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黎世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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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好,各位同学好.

在我来瑞士之前,我得到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谈谈我和文学的关系.我叫毕飞宇,那我就聊聊毕飞宇和文学的关系吧.

我要谈的第一个字是“毕”.在汉语里,这是一个姓,在中国,祖上、家庭是重要的,比个体重要,这是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把姓放在前面.一个人如果做出了成就,受到了人们的尊敬,那么,姓就很突出了,我们把这个叫光宗耀祖.从姓氏和名字的关系我们看得出,中国的文化是服务的文化,补充的文化,人活在世界上,自己很重要,比自己更重要的却是别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给别人、别的事情作补充,也就是说,我们更强调社会性,这是我们文化的基础.

我其实不姓“毕”,我真实的姓是陆,大陆的陆.我是跟父亲姓的,他就姓陆.一个姓陆的人为什么要改变他的姓呢,这是我下面要说的重点.

我父亲为什么要姓陆呢?因为我的爷爷姓陆.我爷爷是一个乡下的绅士,有点钱,他有一个弟弟,没钱,也不喜欢劳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流氓无产者.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们家乡那一带相当复杂,有日本的军队,有国军,也就是国民党的军队,也有新四军,也就是的队伍,还有汪精卫政府也就是汉奸政府的部队.在日本人占有优势的时候,中国人是团结的,我们团结起来了,建立了抗日的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的军队,也无论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只要你抗日,你就是好人.在那个时候,地主和穷人也是一家人,都在抗日.1945年,中国的抗战胜利了,日本人回到了日本,中国人留在了中国.

抗战一胜利,中国内部的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和国民党开始了战争.战争还没有开始,地主和穷人就出了问题,运动来了,叫土改,也就是重新分配土地.简单地说,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穷人.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因为在土改的同时,还有除奸.我说过,我的爷爷有点钱,他的弟弟没有钱,但是,我爷爷的弟弟很聪敏,他报告说,他的哥哥在抗战期间把大米卖给日本人了.这一来问题就很严重,我的爷爷成了汉奸.汉奸是必须死的,我的姓陆的爷爷就被作为汉奸处死了.处死的方式很独特,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说了.

其实,这个姓陆的爷爷也不是我的真爷爷,我父亲只是我爷爷的养子.我真正的爷爷姓什么,我不知道,我的父亲知道不知道呢?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关于我父亲的身世,我是在1984年的夏天听说的,那一年我读大学二年级.当时我很吃惊.在吃惊之余,我就问我的父亲,他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脸上的表情很痛苦,然后就再也不说话了.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和我的父亲说起过这个话题.

这件事让我知道了,有些问题是不能问的,生活里其实有许多黑洞,你不能跳进去,你如果一定要跳进去,一定会伤害到你的亲人.1994年,我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叫《叙事》,它并没有太大的反响,除了几个批评家知道这个作品外,许多读者都没有读过它.但是,我非常喜爱这个作品,我愿意把它看做我早期的代表作,它的空间感、历史感和叙述的让我的写作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叙事》的推动力就是两样东西,家族和血缘.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对家族和血缘特别地看重,我喜欢从家庭的内部和血管的内部去寻找小说的可能,这不是一个美学上的趣味,某种程度上,我的身世决定了我的小说取向.我要寻找亲人,用小说这种手段也许是一个好办法.我平时几乎不流泪,在写作的时候也很少流泪,但是,《叙事》实在是一部让我伤心的作品.我至今都在面对我身世的黑洞,我能解开这个谜么?也许不能.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有一天,我的父亲能把我喊到他的床前,然后,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这件事有意义么?其实也未必,它只是我的一个心愿.心愿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一个东西,它和意义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却从这里得到了小说上的驱动.

1949年,中国的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我的父亲而言,有一个问题是巨大的,那就是他的姓和他的名.他叫陆承渊.对他来说,这个姓名是巨大的耻辱.原因很简单,他有一个被处死的汉奸父亲.尽管当时的政治还相对宽松,但是,他的压力巨大,这个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很快就有人找我的父亲谈话了,它的主题是“决裂”和“重新做人”.换句话说,我父亲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可耻的家族,还有姓.

