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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救灾度荒历来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捐赈是民间捐助国家进行赈灾的一种主要手段.本文以《余姚捐赈事宜》为中心,通过对清代乾隆末期浙江余姚的一次灾荒后捐赈的解读,探讨中国古代捐赈组织、实施及成效,政府、地方士绅在捐赈实施中的作用,他们为何支持捐赈.
[关 键 词 ]地方灾荒；救灾；捐赈；余姚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116－07
田戈(1985－),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
吴松弟(1954－),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上海 200433)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国家,同时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较为频繁的国家之一,抗灾救灾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应对灾荒的主体和物资来源的角度,赈恤可分为国家赈恤和民间赈恤两大类.中国古代把国家有关救济灾荒,进行赈恤的法令、制度与政策措施,统称为荒政.历代政府为了巩固政权,维持社会稳定,保证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始终把荒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实施一系列救灾防灾的政策措施,包括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即劝赈),以作为国家赈恤不足时的一种补充.捐赈是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国家的号召或动员下,富户或绅士把物质和钱财捐给国家,由国家统一支配,或交由地方仓储,或直接用于灾荒赈恤.这种来自民间的捐赈虽然力量有限,但积少成多,仍能解决一定范围内的赈灾问题.而且,它可以随处办理,对地理位置偏远或交通不便的灾区,尤为可行,达到官赈起不到的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官赈程序繁琐、动作迟缓的不足.另外,民间社会力量参与赈济,还可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政府救灾活动中容易滋生的诸多弊端.因此,捐赈在中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清朝同样重视捐赈,其已成为地方灾荒救济的一种重要办法,特别是在江南富庶地区.
目前学术界对捐赈的研究尚不深入,有关细节的文献记载不多.因此,详细记载清代乾隆末期浙江余姚一次灾荒后的捐赈活动的《余姚捐赈事宜》,便具有独特的价值.本文拟以此文为中心,探讨清代的捐赈如何组织、如何实施、成效如何,以及政府、地方士绅在捐赈实施中的作用,地方士绅支持捐赈的原因等问题.在物质文明已日渐发达的今天,灾荒仍然存在,救灾在今天的中国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清代余姚的这次捐赈事件中,各级政府与民间社会积极赈济灾民,他们的一些做法对当今社会救灾减灾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捐赈的缘起和经过
乾隆五十九年(1794)余姚发生了一次大灾,该县社会各界人士采取多种措施募集钱粮,帮助十几万灾民渡过难关,顺利解决了灾荒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后,当地士人张廷枚编纂了一本《余姚捐赈事宜》,详细记载了整个捐赈的过程.据载,当年七月“大风拔木,连旬雨,木棉尽坏”.海乡人民因灾荒而缺粮,特别到了第二年,“人民至掘蕨根、采榆皮以食,滨于死亡者数矣”.县令对此忧心忡忡,向城隍之神祈祷,决心救灾.然而对于如何救灾,县令却有所担心：一方面,当年大田获得丰收,按惯例不能上报“成灾”.另一方面,虽然“谕令补种杂粮蔬莳以资糊口.数月以来,尚为宁贴”,“但相距春收,为日正长,失业贫民,难以接济,是应亟为调剂,毋使失所”.在此两难的情况下,当地绅士商量后主动对县令提出建议：“吾侪幸有恒产,粗具盖藏,又乘歉岁获贵粜,是瘠里邻以自殖也.奚其可！因请捐赈.”县令戴廷沐采纳了他们的捐赈建议.
余姚地方官员与诸绅士商议,“拟于东北两乡,分设粥厂,俾土著乏食贫农,赴厂就食”.凡“粥厂设立何处,捐米作何支发,每厂应设董事几人,及一切事宜”,均召集绅士会商解决,以期尽善,并不假手胥役,以免产生弊病；而且,凡“厂内应备什物,应雇人夫,均应酌捐”,不从烧粥的大米中扣下,毋必使“粒粒归于实惠”.这种做法,一方面调动了绅士们参与赈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客观上起到了防止胥役在救灾中滋生事端的弊病.
商议之后,他们选出了一些地方人物担任“董事”,负责赈灾具体事务.董事分为总局董事和各厂董事两种,都是当地有身份有名望的人士,其中大多数人都捐出大量钱财参与赈灾.赈灾的领导机构是“总局”,设董事13人,负责赈灾的事务,并对各粥厂进行管理.总局董事下设各厂董事,又分为总办董事、同办董事和同办乡董事三类,其中总办董事负责所在粥厂一切大小事务,对赈灾效果负直接责任.共设立各厂总办董事11人(其中8厂各有一人兼任总局董事),他们是这次捐赈的主要实施者.
在粥厂开始施粥前两天的乾隆六十年闰二月初十日,政府贴出告示,公布赈灾施粥办法：“于近城接待寺为第一厂,大古塘一带分设八厂,共九厂.自闰二月十二日为始,酌赈一月.每厂每日备米煮粥,每名口给粥一杓,每日鸣锣集众,以辰、巳两时为率.虽为数无多,务期各董事踊跃将事,实惠在民.一切胥役人等,丝毫不准干预,庶颗粒均沾,事归实济.”
县令分别给各厂地保、坐都捕役、各坝夫头下发了谕单,对他们在赈灾中的具体工作进行部署,以保障赈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第一,要求各厂地保,在设厂施粥时,每日在厂,协同厂役维持现场的秩序.要求饥民就食散粥时,“遵照规条,东入西出,毋得拥挤入厂争抢”；而且“一切偏僻小径,均须分头堵截,勿致重支冒领”；即使地保,也只能“每日止准在厂随同领粥一次”.
第二,要求所有的坐都捕役,必须“日夜巡逻,防范救灾物资被盗”.如果发生盗窃,“除严拿匪犯重究外,定将失事地方之坐都捕役,加倍重惩不贷”.
第三,要求在开设粥厂时,各坝夫头不要留难勒索到粥厂办公的船只,务须昼夜通行,“如敢玩违,定即提究不贷”.
为了让各厂赈灾有规可依,董事局还制定了详细的《施粥条规》,对各厂的施粥工作进行指导.有些措施,可以看出制定者的良苦用心.例如,“局中收钱,总以制钱为率,小钱缺数补换.交米照依时价,潮米、糙米不收”；“每日开厂放粥,本厂董事,对众先尝一碗,以明搀和等弊”；“人数众多,若煮粥不敷散给,即每人按筹给米三合”；“每厂用水火夫或十名,或十五名,即于附厂贫民中,由本乡董事保举老成壮实可用之人,不得任意唤用.每日照例领粥外,酌给钱五十文”.在粥厂的分布上,厂址选定之前就订立原则：“设厂定于大古塘一带,约长百里,拟分八厂.厂地星罗棋布,务以便民为主.”县令廷沐对此事甚为关切,开厂前亲自查看厂址,“俱系村庄联络适中之所,择其宽大寺院设厂”；开厂之后又去查看并安排施粥事项.如发现“人多拥挤,复于各厂前圈编竹笆,分别男妇,东进西出,以免混杂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