觉捐款收入减少、服务支出也相应减少.
窦瑞刚：腾讯基金会100%的捐献来自企业和员工.基金会成立到现在公司每季捐款过亿.我们还有一个募款网络平台,到2012年年底有超过300个行业捐赠总额超过1亿.2009年,我们启动了“月捐计划”.2010年筹款是2712万元,其中近1480万元是月捐捐款、网友捐款.2011年因为“郭美美事件”整个筹款额下降到1673万元,其中月捐1500万元.2012年,我们已经实现2400万元的筹款,其中1800万元是月捐.现在的捐款都是一对一的,网民会有更多的选择,使自己的钱花到具体的对象上.
杨鹏：2012年筹资形式对壹基金来说挑战非常大,2011年壹基金自筹3850万元（不包括原来协调过来的）,现在已筹3470万元,预期年底达4500万元,比2011年增长20%左右.即便这样,背后进行结构分析时发现企业的捐赠下降.我们的月捐赠相对稳定,散捐上升和大额捐赠下降.现在,公众希望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所以定向捐赠、精细参与、透明描写要求越来越高.这对我们的管理是一种大挑战,也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
对当前基金会的发展形势判断是什么?募款是基金会的生存之本,有什么创新,有什么变革要应对?
吴冲：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意外,2013年情况比2012年更糟.我们主动愿意把支出降低10%、20%,但要开始动用原有的储备,来保证2013年的支出,这个是策略性的.
窦瑞刚：在基金会起源的美国,经济形势不好,但基金会不会讨论筹资问题,他们会说减少资助支出.基金会有筹资问题,恰恰说明中国没有美国典型意义上的基金会.其实从基金会的本质来讲,是一笔钱.这笔钱不断增值和行使捐赠人的意志和慈善的意志.在中国,基金会从成立就是财政非税收收入的一个补充.所以,我们原来的公募基金会就是借财政基金筹款的公募筹款机构,是弥补财政不足的.现在基金会一手筹钱,同时规定75%的钱必须花出去,花给谁?花给财政,划到系统中去,所以我们才会面临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筹资一定有两个主体,一企业和百姓,政府购买服务就不谈了.企业捐款有四个动机：市场动机,叫公益营销；和政府的博弈,这是中国特有的；品牌驱动；涉及投资捐赠行为.我认为公益营销驱动有可能会增长.政府的博弈有可能会加大.在企业整体捐赠下滑情况下,谁来捐赠?我认为是百姓.民间集聚了大量财富,这一直被传统公募基金会忽视.美国百姓小额捐赠占据82%,而中国却不到20%.百姓要捐钱从本质上讲是解决生存后的内在需要.其实我们帮助的人非常有限.但我们在这个社会中传递着最后的爱和信任.如果我们的项目能够通过这个方式争取到这些人,我相信钱一定会来.
杨鹏：壹基金从出生就强调人人公益,把筹资当成一个公益促进,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公众的参与.现在壹基金一半以上的资金是从小额资金稳定过来的.
魏久明：我认为公益事业不是冬天,而是春天.一、基金会的发展这两年突飞猛进.二、搞公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三、我们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高层次的,这是中国的希望.我们现在处在调整、转型和发展的时期,
“郭美美事件”促进了大众的自觉觉醒,这是好现象.公募基金会要转型,私募基金会要大发展,怎么起步?第一,公募和私募基金会坐下来,做些规范性规定,有了法律就能从容发展.第二,倡导一个全民性的节日,把慈善文化普及到整个社会.
涂猛：中国的经济回暖最需要解决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它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职能.这做起来非常困难.NGO处在困难时期：2011年困难,因为遭受问责风暴；2012年经济下行,社会公民慈善的供给可能会萎缩.我有三个建议,第一要推动政府的主动作为.第二是税收.第三是10%,我们要跟政府讨论,10%这个比例能不能市场形成?这三方面做到,对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有很大好处.这是外部环境.
