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化的文本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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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文学版图一部分的西部文学,经历上世纪十年代的辉煌之后,随着老一代优秀西部文学作家们的淡出和新生作者们的安逸生活让西部文学呈现出“无核心价值”的随意写作,进而导致严峻的生存危机：,而作家们的枯燥写作和甘肃的造星运动是新世纪西部文学的两大侧面展示.新涌的写作者们为了弥补自身不足,刻意的模仿西部文学的经典作品,从而将文本表达单一化、私人化,更导致今日的西部文学表现出决然的艺术化下沉、工程化上升的趋向.

关 键 词 ：西部文学； 小说八骏； 艺术化； 工程化； 造星运动

中国有着广阔的地理空间,因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文化和文学的地域性.文学的地域性显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属性,它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区域性、自然性和乡土性特征.文学的地域性主要表现为自然风貌、文化精神和语言风格的不同特征,具体地说,可以划分为作家的地域性、作品的地域性和读者的地域性.而“美学意义上中国西部文学的大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开始显现”.[1]但这并不意味西部文学自此开始.“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确定显然是基于文学的地域性力量和其审美特征,尤其是当下社会经济和文化出现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重新检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本土问题”,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本土性对话过程中,如何建立和寻求文学意义的生长点,创造多种可能性,成为当前文学研究和创作中的重大问题.应该说,西部文学是早已存在的,远的有唐代岑参、高适、王昌龄等人的“边塞诗”,50、60年代有西南、西北的“边疆诗”.而本文使用的“西部文学”概念,主要是指具有西部生活和经验的作家所创作的西部故事和想像的西部情感.就新时期文学而言,西部文学参与了新时期的文学建设,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翼.但是,新世纪以降,作家身份的代际转变和文学思潮的发展角度审视西部文学与西部文学的发展,西部文学日益呈现出多元混融下欠缺核心价值追求而零散、忙乱,陷入严重的发展危机.

一、

当这个时代日益城市化、聚居化时,东西差距、城乡差距日益明显,西北农村的主力早已在他乡的打工中谋生.随着农村人员的分散,人们对西部农村的关注逐渐提高.具有明显西部特征的小说自路遥《平凡的世界》《人生》以来,陈忠实《白鹿原》、李伯勇的《恍惚远行》,雪漠的《大漠祭》、《猎原》,贾平凹的《秦腔》、《废都》等都在不期而遇中展现着西部的现状.并一扫东南的萎靡、空乏,在旷荒的土地上的一望无垠和坚守粗犷成为基本的格调,人物刻画、语言情调远离缠绵悱恻,轻盈软语.而兴起于东南的城市小说、历史小说的风气云涌又在不同程度上反衬着西部小说的上乘.当我们的评论家说如今文学作品的下沉时,西部小说里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大漠祭》、《秦腔》等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甚至是当代文学绝对的支撑点.

虽然,以地域划分文学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的普遍,但现在的论者往往会因此走向狭隘的地域情结,如将其放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大观照之中,便显出小气十足.对此,有学者针对性的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也是对西部文学的评价提出两个建设性的观点：一个地域文学的存在不仅要看其地域特色,还要关注在这个地域文学中是否存在一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家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再者要看在这个地域作家群中是否有较为相似、具有典型性的创作客体,而这个客体恰恰是要能表现出西部文学的特点与创新意识[2].但2000年后的西部文坛却较少出现真正意义上能代表自己的作品,受到外界冷遇就不足为奇.至于西部和非西部学者对于西部文学概念认同与否,抛却情感上的因素,更多的是表现了当代中国文学里的西部文学的缺乏核心价值的现状.八十年代的西部知识分子群在经历了期间造神运动的破灭后,面临着如何重新认定西部的客观存在与个体的环境认知的问题,对此他们展开了积极的探索,由于探索方向与所持理论依据的不同,引发了文学的争论,西部文学在这样的争论的环境中成长壮大,也涌现了一系列经典的文学作品.但是,在那一辈人的逐渐淡出后,今日的西部文学写作者生活安逸,欠缺了个人思想与生活环境之间的碰撞和弥合,没有了六十年代左右出生而在八十年作的那一代人的波澜壮阔的生活体验,今日的西部文学陷入“无核心价值”的文本里便不足为怪.