中国有一部人人皆知的小说,叫《水浒》.《水浒》里有一个人物,叫林冲.我现在就给大家讲讲这个人物.林冲这个人有很好的体力和武艺,但是,他的性格很平庸,缺少战斗性,缺少反叛和革命的精神.但这还不够,官府的子弟还要抢他的妻子,尽管如此,平庸的林冲也没有反抗.事情没有完,官府子弟进一步迫害林冲,他们用计谋把林冲送进了监狱,还企图杀死他.监狱让林冲去看管燃料,在一个风雪之夜,林冲的敌人放了一把火.为什么是风雪之夜呢?因为燃料在大风的鼓动之下会烧得更快、更彻底.这把火是邪恶的,它有两个作用,第一,把林冲直接烧死,第二,燃料被烧光了,被烧死的林冲还要罪加一等.然而,林冲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酒救了林冲.他在大雪之夜买酒去了.因为风太大,他躲在一座庙里,用一块大石头挡住了庙门,在庙里喝酒.他的敌人在放火之后同样来到了这座庙的门口,因为大门被石头挡住了,隔着庙门,林冲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他亲耳听到了陷害他的阴谋.这个时候的林冲怒不可遏,他忍无可忍,他平庸的性格受到了不可抗拒的挑战,他的革命性被彻底地激发起来了.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冲”出去了,他“冲”出庙门,他把他的敌人全杀了,然后,扛着武器和酒葫芦,去了梁山,那是革命队伍的大本营.在《水浒》里,这个故事叫《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而在读者的这一头,我们通常不这么说,我们是这样来概括这个故事的：“逼上梁上,走向光明.”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水浒》和林冲的故事呢,因为我的父亲在干部们的教育下,他的名字不叫陆承渊了,改成了“毕明”.也就是“逼上梁山,走向光明”的意思.我不知道干部们有没有给我的父亲讲述林冲的故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希望我的父亲革命,林冲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这就是我为什么是“毕”飞宇的原因.

在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讲一讲1971年的春节.在中国,春节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和你们的圣诞节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喜庆的、充满着快乐的节日.那一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那时候我们一家都还在乡下,我的父亲已经是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师,我的母亲也是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师.就在春节的上午,我的父亲一个人走进了一个空旷的教室,他看书去了.就在我回家的时候,我看见我父亲在哭,他的面前放着一本书.后来我知道了,他在读鲁迅.

1971年我七岁,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亲眼看见父亲哭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七岁的孩子眼里,父亲是高大的,强健的,无所不能的,他的哭泣使我失去了安全,我很恐惧.等我到了高中阶段,我也开始阅读鲁迅了.鲁迅有一部最伟大的小说,叫《阿Q正传》,我想你们也许读过.如果没有读过,你们一定要好好地读.在我的眼里,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峰是《红楼梦》,短篇小说的最高峰就是《阿Q正传》.

《阿Q正传》里头也有革命的内容,阿Q是一个人,他想发财,想体面,想女人,想结婚,这些他都没有得到,最后只能想着去革命.但是,革命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其实并没有革命,在革命之后,他却因为革命被砍了脑袋.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农民,他们永远也没有真正拥有过“身份”.他们唯一能做的,是承担历史的不幸.

也许你们要问,这个中国人名字里头为什么会有一个英文字母呢?这正是鲁迅的天才.阿Q其实是有姓的,他姓赵.在他的家乡,赵是一个贵族的姓氏.这一来麻烦了,因为阿Q卑微的身份,贵族不允许阿Q姓赵.我说过,中国人是非常看重祖上、家族和种姓的,剥夺一个人的姓氏,是一件无比重大的事情.宗族意味着依靠,亲情,但是,鲁迅告诉我们,宗族也是邪恶势力,起码在鲁迅的时候是这样.

阿Q姓赵,被剥夺了,我的父亲姓陆,也被剥夺了,我猜想,在1971年的春节,我的父亲在阅读鲁迅的时候,他读的也许正是《阿Q正传》.我一直没有求证过,但是,我想,还能有什么让一个中年男人在大年初一的上午流泪呢?

