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身份\认同政治与“国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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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性与族群性：身份认同的两重性

(一)“省籍问题”与“四大族群”.

省籍问题(也称“省籍矛盾”),是指1945年以前就已移住台湾的大陆居民(也包括当地少数民族)与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的大陆籍人民(即通常所说的“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然不忘反攻大陆,并把台湾作为光复大陆的基地.国民党当局颁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令,通过实施党禁等措施强化其威权统治.同时,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民党自身进行统治的策略考虑,台籍人士并没有获得和其人口比例相当的政治地位.在一部分台湾民众(尤其是台籍人士)看来,台湾是由“外省精英”集团来实施统治的.

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宣称其代表全中国的“法统”.但仅从台湾岛内来看,不同省籍民众在政治、经济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差距和不尽平等之处.省籍问题的出现是台湾社会的不同群体在社会资源(政治、经济、文化等)分配上的不均衡而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必然反映.已有学者指出,战后台湾社会矛盾实际上是有其特殊的社会矛盾和省籍矛盾这两条互相交叉的线索,而阶级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轴.而台湾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所衍生出来的省籍矛盾,则是阶级矛盾作用下的一种特殊社会矛盾形式.

台湾岛内有“四大族群”之说,即将岛内民众划分为少数民族、闽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四大群体.这一说法在台湾得到普遍认可,它的出现是由于族群概念被应用于政治领域而形成的.同时,因其划分标准的多重性和对台湾政治社会的影响力而具有极大的争议性,如体质(或血缘)、历史经验(或共同记忆)以及语言(或文化)都用来作为族群划分的标准.从某种程度上看,文化意义上的族群划分是具有一定科学意义的,它和现有民族概念的结合能够使我们对台湾民族主义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理解.

(二)民族与族群的定义与特征.

这里有必要对民族(nation)、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进行区分.德国学者迈内克(Ffiedfich Meinecke)把世界上的民族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两种类型.前者强调相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祖先,后者指称同一政府下具有共同法律和语言的人口.大陆学者庞中英提出了民族形成的两条路径：(1)与血缘文化相关的人群集合,即属于一个在血统与文化上的人群分享着同样的团结感而组成一个民族.(2)与血缘无关,但与政治和政治认同有关的不同族群和语言集团的人民由于分享同样的团结感而组成一个民族.

“族群”这一概念被广泛地州于特指依靠种族,民族的根源或文化凝聚在一起的集团,而这个集团相对于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集团来说,又保存着它在社会中所占的少数地位的特征.有学者认为,“族群”就是在大的社会脉络中一群分享共同兴趣与价值的人组成的群体.这样的群体有共同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还有共同的认同目标、利益认识和情感追求.这种意识就是“族群意识”,具有“族群意识”的人,他们又同时具备了可以接受族群动员而采取行动的潜质.一个社会中,如果同时具有多个不同“族群意识”的群体,就可能产生矛盾冲突,出现“族群问题”.这样的“族群问题”超越“阶级、种族、性别、宗教”,却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利益的,情感的因素.

“族群”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学角度、文化层面的概念,侧重文化性和以文化的认同作为基础,可以理解为不同于“民族”概念的文化共同体.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由族群观点切入,说明民族是以族群为其基础,族群是一个文化集合体.

那么何为“台湾人”这一概念比较复杂,至少有以下几种意涵：(1)“闽南／福佬人”：岛内社会大众把“台湾人”当作“闽南/福佬人”的同义词,这也是最狭义的川法.(2)“本地人”：本省人政治精英往往将“台湾人”与“本省人”交互使用,指的是一般所谓的“本地人”或“土生土长的台湾人”(Native Taiwanese),用来与“外省人”对照使用.(3)“台湾岛上的住民”：“台湾人”具有对乡土认同(territorial identity)的含义,也就是“台湾的人”(people ofTaiwan)或“台湾的住民”(residentTaiwanese).(4)“台湾民族”：“”论者为实现“独立建国”目标而试图建构的,“台湾民族”(Taiwanese nation).

二、族群异化与认同政治：转型过程中族群政治的出现

(一)族群异化：从文化族群到政治族群.

