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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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第一堂专业课就是童庆炳先生的文论课,讲的是《文心雕龙》.当时童先生已过古稀之龄,带着20多名文艺学专业的博士们,从头开始一字一句地阅读这本书.文艺学专业,开一门古代文论课本无可厚非,但当第一堂课结束时,童先生跟大家说《文心雕龙》这本书他已讲了十五年之后,我不禁振颤了一下：掂了掂手里这本书,开始感觉到它的重量.

是什么力量决定了

一本书的生命力?

一本书的生命力,可能更多地体现在流传的历程与轨迹之中,一本书的流传史就是它的社会史.从刘勰写完这本书开始流传至今,传承到我的手里,它至少经过了大约1400多年.据我所知,刘勰是在一座庙里,伴着青灯黄卷写完这部书稿的.但无由通达之路,于是扮作买书人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待当时做大官的沈约经过,期望经由大名于当世的沈约推荐而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沈约不负刘勰之望,也慧眼识珠.但当终于如愿以偿之时,刘勰早已离开人世了.

公元1899年,甘肃敦煌发现了《文心雕龙》唐写本.唐写本《文心雕龙》是被一名叫斯坦因奥雷尔的英国人从敦煌盗至国外,今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这个史实的发现表明该书经由沈约的推荐已经进入主流传播系统.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播系统呢?无由得知.

元代一位郡首刊印了《文心雕龙》,至此才结束了写本流传的历史,这就是“龙学”史上的至正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现存于上海图书馆的元至正本《文心雕龙》,这是最为珍贵的孤本.正本前有一个名为钱惟善的人写的《序》：“嘉兴郡守刘侯贞家多藏书,其书皆先御史节斋先生手录,侯欲广其传,思与学者共之,刊梓郡痒,令余序其首等至正十五年龙集乙末,秋八月,曲江钱惟善.”

我最感兴趣的是《序》中的信息,一部论述文学批评的论著,被一位郡守收藏事件背后的意义.而学界通常都认为,元代是中国文化最为荒凉的时代,刻印图书是花费十分巨大的事情.历史上并没有文字记载该郡守的身份是一位文学家,及其出于何种目的而收藏《文心雕龙》,但可以推定,中国典籍的收藏与流传一定是沿着自己的一条河流涌动着,只是目前我们了解的还不确切.

到了明代,一批有钱有势的文人、一大批学者官僚收藏校勘《文心雕龙》.比如明代著名版本是梅庆生的《文心雕龙音注》,堪为明代“龙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据日本学者考证,梅庆生从万历三十七年开始一直到天启六年,前后二十余年时间,关注《文心雕龙》的校勘和研究,因此明代《文心雕龙音注》的学术水平很高.该版本在卷首开列了参与校勘的一大串名单,除杨慎（字用修）作过《文心雕龙》的点评外,其他30人据考证,有的是当时的文坛名人,有的是爱好诗文的官僚,名声大小不一,所处地域分别是今天的江苏、福建和江西等地.其中有一名为谢兆申（字耳伯）的福建人,是刻印《文心雕龙》的主要出资者.在《四库提要》的跋语上记载：“明谢兆申字耳伯,福建邵武人,倜傥好奇,每岁必游吴岳,喜交异人、购异书,摭拾异闻异见,人自荐绅学士子墨客卿黄冠缁流靡不接；书中坟典丘索经纬流略稗官琐语靡不收.名山奇壑,足迹几遍.囊中金半以佞佛、半以市书.游吴师事刘子威,尤与临川汤显祖、竟陵锺惺、谭元春善.出入载书以随,客死麻城,书留僧舍,久遂散失.”可见谢耳伯是一个性情中人,游历甚广,交游广泛.只要有钱都用来购置各种书籍,用钱刻写《文心雕龙》自然是出于对这部旷世之作的景仰,是一种自发的文化选择,虽然身后客死异乡是一件悲凉的事情,但通过资助《文心雕龙音注》的刊刻而名垂青史,地下灵魂也足可安息.

到了清代,参与《文心雕龙》版本校勘的学者众多,并且是以官府组织的集体形式来研究,最著名的版本是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和纪昀的《评文心雕龙》,其中的学者有何焯、郝懿行、卢文昭、冯舒、顾广圻、孙冶让、纪昀等.他们熟谙小学,广涉四部,并且专精于古籍校勘、注释,学术根基深厚,学术意识自觉,古籍整理经验丰富,在中国学术历史上均是划时代的人物.清代《文心雕龙》的研究是一种国家意识,与元、明两代的民间、自发性个体研究相比,有着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时至21世纪的今天,《文心雕龙》的注本、释本不下几百种.不仅如此,它也成为中国大学、研究生课程里必读的经典,更有童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地讲授与参读.

我一边跟着童先生一字一句阅读《文心雕龙》,一边开始了我的思索：为什么《文心雕龙》这本书从诞生开始即有了生命,能够流传千年,但有的则刚面世就“死亡”?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一本书的生命力?

