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美国反思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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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和法制已经被缺乏责任伦理的权贵资本绑架,制度最引以为自豪的监督职能已形同虚设,美国的最终没能逃脱被异化的命运

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看似远去,但其背后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以及美元为代表的全球货币体系的信任危机却日益显现.更深刻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危机也不容回避:华尔街在资本主义走向危机的进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人对环境和资源的单向索求是否已经碰到了“天花板”为此,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考虑这次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过去一年有余,关于危机的反思也余音渐去.包括那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大师,以及习惯于从制度层面剖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他们的注意力多是集中在对美国政府监管不力的批评,以及对华尔街投机和贪婪的批判.然而,一次百年一遇的大灾难,怎么可能不涉及制度和文化这些深层次因素相比之下,监管不力和投机贪婪显然只是表象.

美国的真实面目

说到美国制度,和法制早已成为全球典范.但是,随着经济权力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两极分化,权贵资本已经强大到能够通过改变制度攫取财富.一个例证就是,大萧条期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颁布)严禁银行从事股票投资,在1999年被废除了,结果十年后我们又一次迎来了经济危机.更有甚者,2004年美国证监会取消的对投资银行15倍杠杆比率的限制,更为资产泡沫的形成和危机爆发火上加油.

笔者认为:美国的和法制已经被缺乏责任伦理的权贵资本绑架,制度最引以为自豪的监督职能已形同虚设,美国的最终没能逃脱被异化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够导致美国制度的异化这还要从危机的发源地说起.

近二、三十年,随着华尔街力量的不断强大,华尔街大佬进入白宫身居要职已经成为惯例.前一阶段,美国国内对前财长保尔森在危机期间与高盛高管密切接触产生了质疑之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11月22日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左右政府决策的幽灵》指出,华尔街的观点左右了联邦政府做出正确判断.

早在一年之前,笔者就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雷曼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他杀”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后,面对雷曼危局,华尔街大佬已经知道,通过所谓金融创新来放大杠杆、制造泡沫、进而滥发奖金满足权贵资本集团私欲的游戏的确玩过了,要想渡过危局,必须让政府拿出纳税人的巨额资金来填华尔街挖的大坑.如果只靠商业银行收购,最后肯定是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同归于尽.

怎样才能打开社会至高无上的纳税人的钱袋呢血溅华尔街是必须要上演的惊悚一幕,雷曼于是成了牺牲品,金融市场呈现全面崩溃态势,美国政府不得不紧急救市,纳税人钱袋大开.美国银行获得政府资金支持收购了美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者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更是全身而退,犹如高速行驶的失控汽车在悬崖边戛然而止,创造了一部现实版的好莱坞灾难大片.而大片导演之一,正是出自高盛的财长保尔森.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股票投资的禁令在1999年被废除,2008年危机中,为了确保挽救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政府又批准他们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为了保证华尔街别倒塌,金融业的防火墙可以化作空气.严肃的政府法律和商业规则可以被翻云覆雨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到了这个地步,这其中的逻辑只有上帝知道.

令那些极度推崇美国和法制的人更为不解的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被权贵操纵笔者认为:美国的国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使得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强势群体,通过灌输“完善的金融体系”是美国繁荣昌盛的主要原因,从而通过法律的工具为他们个人私欲的满足大开绿灯.即使危机发生后,也没有人从责任伦理角度进行深刻反思.反而更加坚信“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时,有纳税人的钱兜底”,于是一个个贪婪的骗局得以继续.失去了道德准绳的华尔街已然变成了合法的赌场,甚至是“屠宰场”.

当然,国家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美国的国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背后,有着广泛、深刻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其演化过程也绝非一朝一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民众以宗教情感为基础的价值观和责任伦理逐渐衰弱,“消费至上”的价值观逐步占居了上风.为了博得选民的欢心,两党竞相承诺向选民大派“红包”,给美国制造了巨大的包袱,包括为一系列战争和庞大的医疗体系.当美国列车不堪重负时,便的开动印钞机,继续让信用消费为经济提供动力.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一座无可匹敌的武器库守护着一架超级国际货币印钞机.只消费,不生产,离开印钞机,美国怎能维持这种不平衡而印钞机一旦启动,信用还从何谈起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责任和伦理.华尔街却秉持“贪婪是个好东西”,“商业只和规则有关,与道德无关”的信条,利用人们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以所谓“好的制度”来替代责任和伦理,颠覆人们对传统价值的信仰.事实证明,离开了责任和伦理,制度、法律、规则不过是权贵资本出尔反尔的道具.

