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中的国家权威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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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声势浩大地兴起.按照的部署,这场运动还进行了大张旗鼓的社会动员.“控诉会”作为发动民众参与“镇反”的一种有效形式,并非“双十指示”之后立即被广泛采用,而是1951年3月后,在的亲自推动下,才在全国大规模地推行.与土改中的“诉苦”类似,在控诉会前,基层政权对苦主的遴选、程序的设置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这些都体现出了深刻的权力制作痕迹.因此,发动民众参与“镇反”实质上是促使民众参与基层政治,在这个基础上,国家也顺利地实现了政权更迭后的权威塑造.

关 键 词：政治参与；国家权威；镇反；控诉会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6—0046—06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名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目前学界对此也陆续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其大都属于宏观层面的俯瞰,如探讨了全国及其区域镇反的动因、阶段、效力等,而未能从微观层面来探究镇反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例如控诉会等.“控诉”,即在镇反运动中,国家政权发动民众起来控告与诉说“恶霸、地主及反革命分子”对其施加的迫害.这个在镇反运动中被新政权娴熟运用的群众斗争技巧,并非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首创,而是老解放区土改中积累的成果.作为方兴未艾的当代史研究,档案资料因其自身优势,自然成为研究者的首选,其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运用四川省档案馆和成都市档案馆的相关档案材料,对镇反运动中的控诉会进行专题探讨.

一、“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现代国家具备更为强大而有效的基础性权力,即“组织化强制力增强、政治权力范围的扩大、集权与广泛的社会参与”.作为动员型政党,中国取得执政地位后,面对国内外反对势力的挑战,在决定抗美援朝的两天后,即1950年10月10日发布了著名的“双十指示”,这个指示言辞尖锐,严厉批评一些地方在镇反中“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在的推动下拉开了序幕.

尽管镇反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对此却并不满意.在他看来,镇反的前期工作犯了“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即没有大规模地进行宣传及发动民众积极参与到镇反工作中来.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存在,即主要依靠门出面抓捕人犯,而不使民众与闻其事,更没有发动他们积极参与控诉.以四川地区为例,川东区的秀山县一些地方在捕人的时候“不正式宣布罪状,而是用欺骗的方式说‘召来受训”’,神秘主义十分明显.川北地区同样如此,他们后来检讨为“小手小脚,不大张旗鼓,没有很好的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川西有的县则不敢开公审大会,原因是“怕有人劫法场,也不大懂公审大会的重要意义”.

而这种情况以苏北地区的阜宁县益林镇较为典型.1951年4月,益林镇召开了一次宣判大会,准备决“杀人犯伪镇长”等人,在区长讲话、法院宣判、主席团几个人讲话后,区长就代表县长宣布执行决,“会议前后不及半小时,到会群众没有一个获得上台控诉的机会,而且部分维持秩序的民兵工作作风和态度还相当不好,甚至群众出去小便都不允许,个别民兵对群众还不时大声叫喊：‘坐下来,不坐就打你!’对迟来了的群众还不许他们进入会场,因此在会场以外的群众就有几千人,根本听不见台上讲话”.在看来,这种单凭政权力量进行镇反,将民众排斥在外的做法,无法推动该运动的深入开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镇反的全面进行,1951年3月30日,发出了第一个要求大规模宣传与发动民众参与镇反的指示.他致电各地,对“镇反”工作中的宣传不足进行了批评,指出不少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要求“必须改变”这种情况,同时对北京、天津举行大规模群众大会并广泛宣传进行了表扬.紧接着,1951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的著名社论,对北京市3月24日举行的五千名代表参加的控诉反革命罪犯的大会以及天津29日举行一万五千人规模的控诉会进行了通报表扬,同时批评一些机关忽视发动群众的“小手小脚”行为,社论还指出,自开展“镇反”以来,“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始终未被彻底打垮”,主要原因在于来“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以镇压反革命”.