于是,我长久地沿着这个方向去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并痴迷于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传播历程,希冀从中找出蛛丝马迹.我曾背着一本万曼先生的《唐集叙录》从北京到伦敦,参加2006年国际书展,之后在英伦三岛观光的大巴车里,在苏格兰酒店的木床上,甚至为了不打搅同事的睡梦,我躲在洗手间里借助昏暗的灯光,找寻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述流传至今的力量.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唐诗结成文集大部分是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发达的坊刻、官刻,还有一些水平较高的士大夫刻书,误以为是图书出版的力量传承了这些璀璨的中华文化经典,为身在出版界的自己找到了传承文化使命的崇高感.然而当我借助四川大学祝尚书先生的《宋人别集叙录》,梳理完苏轼、欧阳修、黄庭坚、王安石、陆游、朱熹等诗文集的流传历程时,发现那些专以刻书牟利的坊刻却是个“捣乱者”,不仅张冠李戴,把假托苏轼之名的诗当成苏轼的大作来买,迷惑了很多人.连当时的大学者陈振孙都承认：“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备成》二集诗文最多,诚如所言,真伪相半.” 反倒是那些宋代名门望族的后裔,包括学生门徒、包括同里乡亲,有的尽管很穷,很困顿,但依然积攒资财,把祖先文集的刊刻与整理作为家族、作为同里的一件大事.宗族的力量往往使某本图书在湮灭几百年后又薪火相传.

显然,我自己高估了一本图书的生产、传播的力量,图书刻写、书稿校勘、甚至今天机械化印刷、数字出版、手机出版等图书专业出版机构固然重要,但没有作者,没有书稿,显然也谈不上图书的生命力.在图书生产到传播的文化链条里,作者永远是龙头,永远是源头活水,就像没有李白、杜甫,哪里来的“李杜诗篇万古传”?

文字的刻写、校勘、印制乃至传播是有形的,有时就误以为这种有形的力量就是文化生命的全部,因此中国图书历史上的刻本搜集、编撰校勘、刻写乃至于收藏都打上浓厚的社会印迹.

比如中国图书的竹简、雕版时代,图书使用范围基本限于皇权、贵族、士大夫等社会上层,内容主要是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传达士大夫思想感情、记录最重要历史时刻等,使用的目的是“文书档案、历史纪录、私人信函以及与鬼神和后代子孙交流之用”. 因为这种特殊的传播目的,图书与普通人的精神生活无缘.中国的历代政府都设有专门收集、管理、典藏和编撰出版图书的专业机构,在商代藏于宗庙,周代承殷商之制,也设天府等宗庙性质的机构专门收藏、保管盟约、大事记等典籍,先秦时期是一些史官代管,并由史官整理编撰,直到汉代,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专门机构和专门官职的出现.从东汉开始,编撰、出版和收藏、保管图书成为中国图书历史上一个蔚为大观的政治系统工程.在隋代,图书的保存是根据内容分级保存的.如将典籍分为上中下三品分藏各处,上品红玻璃轴,中品绀玻璃轴,下品漆轴.“窗户、床褥、橱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橱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转引自李致忠的《中国典籍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03页）.这种通过国家政权赋予图书文字的符号象征功能,形成了中国近千年历史传统：历朝历代的修史文化,图书的政治价值被大大强化,时至今日仍然留存在现实生活中.

但是,不论是《永乐大典》还是《四库全书》,它至多是一种已有历史文献的修缮与整理,对于明清时代的文化创新反而不如唐诗宋词的时代,更无法与先秦诸子百家时代相比.有些学者采用批评的视角揭示了明、清两代组织大批文人穷经皓首于故纸堆,是对一个时代思想精神的禁锢,其实是有道理的.

图书所具有的超越力量,到底是什么?

一个时代的精神创造与文化追求,激励着这个时代的人们去用哪些文字、载体记录下这个时代的思想活动,这种记录就是包含图书出版在内的一种文化活动.不论是意气风发,还是萎靡沉沦,抑或是金戈铁马,只要这种时代精神活动的本质是与历史以往不同的真实存在,就是一种巨大创新.记录这个时代精神活动的不管是碑刻、竹帛,还是图书、期刊,抑或是声影媒介,都会获得一种生命永续存在的理由.这种精神活动,包含着人类一种超脱凡尘的主观努力与抗争,只要这种精神抗争所挥洒的生命光华足够灿烂,就足以彪炳史册.

而这种精神活动,常常与外在的载体并不紧密相关：并非是因为一本镶嵌了的卷轴书就具有了永垂不朽的灵魂,也并非因为是九五之尊的钦点而就世代相传.正如《文心雕龙》的流传,大名于当世的沈约推荐固然起关键的作用,但只是一代而已.如果不是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思想价值,也无法让明代性情文人谢耳伯的慷慨解囊.一本图书的生命力,正如爱弥儿涂尔干所说的,“今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还有国家之外的更高力量,它们并不是稍纵即逝的,因为它们与任何既定政治群体的特殊条件无关,也不会与这一群体的命运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力量更普遍、更持久.我们确实可以说,它们的目标也是最普遍、最永恒、最高尚的.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我们看到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已经摆脱了世界某一地区、某一人群的地域条件或民族条件,超越于所有特殊的事物,逐步达到一种普遍性”.