1997年,我生了一个儿子.在儿子出生之后,我和父亲有过一个交流,我的儿子是姓“毕”还是姓“陆”呢?我的父亲没有想到我和他探讨这个问题,和上一次一样,他选择了回避,他告诉我：“随你.”老实说,在为儿子取名字这个问题上我相当难受,我不知道我的儿子姓什么才好.当然,我最后让儿子姓了毕,我彻底想通了,道理很简单,他的爸爸姓毕,他就必须姓毕.

下面我要谈谈我的名字,飞宇是我的名字,它的意思是飞向宇宙.我要承认,这个名字不够脚踏实地,一天到晚想往高处飞.

在谈论名字之前,我想说我们汉语的一个特点.汉语的特点是不讲究准确,它喜欢的是大,是外部的态势.说一座楼的高,汉语不习惯用674米,汉语习惯于说万丈高楼；说一道山谷有多深,汉语也不习惯于说92米深,汉语要说万丈深渊.瀑布有多长呢?三千尺,白头发有多长呢?三千丈.部队去打仗,不是十万大军就是百万大军,如果有骑兵,那一定是千军万马.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我想说的是,汉语在骨子里是一种夸张的语言,汉语习惯于放大,所以,汉语很漂亮,很雄伟,它不科学,不精打细算,它是文学的,诗歌的,它喜欢大.

汉语这样的特点和我们的文化是分不开的.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东方文化的核心是国家与民族.在东方,一个人要修炼自己,他的目的可不是自己,而是为了天下.一个父亲或老师要求自己的孩子打扫房间,孩子如何偷懒,父亲或老师就会教育他,他只有把房间打扫干净了,长大了以后你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汉语贪大的趋势还是和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首先注重的是整体,整体在偌本量上总是大的.

这样的语言习惯落实到名字上就会有显著的特征.在我们中国,男孩子的名字大多和强国与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强国和富国是政治,所以,我们的名字其实都是高度政治的,政治当然会有不同的阶段,所以,在中国,只要报出你的名字,大部分中国人都能判断你是哪个政治时代出生的.

喜欢大,和政治关系紧密,这一点在我的名字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飞宇”这两个字自然体现出了我的父亲对“大”的热情,然而,它是去政治的么?不是,相反,我的名字高度政治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建立的,但是,很不幸,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一直处在战争的压力底下.面对战争压力,中国政府的对策是“两弹一星”,也就是说,赶紧引爆和氢弹,并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和氢弹的运送工具是制导导弹,它的特点是飞,人造地球卫星的特点也是“飞”.所以,“飞”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最为重要的一个话题,有多远飞多远,有多高飞多高.我是1964年的1月出生的,我的父亲希望我“飞向宇宙”,它和“国强”、“国富”是一个意思,唯一不同的是,我的名字带上了知识分子的气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乡村,我的名字一定是卓尔不群的,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我的父亲一直为一件事情自豪,那就是他的独立性.包括为我取名字.他是个小知识分子,为了他的独立性,他吃足了苦头.但是,回过头来看看,他的独立性是很可疑的,我想说的是,政治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我父亲所谓的独立性其实很有限,从我的名字不难看出,“飞宇”这个名字依旧是随大流的.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说父亲的坏话,我真实的意思是,起码到现在,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并不存在.

我附带还要说一句,我出生后的1964年的10月,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六年之后,也就是1970年,我们的人造地球卫星终于飞向了宇宙.

说到现在,其实我只讲了三个字,也就是我的姓名,真是对不起大家.我想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讲一讲我的文学了.我是一个“无根”的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生命的起源到底在哪里,我甚至无法知道我究竟姓什么.我想,我这样的人做小说家再适合不过了.对一个小说家而言,“问题”永远是重要的,我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伴随着问题的人,在中国,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要做作家,我的回答是,这是命运.真的是这样.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内心丰富的人,但是,我一定不是一个内心空洞的人,许多时候,并不是我故意要去问什么,我这样的身世,“问”的是强大的,寻找和追问差不多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本能.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我也是关注社会的.这和我的文化基因有关.我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我一定会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事实上,我的所有小说都体现了这个特征.在中国,脱离社会的小说和小说家正在产生,我喜欢这样的文化态势,我喜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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