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十年,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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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学生,刚在里昂念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位.对我而言,　“中国”是个让人充满幻想的国度,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东方的文明古国充满了神秘,有太多的东西等着我用眼睛和脑袋去探索.

那时候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前途光明路途坎坷.国门渐开,改革之心虽然忐忑,却已坚定.我并没有直接到北京.作为第二批留华的外国学生,我去了周恩来的母校南开――大学学习中文.

每到一个国家,人们总要去首都看看.已经熟悉了天津的我,贸然决定去北京转转.还没出天津,我就遇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在火车站我想买但买不到,不是因为车票卖光了,而是我没有局的“批准”,另外,那时车站是不卖预售票的,要在开车前一至三个小时内购买.不光是我们这些“老外”,中国人买也要先得到批准,然后弄到一张“通行证”,才能合法地在不同地域间流动,不用跟车站里的.没有“通行证”被抓住的话,要展开诚恳的自我批评并接受处罚.我认识到：当时人们的流动是受到限制的.

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有时候,我下课路过五道口,看红灯闪烁,防护栏缓缓截断川流不息的车流和人流,一眨眼的工夫,一辆白弹头一般的动车飞速穿过铁道口.我就觉得三十年间,恍如隔世――我想这个词用得并不过分,北京这三十年的发展确实浓缩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每隔一刻钟,就有一辆动车往来于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天津和北京的距离被缩短到半个小时.

一开始回忆总是能想起很多细节,因为80年代的中国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很多人觉得中国是熟人社会,但就我当时的感觉来说,恰恰相反,中国是个“陌生人”的社会.当然,我是老外,在中国当然是陌生人了.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人们往往是热心友好的,之后我想多聊几句,人们总是略显惊恐、敷衍着走开了.

让我吃惊的是,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冷淡,很多中国人被同胞当成陌生人.我说这是“陌生人”的社会并不夸张,是因为去任何地方几乎都需要登记、批准.80年代,一些外国人能去的地方,比如友谊商店、贵宾楼等.中国人是不能进入的.那个时候进出每一个单位、街道、甚至楼宇都需要这些登记.为什么呢我想人际关系中缺乏信任吧.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人们之间关系不错,但是都用怀疑的眼光注视每一个出入院落的不熟悉的面孔.这一点至今在一些地方仍残留着痕迹,来清华大学不需要登记,但去社科院则需要在接待室登记来访事由,更别说奥运之后我们的邻居北京大学也开始“门禁”了.

那时候即使在北京,人们也极少见过金发碧眼、不同人种的“老外”.我在商场里买东西,不仅商场里的所有目光都投向我,更夸张的是很多人专门跑进来看我,就跟蜂拥进动物园去看某种稀有动物一样；让我感到好笑的是,甚至有人靠近我,掐了掐我的胳膊,似乎想要确认我是不是外星人.几年后,我的好友布利受到了同样的礼遇,他是个模样很可爱的法国人,两撇弯月牙儿的胡子,非常法兰西式地向上翘着；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很多人伸手来揪他的小胡子.

我在北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特别在我想买东西的时候,手中的法郎没办法兑换成人民币,只能得到外汇券,而能使用外汇券的地方很少,整个北京只有四五个地方可以用,如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和全聚德.我有时肚子饿了,想买馒头,结果没有人民币也没有粮票,只能看着热气腾腾的白馒头,外汇券毫无用武之地,想花都花不了.当然,外国留学生可以去学校食堂,也可以去北京饭店.那个时候没有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商店都是国营的.看到我掏出外汇券,商店里的营业员总是皱着眉头,老大不乐意的,我就和她商量、软磨硬泡的,最后总是要管事的主任点头：　“行吧！”我才能买到东西.然而有时,外汇券也是好东西,能买到一些平常买不到的东西,那时候物质资源很稀缺,自行车、冰箱之类的,都挺稀缺的,只有通过外汇券才能在大商店里购买.为此,有人找上门来,要求换取我手中的外汇券,后来他在友谊商店买了一辆凤凰自行车.

法国有很多小酒馆、咖啡厅,晚上我们总喜欢约上几个朋友,到酒吧、咖啡厅坐坐,喝点酒,随便聊聊天.很多去法国留学的同学会跟我说：巴黎的店铺星期天都关门了,他们买不到东西.但他们不知道,80年代的北京,一到下午六点多,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街上很安静、很冷清.我住的附近连路灯都没有,我这个法国青年的夜生活就止于在房里聊天、打乒乓球和复习中文.

现在,任何一条街上、随便一家商店里,我们都能买到各种蔬果,北方的、南方的、甚至国外的.然而在80年代,人们还没有如此丰富的选择,国营市场里的水果种类很少、质量也不太好,坑坑疤疤的,最普遍的是西瓜,一到夏天到处都是西瓜,又大又圆.然而那时一切都在萌动,北京郊区的农民挑自家的菜来京贩卖,也就是早期的“自由市场”,那里成为唯一能买到新鲜蔬果的地方.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在之后的三十年中,“自由市场”这个经济概念与实体,丝丝渗入中国社会的每寸土地中.

在中国待了一年之后,我回法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业.然而我并没有放弃对这个东方古国的好奇和热爱,每年都会找机会回到中国学习中文或者做社会调查,待上一两个月,就这样一直到我的大女儿出生.后来又恢复了这样的生活.

不知不觉到了90年代,中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我感觉北京就像个青春期的孩子,每一次见面都以快速的成长带来全新的姿态.80年代末,年轻人只有disco可以去,到90年代,咖啡馆、酒吧已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良好地生存下来.我还记得北京第一家咖啡馆应该是80年代末开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里,那时它的主要顾客不是学生、自领,而是一些社会边缘人群,比如诗人、画家、音乐家等.

三十年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学者、艺术家、画家.他们境遇有激烈的改变,超乎我的想象.之前,这些知识分子很穷,大多是三口之家住在筒子楼里,只有一间屋,不带厕所、浴室、厨房,大家就在走廊上放个锅,中午时满楼都飘饭香,我很喜欢这种氛围.现在生活好了,却难找这样的感觉了.

结束回忆,让我们向前看.现在的中国到了―个重要关口.这三十年来,经济―直发展得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我认为,之前我们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包括政治、经济、政策制定等各个方面,都是基于这样―个固定的假设,即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农民工、税收问题、老龄化的社会人口、就业问题等；之前过分重视速度,导致这些社会矛盾被搁置、或者说被暂时转移了.

但是,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都放慢、甚至出现倒退的今天,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对其有一定依赖性,因此,之前基石性的分析框架全都不成立了.中国社会将要发生什么,没有人能够预料.或许,这也是我将要继续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我乐于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国家目睹并参与一个又一个的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