同时,在1951年4月13日,在对南京市委镇反工作的批示中再次强调要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要求“愈快愈好”地纠正那种不敢大张旗鼓作宣传的态度,充分反映了心情的迫切.4月28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再论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一文,称“要坚决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一些地方“小手小脚和畏首畏尾的思想作风”还未纠正过来,要求省级单位派遣工作组到地方“帮助开展工作”.同时,为了消除地方干部“怕犯错误”的顾虑,社论反复强调,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可以保证是不会发生错误的”.短短一个月内,《人民日报》就发布两篇相关社论,这对于地方干部而言,实属一个非同寻常的信号.

而在这期间,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了对各县镇反是否大张旗鼓开展的直接干预.1951年5月5日,察哈尔省万全县委主动向报告了召集控诉会的情况,该县在县委亲自下乡主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控诉运动.如在城内控诉大会参加者达四千余人,“一名群众争先上台控诉,很多受害者控诉时痛哭流涕”,当五街盲人李钱控诉闫原志害死他亲属时,“哭得说不出话,群众听了都恨的咬牙切齿,不少的人感动的流了泪”.在决人犯后,“群众高兴地扭起秧歌,会后并进行了游行”.对此,十分高兴,将其转发全国,并在批示中提出质问：“全国各县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是否举行群众的控诉会?群众的反应如何”,他还要求全国两千多位县委书记直接向他报告一次.很显然,仍然不放心镇反运动是否在地方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干脆采取了一种绕开传统科层体制,与县委书记直接对话的方式,进而依靠个人权威推动镇反的深入开展.在的亲自督促下,1951年3至5月份,全国掀起了镇反运动的.在苏北,甚至要求“在处决每一批罪犯的时候,都应该发动控诉”.在宣判会举行前召开大规模的“控诉会”成为“镇反”运动中一种极为有效的民众动员方式.而“控诉会”的宣传、组织、动员,无不留下了深刻的权力制作痕迹.

二、情感的催动：控诉会的动员与组织

在镇反运动前期没有实行大张旗鼓的控诉会的原因,除了基层政权对动员民众参与镇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外,从普通民众方面自身角度而言,至少还有两个原因阻碍着他们对控诉会的参与：第一,民众认为镇反“与己无关”或担心会遭打击报复即“打蛇不死蛇讨命”,如在川西温江地区,镇反之初群众态度冷淡,有的持“有恩当须报,无仇莫结冤”的态度.在苏北,一些民众也认为“镇压反革命分子是政府的事情,我们人民不必过问”：第二,被检举、控诉方的恐吓.如在川西成都县,民众受到恐吓,称“谁敢报告我,我就打死谁,没有的话,他家的房子总不是石板盖的（意思即烧房子）”.表面上看,民众检举控诉反革命分子不力是他们心存疑虑,害怕遭到打击报复,但这实质上却说明新政权的权威尚未在社会牢固地树立.故而,如何组织民众积极参与到控诉会中就成为基层干部们面临的一道难题.

社会动员,对于而言,早在夺取政权时期就积累起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从内容上看,土改时“诉苦”与镇反运动时的“控诉会”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为了夺取政权,后者则是为了重建政治秩序与树立国家权威.后者对于新占领的地区,如西南地区,显得更为必要.镇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运用国家公权力向反对势力展开的一次打击.因此,要树立国家权威,惩治反革命就必须根据相关程序,由国家机构来进行.“人民法庭”就成为镇反工作中的核心机构.“控诉会”的举行也大多以“公审会”为基本载体.

在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下,镇反的基本顺序就是：审定名单→抓捕人犯→组织并召开控诉会→公审会→宣判.如在川西名山县,该县的镇反程序即为“经过正当司法手续运用人民法庭公审的方式,群众对反革命份子向法庭进行了控诉,（法庭——此为笔者所加）再依据群众正确意见进行判决”.控诉会的基本原理就是充分利用控诉人的悲惨遭际,引发与会者的情感共鸣,造成群情激愤的场面,进而打垮这些“反革命”与“恶霸”的权威.因此举行一个成功的控诉会,关键则在于选好典型控诉人,否则就无法将会场气氛推向.

