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乡村社会解读

该文为乡村有关毕业论文范文,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解读相关论文的格式，可作为社会学史专业乡村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免费下载教你怎么写乡村及社会学及法制社会方面的优秀学术论文范文。

陈老师的《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专题研究》本来要求提交思想史相关内容的论文,但是看了罗志田教授的《裂变中的传承》之后感到了绝望.思想史以我现在的知识与识见只能是先行避开.而代之的是一篇读书报告.这篇读书报告是笔者根据入学以来所看的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相关著作而写成的,因所看的书有限,不能完全展现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有待进一步深入的了解,本文只是到现在为止所读书籍的一个总结.

对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性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指出：中国的王朝政权为了维持政权的长久性要考虑到乡村社会的承受力,所以在乡村中推行的是非专制、的无为政治.中国既不是像西方国家一样的法制社会,也不是人们认为的人治社会,而是礼治社会,因为乡土社会的秩序是靠礼来维持的.乡村社会的礼治又是靠什么来实现呢?费先生提出了长老统治的概念,即教化的权力,或是说爸爸式的.作者在本书里多次强调了乡土社会的封闭性、稳定性以及熟人世界的概念,因此在乡村里相比于专业的知识更多的是依赖经验.本书并非历史著作而是社会学著作,并没有提及史料,更多的是依据作者的乡村社会调查成果.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是否真的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所描述的那样呢?或许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答案.通过瞿先生在书中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地方政府的行政虽然是有控制和调整的,是一种集权制,但幅员辽阔与官吏人数的有限性,使得权力并不能完全渗透到乡村社会.作者指出州县政府是“一人政府”,州县官员如想行使其职责之内的税收、治安、司法等职能,不得不依靠当地的胥吏与士绅.其中胥吏并非政府正式职员,权力主要依赖与州县官员的私人关系.绅士在地方行政中是非正式的、私人性的,是依据某种特权地位而习惯上被接纳为地方社群的代言人.

关于士绅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作者首先对“中国绅士”进行了概念上的定义,指出绅士地位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而针对绅士的作用,作者认为“绅士的职能表现与私人土地占有与所在地点无关,而是依据其行政区划.”“并在其行政区划之内代政府行事,但又非政府代理人,是个社会集团,在自愿基础上行事.”属于“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绅士在地方社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调节纷争、修路修桥、设立学堂以及赈灾等方面.

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绅士的概念并不足以解释乡村社会,乡村社会内部也有着自己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最先引起注意的是具有中国特殊性的宗族理论.其中以弗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具有开拓性意义.本书虽然是以福建、广东为考察对象,但是作者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没有到过中国,而是通过新加坡及香港等地的移民村落的考察与当地人的口述内容为主要依据,认为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既广东福建等地宗族组织通过各宗族首领会议、祭祀、土地买卖等途径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的乡村生活中除了宗族以外最有凝聚力的要数宗教组织了.起初对于中国有无宗教有过争论,后来人类学者引入了有别于“宗教”观念的民间宗教这一理念.宗教的作用因其所处的位置而有所差异.有时政权组织会对认可民间的宗教信仰,并将这种信仰纳入政府的祭祀体系来达到控制该信仰的目的.如韩书瑞所论述的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的祭祀以及杜赞奇指出的关帝祭祀的国家化即可表明这一点. 国家控制的强化不是通过对内容的统一,而是通过对信仰结构的加强来达到的.民众对同一个宗教各有其不同的解读,这也不妨碍不同民众对同一宗教的信仰.而地方精英有着一种共同的文化信仰,所以他们对民间的宗教体系一般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当国家将一个信仰体系纳入到国家范畴以后“地方精英都急于在信仰标准化的过程中与国家权威合作.”不仅国家政权和精英会利用宗教信仰,即使在乡村中的宗族斗争也会借用宗教信仰.

中国乡村社会有一定的封闭性.大部分人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之局限于某个地理范围之内,这个范围之外的世界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针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特点施坚雅提出了“市场体系”这一概念.指出“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足自给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典型的市场区域模型面积刚过50平方公里,到镇上的最大步行距离为4.5平方公里,人口约7000多.即18个左右的村庄、1500户人家.市场体系的大小与人口密度成反比.”施坚雅提出市场婚姻圈、宗族间的联系范围以基层市场为界、宗教团体、市场间度量衡的差别来证明他的市场体系.

随着对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深入,杜赞奇利用满铁《中国惯行调查报告》10的研究在《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了有别于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模式和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式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新理念,认为市场并不是决定乡村大众交易活动的惟一因数,村民纽带在提供多种服务、促成将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是指通过小到一家一户,大到数个村庄之间的组织与联系,来分析乡村权利关系.这种权利关系统称为“权利的文化网络”.作者通过对满铁《中国惯行调查》中的华北六个村庄的研究认为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20世纪国家政权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注定是要遭到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