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中国获取政治资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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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民族斗争需要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组织各种政治资源,聚全民族之力抵抗外来侵略.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承认中国合法地位,成为中国重新获得政治资源的重要契机.国共合作后,经历了八年抗战,中国在政治组织、政治力量、政策水平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政治资源方面,在时空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赢得了对国民党的比较优势,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走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执政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关 键 词 ] 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 中国 政治资源

“政治资源是指能够使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客体发生作用,从而影响政治变迁、维护政治稳定、推动政治发展的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总和.”[1]P98现代政治主要是政党政治,而政党对政治资源的获取关系到该政党政治力量的发展、政治影响的扩大、政治地位的确立、政治目标的实现.从1921年中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区区50多人的小党成为拥有一个4亿多人口大国的执政党,是因为中国善于把握历史机遇,发展壮大自己.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获取政治资源的历史转折点.

一、从原因因素分析,国民党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是对所有的政治资源进行整合的契机

民族斗争是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积弱积贫的中国需要聚民族之合力,倾国家之资源.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通讯社公布了中国之前递交给国民党的《中国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合法地位.这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也成为中国获取政治资源最重要的历史契机.

首先,执政的国民党承认中国合法地位,使有了公开利用民族战争壮大革命力量的合法机会.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党派毕竟有着正常的组织和形式,具有一定的政治资格,占据着一定的影响舆论和社会心理的政治、物质地位,因此它们在中国政治中常常会成为执政党政治上的帮手和工具”[2]P68.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因为日军步步入侵,特别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和8月13军对上海的进攻促成的.全面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把主要战争力量用于寻找国民党的军队作战,进攻国民党军事据点及国民党统治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国民党集团面对日军对其统治中心淞沪地区等的侵略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高涨的压力,调整了十年来的内外政策.其政策重点由对内转向对外,向中国人民提出了“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的救国方针；承认中国和其他党派合法地位,“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国共两党也由此从对立对峙和斗争走向携手合作,从国内的阶级斗争走向对外的民族自卫战争,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筑起抗敌长城.这样,中国活动也由秘密转入公开和半公开.从比较政治学角度看,20世纪30年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国是除执政的国民党之外最重要和最强大的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与政治资源.经由了北伐战争与土地革命的洗礼,中国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诸方面,相比较当时国内其他党派和社会团体而言有着绝对的优势,国民党从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目标上也更需要的支持和帮助.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质上是执政的国民党整合国内政治资源,实现政治目标的需要.国民党为了执政党自身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无暇顾及中国及其领导的军队,不得已暂时放弃对中国及其军队的军事进攻而进行抗日,这无疑给中国重整政治资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其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中国可以全力以赴发展抗日力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观点.中国是一个善于把握历史发展机遇的政党.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是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策略的胜利,中国又一次获得利用民族战争表达本政党的价值取向、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展现自己党性的大好时机.当时,整个社会“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物资的出物资”.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呼唤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组织各种政治资源,形成政治联盟.这恰恰是中国发展壮大自己的历史契机.

二、从发展结果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使中国的政治资源在时空上得到重组,并赢得了对国民党的比较优势

回顾国共两党关系和中国历史地位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国1927年从城市到农村、1935年从南方到北方,其政治组织、政治力量发展,政策水平的提高,政治目标的实现的历史轨迹.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国的政治资源在时空上的重组.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处于幼年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同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行第一次合作,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和国民党的公开组织发展和壮大自己,进而打出自己的旗帜,以广东为根据地参与组织北伐战争,主要在长江以南地区进行了革命斗争,在中心城市发展,获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国共两党从1927年至1937年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国内战争.国民党对中国实行“清党”,把中国由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中心城市赶到落后偏僻的山区农村.这一时期,中国进一步认识中国国情,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党和红军力量迅速壮大,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主义革命道路,党在农村的政治资源得到空前发展.但由于党自身的“左”倾错误,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失败,国民党对中国赶尽杀绝,又把中国及其领导的军队由革命基础比较好的南方逼到了环境恶劣的西北地区.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的.当1935年中国率领主力红军转移到西北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已入关,侵入了华北,中国又一次站到了风口浪尖,直面侵略者的挑战和进攻以维护民族利益,这给中国重组政治资源提供了契机,使革命种子播种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此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西北、华北乃至于东北地区迅速发展起来. 政党政治活动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包括军队.因为任何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掌握国家政权.由于执政的国民党的腐败,落后的中国需要来一个彻底的变革,中国从成立起就担当了此任,但要改变现状,改造中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获取对革命有利的一切政治资源.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艰苦的八年抗战,使中国在政治思想、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和政治力量等方面都得到了历史上空前的发展.从历史纵向分析,与中国抗战之前的政治资源情况相比较,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后中国的力量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现了巨大的跨越式发展；从横向与国民党相比较,在人心向背方面,中国赢得了比较优势.