在遴选控诉人时,女性一般会成为组织者的优先考虑对象.美国学者裴宜理在研究中就发现,与国民党在民众动员方面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善于运用情感的力量,例如在诉苦会中,之所以会优先选择女性,是因为“女性的性别使她习惯于一种富于感情的表达方式,她们带着极端的情绪来痛斥过去的不公平”.情绪具有强烈的感染性,而妇女们往往会通过眼泪与言辞来进行控诉,更容易激起全场共鸣,产生群体效应.

据川南地区的安县报告,该县在进行控诉之时,观众群情激昂,“一个农民妇女任韩氏控诉邓显章害死其丈夫,声泪俱下,悲伤过度,昏倒在地,全场群众很多人感动流泪,自动喊口号：‘打倒恶霸邓显章’,要求快快毙”.而绵阳县普明乡3月份召开的控诉会上,公审何元栋时,一个老太婆一面哭一面说：“你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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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控诉人在控诉进行中还需要借助工具实现情感的升华,如受害者的遗物之类.在成都县举行的一次控诉会“公审大恶霸曾次金”时,农民黄车臣取出他父亲的一块骨头,指着曾控诉道：“曾次金,曾大王啊!这是不是你图财害命打死（的——此为笔者加）我父亲的骨头?你说,你好恶毒啊,是不是?”见曾低头不语,黄“忍不住痛哭起来”.一时间,群情激愤,高呼“打倒大恶霸曾次金”.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眼泪,特别是男人的眼泪,变成升华情感的工具,在情绪感染方面起到了特殊的效果.这种方式在苏南地区亦被使用,在武进县卜弋区举行的控诉会上,被害者家属纷纷拿出血衣等控诉曾任旧署长等职的柏锡范时,全场三万人个个流泪高喊：“严办这个王八蛋!”常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千余人去参观,深受感动,一致表示要坚决支持土改、镇压反革命.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若一个群体内部的成员有着相同的社会地位、相似的价值观乃至经历,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往往容易发生情绪感染的现象,基本模式为：甲的情绪引起乙产生相似的情绪,而乙则又反过来加剧甲的原有情绪,这样反复循环,极易引发强烈的情绪爆发.这种情绪更加深化了与会者对“恶霸”与“反革命”的“恶”与“反”的认识程度.

“控诉”与“诉苦”有着相似的行为逻辑,即通过情感的力量来推动与会者进入特定的历史场景,以达到组织者的实施意图.新中国成立初期,控诉会给民众提供了这么一个政治参与的平台.在这里,他们能够通过集体表意品尝到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的滋味,即孔飞力所称的“权力的幻觉”,同时也更加认同赋予他们这个权力的新政权的合法权威.

三、“控诉"过程中的国家权威塑造

新政权在建立之初就遭到了来自国内外反对势力的挑战.在国内,尤其以新占领地区最为明显,如西南.这些地区在三年内战时期未经历过领导的土地改革,新政权的权威尚未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据当时在成都平原的一个美国人观察,在解放军进入成都平原后,因农民之前受国民党虚假宣传影响,大多对解放军持疑惧态度.而且,不少地方还存在反对新政权的武装力量,如川西彭县“到处都是穿、揣的武装”,连县委书记下乡检查征粮工作,都出现了被一百余人”追杀十五里路”的情况.新政权派出的工作人员频频遭到袭击本身就证明了国家权威尚未确立的事实.亨廷顿在比较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基本特征后指出,前者的最大特点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以镇反运动相观照,亨廷顿此说可谓入木三分,新政权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通过控诉会将底层民众吸纳到政治事务中来,使民众接受新政权的政治话语及规训,进而对其予以高度政治认同,重塑了政治权威.此点,在新解放区尤为重要.如川西彭县在召开控诉会并处决一批人犯后,与会者“出乎意外的兴奋”,纷纷表示“人民政府真是为我们服务的,就是青天”,“人民政府办事就是硬扎（即说一不二）,说啥子就啥子”.如在山西忻州举行控诉会后,民众纷纷反映：“这就像个改朝换代了!”“这就像个人民政府了!”①这些“改朝换代”、“青天”之类出自农民口中的朴实词汇,生动地反映出他们对新政权的拥护及其对政府权威的承认.但是,接受并不等于认同.

