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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改：要找个合理的支点
(2007年12月下《分税制走到十字路口》)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税收,就是经济社会的杠杆,也是社会再分配的杠杆.不同的支点,决定了不同的结果.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也由此引发了“分灶吃饭”后中国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以下财政的窘迫状况.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分税制十多年,财政持续大幅度增长,地方财政赤字日趋增大；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财政重要来源,社会贫富差距前所未有.
实行了十余年的分税制,其弊日现,众“病”所归.再把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前三、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以及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最轻这三点结合起来看,是到了从根基层面反思我们的税收制度的时候了.
走到十字路口的税改,当如何前行我的建议是,结合以“分权”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对现有分税制进行彻底化：下放部分税权(如物业税),减轻部分税率(如所得税),调整央地分成比例,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再次“放税养鱼”.同时,严格《预算法》,严格收支两条线,控制行政开支,加大民生方面尤其是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等投入.
用税收这个杠杆、聚焦、放大效应,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增长；更多地向地方倾斜,更多地向民生倾斜,找个合理的支点是税改乃至所有深层次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 (周晓翔)
库兹涅克曲线可能失效
(2007年12月下《环境危机：阴影下的希望》)
面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文中提到乐观者如丹麦学者隆博格就以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历史为参照系,总结出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污染水平关系的一条倒u曲线,俗称库兹涅克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最初阶段,环境污染水平会迅速升高,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环境污染水平会经历一个峰值然后开始下降,这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而隆博格对此的解释是技术进步带来了环境治理成本的下降使得社会有能力在发展的同时对环境的改善进行投入.
隆博格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相关数据的缺乏和不可靠,因此隆博格在讨论时没有做出数据上的分析而是依据发达国家历史发展中得出的倒u曲线去预测发展中国家,认为其也能够自然而然地平衡好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关系.
但我们可以看到,技术进步,特别是IT技术的进步,使得地球更为扁平化,这也使得国际贸易更为频繁,发达国家通过离岸生产将制造业低端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把污染转移给了发展中国家.
另外,从历史上来看,发达国家由于先前的殖民过程,在殖民地拥有很多的矿产资源,他们通过就地的工业生产避免了开发本国资源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而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已很难通过对外扩张获得空白市场的低价资源,从我国角度看,只能走扩大内需的道路,这就势必加重国内的污染.
可见,由于如今的发展中国家和当时的发达国家在起点上并不平衡,故库兹涅克曲线难以在我国被复制. (鲍晟)
利益集团公开化的理想与现实
(2007年12月下《利益集团能否公开化》)
垄断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以谋取租金收入为主的食利者利益集团、以各种中间收费为来源的灰色收入利益集团、早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优势企业利益集团等等,其实完全可以归为一类,那就是学者刘军宁先生所言的“权势分利集团”.在刘军宁先生看来,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那些被人们斥为利益集团的,不是利益集团,而是权势分利集团.权势分利集团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权力与商业利益相结合的产物.
利益是如何失衡的文中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命题.由此引出“正视和扶持利益集团”这样一个观点.但是笔者认为,利益的失衡其根源并不在于我们没有“正视和扶持利益集团”,而在于一些所谓“利益集团”,也就是“权势分利集团”过大过强.正如文中所说,有些强势“利益集团”甚至有能力俘虏政府,使公共政策带有明显的利益倾向.而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却先天发育不足和迟缓.相应地,他们的利益诉求,别说是形成“集团”,在很多时候,甚至连一个基本的表达机制和渠道都不具备.
承认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甚至让他们在法律、法治的框架之下建立自己的组织,使“利益集团”的运作公开化、制度化,从而达到“决策的科学性”、“政府为利益集团所包围等构成对政府活动的监督作用”等美好预期,确实令我们向往.但是,与这个理想愿景相对应,却是“权势分利集团”的无限膨胀以及民权的式微.换句话说,当前正是因为所谓“利益集团”太强大而导致了利益的失衡.笔者认为,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法治法制体制等都尚不完备的环境之下,利益集团过早地公开化、合法化,恐怕只能适得其反. (石子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