图书所具有的这种超越力量,到底是什么?

回顾刘勰的《文心雕龙》流传史,可以确定的,它首先是一种人生信仰.这种信仰的存在,把图书与人生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图书文化传统.《左传》有一段妇孺皆知的话揭示了这种信仰的内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把著书立说当做立言,视为人生不朽之大业,并作为人生信仰来追求.这个信仰是中国几千年读书、写书、刻书历史中所形成的历史传统,是留给今人宝贵的思想遗产.

我们看到古人为一本图书的写作,经常是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写就一首传世诗作,构思一篇文章,祖孙三代人合力完成一本著作,蕴藏其中的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人生不朽之盛事”的人生理念.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牵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禁,《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体圣贤发愤之所为为作也”,这段文字是中国图书著述的最好精神写照.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史学、文学经典产生于逆境之中.“文章憎命达”,成为中国知识阶层对精神产品生产规律的自觉认识,并内化为自己的人生实践之中.狱中著书、残而著书、落第著书、老而著书的事例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层出不穷,著述成为中国知识阶层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将自己有限生命无限延续的唯一精神寄托.

除人所共知的司马迁外,后世还有大量的模仿者.如残而著书的西晋文学家、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215―282年）,少家贫,带经而农,人称“书淫”.博通百家之言,淡泊名利,屡召不致,刻意著述,史书称“轩冕未足为荣,贫贱不以为耻”.42岁患风痹之症,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仍然手不释卷,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传》,此外,还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玄宴春秋》等著述留于后世.明代太监作家刘若愚,就以司马迁为榜样,也在狱中写就《酌中志》,留下了大量的宫殿规制、内俯职掌、内臣服佩、饮食风尚、内版书数等历史资料.今传的《明宫志》五卷直接选自《酌中志》一书.

正是立言不朽的著述理念,才使包含刘勰在内的一大批知识人,把著述看作自己有限生命的历史延续而倍加珍惜,淡漠财富,看轻显达,一切显贵与荣华在著述面前均一钱不值.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篇首就把著述为文提高与天地并生的高度：“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这是中国知识人著述观的极好写照.

其次它是一种职业伦理.立言不朽的图书历史价值观,直接影响了著述、刊刻与收藏,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职业伦理传统.在图书的刊刻、校勘、收藏方面,这种职业伦理导致了中国私人刻书成为历史最稳定、质量最精良、学术价值最高的“家刻”传统,图书家藏成为版本最全、最精湛的一个私人藏书系统.家藏、家刻虽然在规模上可能次于官刻,但千年绵延不绝、并分散于千万个独立的学术与文化家族、科举家族之中,“家刻”、“家藏”,以血缘、宗族为传承纽带,成为中国图书几次浩劫之后文化复兴的母体和再生土壤.这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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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强调立言不朽的人生信仰,强调图书与人生不朽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校勘、刻书文化传统和职业伦理,并非忽略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环境.正如人不能脱离历史环境而存在一样,一本图书的诞生即带有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特色.刘勰在崇佛的魏晋时代,只能把自己精神世界放在寺院里安顿,才写出了《文心雕龙》这部旷世之作.今天的图书出版,也不再具有远古社会生活中的唯一信息传播媒介的显赫地位,在面临电视、报纸和杂志和网络等多样化竞争的媒体世界中,图书不会再也不会提高到人生的高度,而成为唯一精神寄托.尤其是商业化浪潮席卷一切的大背景下,中国出版业必须与资本为伍但又不能深陷在金钱的泥沼之中.然而鱼龙混杂、质量低劣的作品充斥市场,罕见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的作品,这种现象也是一切以金钱为衡量标尺的文化消费时代里的必然.

然而,图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载体之一没有变.从技术层面来讲,书的载体从最初的龟骨、竹简、纸张,到现在的电子载体,外部技术形态上不论有怎样的革新,都没有脱离人类精神活动的本质.精神产品的价值就在于,金钱是无法来衡量人类精神思想的原创性价值的.我们的祖先将图书这种精神属性与人生不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跨越了财富金钱、政治利达的现实欲求,形成了中国独特图书的历史价值观,它是我们超越文化资本时代局限的法宝.

显然,一本书的社会史出发,发现的是图书刻写、校勘、印制乃至传播这种有形的力量,不是图书生命力的根本,如果不从图书内容的创新方面用力,可能适得其反.一本图书的生命力源于一个时代精神追求的有无、高下,它往往与时代的物质发展水平无关,不是越富足,文化就一定越发达,而恐怕恰恰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