“从1948年末开始,国民党的抵抗迅速崩溃,使得获得了政治上尚未同化的大片地区”,因此,新政权不得已留用了大量国民党时期的地方管理人员乃至地方武装,例如在解放军进入四川后,一些乡村自卫团将自己青天白天日符号的帽徽改为红五星等.当时解放军入川后,无力将四川的广大地区完全控制,只好暂时依靠一些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旧政府人员、地方武装,因此在看来,“成分不纯”是基层政权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通过控诉会及镇反,改组基层权力结构,并在其中发现积极分子,建立新的管理监控机构,如治安保卫委员会等,也是镇反运动的目的之一.川西新繁县就规定,要“在发动群众,纯洁农协会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清洗出内部的坏份子,作到农村彻底的净化”.成都县委也在此基础上“发现并部分解决了乡、村农会与武装自卫队不纯的问题,并发现了大批新的积极份子”.1951年川西厅报告,成都市通过镇反,“广大群众政治觉悟大为提高,并涌现出不少积极的分子”,任命了治安员955人,主要“对反革命份子进行控诉揭露与检举”,并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对所在辖区实施监控.这里的“政治觉悟”即是指民众对的政治话语及概念予以接受并认可.

尽管“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运动,但三者之间却并非泾渭分明.川北区土改结束后总结写道：“全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紧密结合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使土改运动规模浩大,声势猛烈；更由于全运动贯穿着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生产教育,把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普及到农村的每个角落,把群众的阶级仇恨与爱国热情、生产积极性紧密结合起来,充实了土改运动的政治内容.而土地改革运动本身,又给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因之,这三大运动有机地结合进行,收效良好.”这个论述恰当地总结了三大运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如以镇反运动与抗美援朝运动为例,二者存在一个良性互动关系,抗美援朝直接引发镇反运动,而后者则推动了前者的进一步发展.而这正是通过控诉会建立起来的.有学者在研究土改中的诉苦时就发现,在安排农民诉苦时,组织者在挖苦根方面会采取借助逻辑推演的归罪策略,将农民受苦的仇恨引向的政治与军事对手——国民党.这个规律在控诉会中亦然,只是此时将逻辑归罪的对象变成了“美帝”.由于群体具有较差的逻辑推理能力,因而“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的判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民众从诉“反革命”的苦转而去诉在他们看来十分遥远的“美帝”.

在苏北,明确规定在发动群众控诉的时候,“可以把美帝国主义、匪帮及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联系在一起”,使群众认识到,“一切反革命份子,归根到底是受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与指挥,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具体技巧在于,利用“纯洁的受害者以活生生的事实进行控诉”,当达到群情激愤之时,组织者“必须趁热掌握群众情绪,将仇恨引导到爱护祖国、巩固人民政权、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实际行动”.在山西忻县,通过逻辑归罪后,民众的镇反口号为“前方打美帝,后方挖美根,志愿军砍倒树身,老百姓刨倒美根”.因此,在控诉会组织者“启发”下,“恶霸＼反革命→蒋匪→美帝”这个逻辑链被构建了起来.通过控诉会上的逻辑归罪,民众明白了自己遭受压迫的根源,对抗美援朝运动也就产生了高度的政治认同感,“国家”话语在这个过程中也被顺利地建构了起来.

四、结语

按照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依仗合法的暴力手段的人对人的统治关系.因此,政权更迭后对于新政权最大的考验就是如何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所谓合法性,即为多数人的支持与认可.土改中“诉苦”在于提供了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而镇反中新政权在城镇举行的控诉会则给民众树立了一个合法权威的形象.在控诉会组织者的引导下,民众体会到了控诉方的悲惨遭遇,认识到了被控方的“罪大恶极”,找寻到了自己受苦的穷根苦源,更感受到了新政权的“说一不二”.如镇反运动后,苏南很多人“不再供菩萨,供上像”,“群众要求学习政治、文化.这种“供像”、“要求参加政治学习”的行为无不体现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可,不仅主动承接新政权的规训,还将其内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而这,即是在控诉会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实现的.

（责任编辑　潘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