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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
日本千叶商科大学 Ishiyama
“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2011-2020）”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简报
2011年第1期
经济增长有两种预测方法：基于需求面预测和基于供给面预测.前者主要通过预测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政府消费需求增长和投资需求增长预测未来经济增长；后者主要通过预测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
在进行中期预期时,需求面的因素不能忽略,因为经济中个体会最大化个人的效用,选择最优的消费和最优的储蓄,而储蓄是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因此,需求面的消费因素和供给面的资本因素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需求面的因素和供给面的因素是相互影响的,不能仅仅考虑供给面因素而忽视需求面因素来对中期的经济增长进行预测.
为了对2011年至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合理预测,需要结合供给面因素和需求面因素.从需求面而言：当时间偏好率为2％时,2011年至2015年,居民消费增长率为10.5％,政府消费率为10％,总投资增长率为12.2％,实际GDP的增长率为10.5％；2016年至2020年,居民消费增长率和政府消费率均为10％,总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为11.4％,实际GDP的增长率也将下降到10％.
从供给面而言：2011年至2015年,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率为12％,劳动力增长率为0.5％,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2％,实际GDP的增长率将达到9％；2016年至2020年,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率为11％,劳动力增长率降低为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仍保持在2％,实际GDP的增长率将下降到8.7％.
基于需求面的预测结果和基于供给面的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由于近年来中国的投资需求十分强劲,基于需求面的预测将会优于基于供给面的预测.
制度
改善农民工居住环境有利增长
清华大学 郑思齐等
“农民工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2011年2月
不仅中国的城乡之间存在住房市场的分割,而且中国城市住房市场中也存在明显的分割,“城中村”等居住环境恶劣的“非正式”住房容纳了大量农民工.
通过构建一个农民工住房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发现,针对农民工单纯住房数量的供给在低端产业占主导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住房政策很难推动经济增长.但在高技能产业比重逐渐增加时其效果逐渐衰减.
但是,改善农民工居住环境的政策能够使住房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具有可持续性.同时,这类改良政策能够减少潜在的社会冲突所导致的社会资源非生产性损耗,这意味着居住环境改良政策不仅能增进农民工的利益,同时使得分给城市原有居民的“蛋糕”份额也会变大.
因此,有希望成为一个可以自发实现的内生政策变迁过程,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实现城乡融合和社会和谐.
观点
失业助推犯罪率
复旦大学 章元等
“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
犯罪率的上升”
《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研究1988年至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后发现：首先,与通常收入差距会加大犯罪率的印象不同,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增加各省的犯罪率.
其次,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和“第五次犯罪高峰”的产生与城市登记失业率有关.
一方面,它意味着民工失业率也可能在上升,城市居民和民工失业的增加都会直接推动犯罪率上升.
而由于失业的民工缺乏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他们会更加脆弱并更容易走向犯罪,因此会更容易推动犯罪率的上升.
另一方面,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还会推动地方政府采取更加歧视民工的就业政策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城市居民失业带来的压力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