1.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强大.红军主力长征后转移到华北与西北,实质上是把中国推到了抗日的前线.为了抗日,也是为了保存与发展自己,中国必须千方百计地发展壮大自己,不管是在物质资源方面,还是非物质资源方面,需要重新整合和发展有利于抗日与自身发展的政治资源.比如,要对军队进行补员,重新建立和扩大统治区域建立根据地,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采取正解的策略方针发动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在空间上,由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实现,在军事上,按照国共两党的分工,中国的任务是配合友军作战,在敌后侧击日军.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主要的作战区域在华北、华东和华南.为了让日本帝国主义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洛川会议上制定了全面的抗战路线.因此,中国的力量在华北、西北、东北、华中,甚至于华南地区均得到迅速发展,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在人口、面积、武装力量和自身组织等硬实力发展壮大的同时,党的组织力、影响力等软实力也迅速提升.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国的军队达到了120万,党员120万,民兵发展到220余万,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控制区域人口达1亿.这些都是中国取得政治地位与影响力的重要物质资源.这一时期,为了克服困难,中国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政策,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练兵运动,进行了延安整风,为中国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军队战斗力的基础.到七大召开,全党达到了高度的团结与统一.

2.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提高.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多方面展开而达到了成熟的重要历史时期.早在长征途中,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中国就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实行了政策转变,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党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党的洛川会议确立了全面的抗战路线.在抗战中,“在对敌斗争、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以及党自身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领导能力大为提高,自身锻炼得更加成熟,能够掌握革命的规律,纯熟而恰当地处理种种复杂问题”[3]P60.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标志着思想形成的一系列哲学与理论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论久持战》和《新主义论》等,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实行人民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强调了要注重党的建设的思想.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七大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思想确立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3.政治影响和政治目标实现.八年抗战,中国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战斗在城市和农村.除了领导和发展敌后根据地,中国还加强了国统区的工作.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先后成立了南京、武汉等地的办事处,主办了著名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等,向社会各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了政治影响.在政党关系上,中国人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和其他政党一起得到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虽然国民参政会是咨询性质的机构,但当时各党派平等相处、平行发展,有一个表达本党意愿的平台.“中国人从原来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开诚合作,甚至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争取得到他们的了解和同情.”[3]P50如白求恩、柯棣华就是这一时期来到抗日根据地的.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地位也有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还是中国赢得国际支持的重要时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检验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党各社会集团和群众在民族利益面前的表现,检验了中国与国民党在民族自卫战争的重要关头,哪个阶级更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哪个政党更进步、更具有组织力和号召力,哪种理论更适合中国.尽管在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也让中国的组织得到洗礼,使中国的政治主张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中国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并逐步取代国民党成为民族力量的象征,当时的延安是全国有志青年甚至世界人民向往与关注的圣地.以抗战为契机,中国凭着自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表现,赢得了对国民党的比较优势.比如,在抗战初期,中国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以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顾全大局,把自己掌握的武装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由国民党相应战区统一指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表现了革命的大度气节.在战场的划分上,国民党虽然担负正面战场的抵抗,但害怕人民力量的发展,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结果致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丢掉了半壁河山.相持阶段到来后,为了自身利益,执政的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在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在敌战区不断地制造摩擦事件,破坏两党团结,发动了三次反共,甚至制造“皖南事变”一类事件,使人痛定思痛.与之相反,中国始终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反对分裂和投降,成为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这一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对在华北的中国领导的军队实行“扫荡、清乡和蚕食”,抗日根据地成为主战场,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克服困难,中国必须重新组合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政治资源,发展自己打击敌人.只有自己的军队和军力的增强,根据地范围扩大,群众基础的牢固,才能拖住和打击日军,配合友军.“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已获同胞们的赞许”[4],战争中及其领导的军队赢得了人心、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使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国才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坚强核心.

通过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对政治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两党之后进行的较量与发展结果进行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政治资源是执政党最直接最核心的资源.政治资源的流失必将导致执政党执政资源的短缺,影响政治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5].政治资源是政党的生命,不断优化政治资源是党性的体现.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对政治资源的开发保护,也成为中国自身组织发展、体现党的先进性与合法性、维护和巩固执政地位、实现中国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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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J].解放周刊,1937—18期.

[5]于昆.试析中国政治资源的开发与保护[J].http：//.qhswdx..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