况且,以信用衍生产品作为手段,信用关系链条被极大延长,且迅速复杂化,而所谓的“先进工具”和“权威模型”,更具有极大的诱导和欺骗性.事物越复杂,我们越看不到真相,衍生产品越复杂,投资者越不知道它的真实价值.而这正是华尔街想要达到的目的.既然民众无法理解这些金融产品,只好相信与华尔街沆瀣一气的评级机构,信用的监督当然也就荡然无存了.

华尔街的失信只是冰山一角,若不是那座无可匹敌的武器库,美国在全世界民众面前的信用何在制让共和党做出的错误决策,在党任内获得纠正的机会.但难道可以作为国家失信的借口吗《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国会才是真正的系统性风险”不就是“小巫见大巫”吗

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美国强大的武器库和印钞机创造了绝对的权力,一旦拥有了绝对的权力,谁也无法逃脱被权力异化的命运,更可怕以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绝对权力还头顶着的美丽光环.

笔者的本意并非从民粹情怀出发,批判美国制度和文化,而是想利用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创造的契机,让我们能够看清楚美国经济失衡的本质,美国的、法制能否真的替代个人的伦理和良知.同时由此看清失衡的另外一极,即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笔者的结论是:美国消费过度才是中国顺差迅速增长和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中国不宜妄自菲薄

十年来,中国的消费一直呈现年均约15%的稳定快速增长,基本不存在消费不足问题.而且中国处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投资增速快本来就是该阶段的基本特点.所以依靠出口拉动经济的结论需要斟酌:首先,外部需求增长是因,出口快速增长是果,其二,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条件改善导致了阶段性快速增长,其三,中国目前面临的就业压力,换成任何国家,政府也不可能用政策来限制出口.因此,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共识本身就值得探讨.可悲的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忽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用静态的眼光看表面数据,又一次随声附和地传播了谬误.

本次危机集中爆发之前,面对大宗商品国际投机产生的输入性通涨,那些具有西方经济学背景、占居主流话语权的经济学家,把“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当成通涨原因,提出了严厉紧缩的政策建议,把顺差快速增长、贸易失衡简单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低估,提出人民币快速升值的汇率改革建议.事实证明,若不是危机集中爆发促使政策转向,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难以避免一轮的大起伏.

危机来临,经济学家们似乎并没有进行深刻反思,而是话题一转,迅速达成了“结构失衡”的共识,提出了调整结构的政策建议.结构如果真有问题,市场应起到调节的基础性作用,而非政府政策所能左右.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忘记了自己的立论基础,直接扛起了计划经济的大旗.

出口急剧下降,已经证明前几年出口的快速增长是个阶段性现象,美国消费泡沫的破裂使该阶段基本告一段落,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直接显现,出口拉动经济的结构问题难以再现.就没必要刻意去“调整结构”了吧

此外,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贬值风险也倍受诟病,但是面对美国无与伦比的武器库和超级印钞机,还有比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具有遏制力的工具吗再看看中国政府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本次危机的从容,须知大国博弈需要的是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而非拘泥于计算所谓的经济帐.

事过境迁,有些经济理论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再以此为据,只能导致一次次的因果混淆,误导社会和大众预期,加大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难度.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真正应该警惕的并非所谓结构失衡,而是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速度的背后是否也存在国家功利主义怎样约束政府热衷投资的天性,使投资能够更有效率,更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否需要警惕诸如房地产业滋生的权贵资本绑架政策的危险倾向这些才是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房地产,可能是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风险,

回顾两年来经济学界重复的低级错误,实在令人无法乐观,我们真的从历史中什么也学不到

或者可以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台湾大学傅佩荣教授说,文明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制度,理念.从大城市来看,中国在器物上已经不输欧美.但不能因为器物层次上追赶的成功就对西方制度亦步亦趋.

更重要的是,如果相信前述对美国的分析,那么已经看到了美国文明在伦理责任的理念层次上,已经让人彻底失望.反过来,我们是否应该对自身的文化基因抱有一些信心

以近邻日本为例.日本经历了20年的经济停滞,2001年森喜朗内阁和2009年麻生内阁的支持率都曾掉到一位数,但日本社会一直保持稳定,其社会秩序反而比欧美良好.这背后难道不是东方文化在起作用也许西方的与东方的自律相结合,才是人类文明的出路吧.

作者为北京国泰德邦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