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食堂垮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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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由亲自主持的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所属省、市、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南三区”会议在广州召开,讨论和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上,作了题为《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的讲话.在谈到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时,说：“广东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认为,“广东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

这位出言惊动了的小人物,就是时任广东省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纪南.

“浮夸风”刮起的闹剧

从1958年下半年起,地处粤西山区的新兴县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一夜之间也办起了公共食堂,自古以来就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过起了“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生活.

开始,农民有疑虑,一些公社干部拍着胸口向农民保证,一天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尽管吃.

当时,新兴县里洞公社的公共食堂是由公社统一发饭票,可以凭饭票到各个食堂就餐.社员外出,也可以拿着公社印发的饭票到其他饭堂吃饭,分文不花.有些地方还开出了“流水席”,随到随吃.

然而,坐吃山空,好景不长.由于公共食堂鼓励社员放开肚皮吃饭,极大地刺激了粮食的消费,加上就餐人数和就餐地点没有固定,公共食堂的用粮没有计划性,本来储存量就不多的粮食很快就出现了上月吃下月米、寅吃卯粮的窘况.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洞公社公共食堂粮食的短缺已现端倪.据当年的群众来信反映：公社化后,三顿干饭吃不到15天,便开始喝粥了.饥饿悄悄蔓延,愈来愈严重.由于吃不饱,社员生产情绪低落,大多数社员四处寻找杂粮、山茨、野菜等充饥.时任蒙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梁纪南,已经感到不对劲.他在里洞公社召开的大队干部会议上提出：“这种无计划用粮是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公共食堂这样吃法,即使是一座‘粮’山,也会吃空的.”

惨痛的代价

1958年底,新兴县农村缺粮情况愈益严重,公共食堂连“一天三顿稀饭”也难以为继.

基层粮食告急反映到上面,省、地领导人不相信这一事实,认为这是农民们在“玩花样”.按基层上报的粮食入仓数字,怎么会这么快就吃完了呢?这肯定是下面基层干部“打了埋伏”――瞒产.于是,在农村掀起了“反瞒产”运动.

1959年1月21日至23日,新兴县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动员和部署在全县农村开展所谓的“反瞒产、反私分、反本位主义”的“三反”整风.时值春节前夕,大会要求与会干部自觉上报“瞒产”或“私分”的粮食数量,不得隐瞒.如果所报数量达不到上级要求,就不能回家过春节.农村基层干部眼看年关将至,心情十分焦急.于是,一些平时“看风驶舵”的干部,报大数、假数早已习以为常,很快就给上级领导满意的答复；有些较为老实的干部,明知粮食仓库已告罄,无粮可“挤”,但为了早点“过关”回家,也只好昧着良心谎报.

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之后,新兴县又在农村开展“查黑仓、查粮食去向”大行动.为防止大队、生产队搞“瞒产”私分,公社下令将所有粮食集中,统一存放在公社粮仓(即小仓并大仓).有的大队干部为了凑够数量,翻缸倒瓮,四处搜集,甚至连种子也尽收上缴.

公社实行粮食并仓,大队和生产队已没有了存粮.社员们都翘首以待,盼望公社能调拨粮食维持一日三餐,各个公共食堂也都在等“米”下锅.由于粮食产量数字虚假,不多久大仓存粮也所剩无几,公社也无法按时下拨粮食给各个食堂,致使许多食堂断炊.

没有粮食,许多社员因营养不良而患上了水肿病,并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

人命关天,梁纪南感到事态的严重.他越来越觉得公共食堂再也不能继续办下去,必须解散公共食堂,将粮食分给各家各户由农民自己支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封写给副省长的信

如何将下情上达呢?梁纪南想到了曾经来新兴县蹲点的广东省副省长安平生.在新兴驻点期间,安副省长几次到过里洞公社,梁纪南对他比较熟悉.梁纪南找来了大队文书梁云泮, 让其为他.在信中,梁纪南提出了要体制下放；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解散公共食堂；生猪政策问题要统一等四个问题.其中,他着重陈述了解散公共食堂的紧迫性.

信发出后,梁纪南在焦虑中期待着.

过了一段时间,省里真的派来了由安平生副省长带领的调查组.调查组来到里洞公社,召开全社大队支部书记会议,也找一些群众代表听取对公共食堂的意见.他们所谈的意见与梁纪南在信中所写的情况基本相符.

小山村来了调查组

此时,党也已注意到了“共产风”、“一平二调”的问题.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指出不调查研究,“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要求各级党委深入调查研究,诊“脉”摸底,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1961年初,在发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下,调查组南下广东农村开展实地调查.

一天,梁纪南接到里洞公社党委的通知,说省里指定梁纪南到广州参加一个座谈会,会议内容主要是听取与会者对农村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意见.

关于公共食堂的问题,大多数与会者在座谈会上都不敢讲真话,说公共食堂如何好的赞扬者居多.梁纪南听了,感到非常不是滋味.

轮到梁纪南发言时,他说：“你们尽说公共食堂的好处,我认为公共食堂弊端很多,群众意见很大,应该解散.”此话一出,犹如一声炸雷,与会者都将目光集中在梁纪南身上.梁纪南不管不顾,将自己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的理由全说了出来.说到激动处,还拿着烟斗在桌子上猛敲等

梁纪南从广州回来后不久,调查组在新兴县委领导的陪同下,直接来到里洞公社蒙坑大队,进一步调查核实梁纪南所反映的公共食堂问题.调查组的同志分别找蒙坑的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情况.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了解,证实梁纪南反映的情况属实.

的关注

1961年2月,来到广州.在此之前,已到过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沿途听取了各省的汇报,摸清了一些情况.

刚住下,调查组就将在广东新兴、南海、番禺等县农村所搞的《调查纪要》,送到了他手中.

《调查纪要》以蒙坑大队为“麻雀”,进行解剖和分析,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在解决了自下而上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

从《调查纪要》中察觉到：平均主义不仅是广东一省一县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关于公共食堂问题,调查组和广东省委也向作了汇报.

随后,主持了“南三区会议”.1961年3月15日,“南三区会议”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召开的有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北三区会议”合并为工作会议,接着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梁纪南再次被邀到广州参加座谈会.

这次到广州,与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相比,梁纪南的心情松缓了许多,因为这时农村的一些问题已初步得到了纠正.座谈会上,与会者各抒己见,气氛热烈融洽.关于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梁纪南介绍了蒙坑大队的情况,以及对平均主义的解决办法.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梁纪南说,“最好把粮食分到户,农忙时也可以办食堂”；“定征定购之后,生产队的超产部分可以留出一定比例作储备粮,有备无患.如果农民家里也有了储备粮,那遇到灾情也就不怕了等”

大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快被整理成《座谈纪要》送到手中.翌日,指示把《座谈纪要》印发给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讨论.

1961年3月23日,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同时还要求各地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对《条例》进行认真讨论,切实解决好人民公社中的问题.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同年6月15日,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修正草案》与原来的《草案》相比,有了重大的突破,取消了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并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采取了自愿的原则,明确提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至此,党彻底纠正了用行政命令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做法,自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一直困扰农民的吃饭问题终于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

（摘自《百年潮》原标题为《“村官”诤言惊动》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