刘小钢：作为企业家为主的基金会,我们很重要的是以平常心看待目前的经济形势.有点挑战反而给我们一些机会,就是怎样提升自己的能力.不管是挑战还是机遇,对于基金会和民间组织总是一件好事,总能往前走. 何道峰：我首先是农民出身,然后是经济学家,半个企业、半个公益.中国的基金会和组织活下来是硬道理,发展和存活,存活放在第一位,活到精彩的那一天.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活,要在“活”里面练内功,把内部的事情管好,还要有灵活的应变,观察市场,发现机会就冲过去.
“郭美美事件”后,扶贫基金会也很难.但我们还有小额信贷,捐款很难,借款总是容易一点.所以我们2011年在2010年5亿的基础上冲到了10亿,2012年继续从10亿再冲到15亿,我心中的目标是要把小额信贷做到帮助100万农户.
专家问答：
“免费午餐”小乐：我现在做募款,压力特别大.请问在这种经济形势的前提下,为什么你们募捐还能够超过计划?
吴冲：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觉得危机会带来调整机会,大家去看是不是要收窄自己的领域.中国整个公益行业较普遍的是太少的钱在做太多的事情.现在,面临危机大家会想能不能再窄一点,窄到能度过这场危机.另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是行动者,但现在我们有精力坐下来研究.经济形势不好,会使你不得不去把自己变得专业,这也是好事.
窦瑞刚：为什么做项目必须筹款?“免费午餐”的钱还没花出去.它的核心能力不在筹款.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筹4000万的计划,养这么多人?改变这个社会,整合资源,让这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知道我们的核心能力,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把它做完就可以.
何道峰：我也认为“免费午餐”最伟大之处在于用中国的网络启动了中国的微公益,它超越了所有的传统力量,让你站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既没有公募,也不是非公募,我的心是慈悲心,我的愿是光明愿.
窦瑞刚：税收最大的问题不是对个人捐赠者不能免税,而是基金会的投资收益不能免税.普通人的小额捐赠,税收基本可以忽略.但对于高收入精英,捐赠中税收是最大的问题.如果1块钱不捐,其实他得到的只有5毛5,剩下的都要交税；如果把这1块钱捐了,又能指定用在哪里,实际上相当于他的5毛5撬动了政府的4毛5.其实税在中国不是问题,只要捐赠之前和相关部门协商一下,可以在报税中处理掉.所以,问题是你有没有设计好你的方案.
窦瑞刚：我们的合作伙伴都是公募基金会,执行机构有非公募基金会,我们通过公募基金会把钱给他,行得通.互联网时代和公众的交流非常简单,在网站上公布账号是没有问题的.
杨鹏：小额捐赠的诉求比大额捐赠人要高.大额捐赠在一些公益机构里做公益营销、做品牌创造,小额捐赠人没有别的诉求,就是给你钱,看这钱带来的变化.我们的第一个反馈是跟招行合作,只要通过招行给壹基金捐钱,捐钱人瞬间能得到感谢短信.第二,很多捐赠人通过银行捐钱,没有,在银行系统里加联系框非常困难,但我们在做.第三个方式是项目非常及时的披露,包括网站、微博.
王振耀：今天大家最大的问题是3个字：我是谁.我们不是要饭的,即使是募款也是我来帮你的,我们帮助政府,帮助富人,帮助刚富裕起来的人.你有需求,我满足你,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都需要我们.这是他们给公益界定的位.
专家语录：
涂猛：不管公募还是非公募,受益人永远是你唯一的主要客户!捐赠人是你的第二个客户!
魏久明：人人助我,我助人人.
窦瑞刚：和财政相比,无论我们有多少钱都是九牛一毛.我们一定要想当下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如果我们把眼睛只盯在钱上,钱永远不够!
刘小钢：我认为挑战是一种机遇,每个基金会在面对机遇时其实是我们自己成长的一个很好机会!
吴冲：即将到来的过程可能很残酷,有人可能会成为江姐,但这样的牺牲能推动中国公益社会的建设,所以请大家做好含笑九泉的准备.
杨鹏：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为此,项目必须有效,过程必须透明,捐赠人、志愿者必须能够参与其中!
窦瑞刚：最可怕的不是钱,而是制定了一个庞大的筹款计划,养了一群人,最后根本完成不了目标,因此只能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