李泽厚评价上世纪前二十年的中国社会,为了重建和重构中国文化,人们盲目的将文学视为一种上好的工具,进而成为一种情感宣泄的对象,而不是文学的艺术和审美本身.[3]今日的西部文学完全陷入如同李泽厚所说的“盲目宣泄”之中.缺乏生活甚至生命体验的西部普通写作者的文学创作引起关注特别是引起批评界的认知,是难上加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回看那些西部文学的经典,而保持继承其一贯的写作方式不失为一种功成名就的“捷径”.毕竟,在《平凡的世界》、《废都》、《白鹿原》、《大漠祭》、《秦腔》等相继走上展台的时候,他们的写作已经证明了一种可行的“模式”,其作品里一些常有的表现方式,如黄沙、草原、村庄、粗犷、豪放、淳朴、憨厚等等被今日的写作者刻意的甚至是肆意的放大,并将其视为西部文学的基本要素,所有的涉及此类要素的写作便自诩为“西部文学”.如此一来,西部文学便在这种素以为表现“中心”的“模式”写作里偏离而进入到纯粹的追寻一些表意的创作里.今日我们所看到的西部文学,已经成了“一些旧有的文学意象被无限之的利用再利用,已经偏离了价值本身”[4]的文学模仿,而非创作.今日西部文学创作者们所表现的学习目的的功利化、单一化凸显出了完全忽略小说人文精神的危险.故此,一些有志之士断然指出：“重新调适新型的西部文学色调,去发现一个真正的西部,一个正在改变的西部,一个直面现实并充满希望的西部,是西部文学发展的必然选择.”[5]

二、

自称“懂驴性的人”的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风靡全国,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家”后,接受媒体参访,说边缘作家一样可以走进文学视野的中心.然而就在其访谈后不久,就转写小说.不见如此,新疆的军人作家周涛、西藏的马丽华以个人几十年的创作在证明着这样一种说法的不可靠.刘亮程的转身和从乡村进入乌鲁木齐,也在说明远在西部的文学进入主流圈的艰难.正因为此,地处边远的省份往往需要自我打造和自我宣传.典型者如甘肃省组织的所谓“成功的突围——小说八骏进上海.”这个行为,在所有的参与者和组织者眼里就是一次话语的争夺,不是争夺主流,而是争夺一些主流之外的关注.

甘肃省组织的这次活动类似于影坛的造星运动,本身的价值取向值得怀疑.因为自开始之初,组织者就认为他们需要被关注,这个前提是他们被漠视了.甘肃的喉舌媒体为小说八骏挺进上海,进行了如下的意义概括：“一、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文化突围,提高了甘肃文学论坛乃至甘肃文学的影响力；二、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文化宣传活动,打造了甘肃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品牌——‘小说八骏’；三、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东西部文学交流,使甘肃省文联与上海市作家协会结成了文学友好单位.这些成果,不仅是甘肃省文学院‘拆除篱墙,开放办院’启动‘一院三制’新机制的结果,而且是甘肃文学界多少年来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6]作为甘肃省最具权威的纸质媒体《甘肃日报》的这个总结,不仅无法给西部文学片域中的甘肃文学添上新动力而沦为广告词藻,反而更让人忽视地域文学本身的地域文化特色.

自诩为西部文学的写作呈现的应该是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很重要一部分的西部地域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但是如前所述的单一的“模式化“下的写作和造星般的宣传难以掩盖今日西部文学所呈现出的单调、枯燥、乏味的内质特征.实则,当将西部文学的精髓剥离于西部地域的“实体“而将其概念化时,如此创作的西部文学必然陷入到空泛里.对文学创作根源的简单化、文本创作的模式化本身就是对西部文学的扼杀.没有沉浸于西部民众的现实生活、日常聚居和精神取向的作家们,根本无法想象出真正的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家们的成功之由.曾经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参访的雪漠道出了自己对于写作的认知,“我发现我没有某些作家一挥而就的天分,写时虽然也喷涌不已,但我总是不满意自己,我越‘成长’,越不满意他们,只好一次次重写.《白虎关》完稿多年了,伤筋动骨的重写和大改有三四次.”[7]

可惜现实中的西部文学里这样的作家毕竟太少,这样的写作精神早已被“主流“摒弃,尽管有新近的贾平凹的《秦腔》面世,尽管有红柯的人性与自然的神性探索.西部文学依然面临着日益低沉的危机,今日的西部文学的写作者和追随者试图利用一些简单的辞藻所构的所谓西部文学的主轴而拼凑成文,西部文学的写作便成为一种模式和手法兼具的工程,而非创造,西部文学的边缘化势在必然.凭借一两次的造星运动和鼓吹宣传,试图扭转西部文学的边缘甚至是漠视显然是荒诞的.

任何一种文学艺术的产生,必有其滋生独特土壤的伟大影响,忽视了源起之初的根义和动力的文学创作必然导致文本的庸俗和低级.今日摒弃了西部文学深层次的人文精神的文学背离了文学应有的理念和追求,在这样的环境中说西部文学的崛起或者说繁荣是奢侈的.唯有根植民间体悟他们抑或她们——那些生活于西部的民众们的苦难、希望、期冀和信仰的描述和挖掘的文学追求方是实现西部文学在困境中突围的唯一途径.否则,今日西部文学艺术性下沉、工程化上升的趋势必将愈来愈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