台湾的“族群政治”产生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文化族群到政治化族群的转变.这是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措施和省籍问题反映出的现实差距所导致的.威权时期的台湾,随国民党来台的大陆籍人士处于政治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台籍人士参政基本活跃在下层政治领域.“本省籍”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与“外省”民众存在一定的差异(关键是这一结构和族群结构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产生很强的“受歧视”和“被剥夺感”,加之日据时期和二二八事件等历史因素使“本省族群”具有强烈的“悲情意识”,因此出现了影响台湾社会的“省籍问题,省籍矛盾”,也使得“文化族群”经过政治化形成“政治族群”.由于族群意识在台湾政治领域的广泛应用也就是泛政治化,从而使其他的社会分歧与分类也纳入了族群的轨道,从而造成族群概念在台湾的泛社会化和泛政治化.

第二个阶段就是政治化族群意识形成和族群政治的产生过程.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的政治诉求及其支持力量的族群特征体现出族群意识的政治化.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族群动员的出现以及统“独”议题和国家认同上的争议.已经政治化的“文化族群”必然造成原有“台湾意识”的异化,在化转型时期又与“本土化”的政治动员相互作用,从而使台湾政治具有“族群政治”的特征.也就是从这一阶段开始,文化族群已经和政治族群混为一体,或者说文化族群被政治族群所取代,这带来的结果就是现有族群概念的滥用和成为族群政治动员的有力工具.这种“族群政治”突出表现为：具有所谓“族裔运动”和民粹主义的共同逻辑,也就是通过本土化动员、文化政治化和共同体的纯洁化,其最终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新的“台湾民族”.

(二)化转型：本土化与化的交叠.

在威权体制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的强化和政治文化上的宣传,省籍问题被压制和掩盖.虽然本省人对于现实的利益分配不满,但也主要是对威权统治的不满,实际上较具有化的倾向,很少出现以族群利益为诉求的政治动员.省籍问题的产生不只有族群的因素,但它造成的后果却不可避免加剧了族群间的分歧和矛盾.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产阶层的觉醒提升了岛内人民的诉求,台湾当局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日台断交,中美关 系正常化的内外条件使台湾当局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这一客观形势迫使国民党政权开启了台湾的化进程,而“族群／省籍”问题不可避免的牵涉其中,导致台湾政治转型具有“化”和“本土化”的双重特征.从党外运动到1986年民进党的成立,再到1989年国民党开放“党禁”,台湾岛内制的政治结构逐步形成.同时,省籍问题在此阶段的发酵导致了以族群诉求为核心的政治动员的不断出现.也就是说,省籍问题的客观存在并激烈化和族群动员的主观影响实际上造成了这一族群政治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台湾社会的族群分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生活层面,族群政治与制政治架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就使得化以来台湾政治具有“族群政治”的特征.

台湾转型的阶段,也就是“化”与“本土化”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让台湾的民粹力量,不仅是理性的诉求,更多的是情感的号召”,另一方面这种“情感的号召”往往借助于“族裔背景”、“草根社会”、“历史想像”等“族群话语”来进行认同政治的社会动员.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本土势力”试图通过“族群分化”来抵消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中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了体现本土文化价值性,实际上将其定位于与中国文化处于同一等级而且相互对立的位置.同时,它们在制造“存异于他”的对抗政治的同时,又企图建构起“求同于己”的“台湾民族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认同政治.通过这种以族群为基础的政治动员,实际上产生出“国家和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也是台湾化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

(三)化过程中的认同困境.

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化与身份认同的互动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在身份认同获得广泛共识之前,其政治体制首先获得化,那么国家认同的冲突必然对于巩固造成极大的困扰.已有学者指出,“台湾化的吊诡是：化诱发了国家认同的分裂,而国家认同的分裂,却反过来侵蚀了巩固的前提――一个共同认可的政治秩序的疆界.这个吊诡,似乎又将台湾的政治发展,推向一个两难：化成果的巩固,系于国家认同的整合等台湾似乎正面临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认同整合)与自由主义(多元)的两难.”在台湾,这种以“本土化”为号召的化过程必然会破坏原有的“国家和身份”认同.

“族群”认同的“自识”与“排他”特性在“族群政治”中发挥着“双刃剑”的作用,不仅为台湾社会埋下了“国家认同”的深刻危机,而且也已经不是民进党等“”势力所能掌控驾驭的形势.在“民族橱家认同”的问题上,台湾社会出现了一利懒进化倾向,也就是从“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双重取向向“不是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单一取向的转变.有学者指出,那种试图“使族群间的冲突能有起码的节制(conflict regulation),在相互信任与了解的条件下,族群间能建立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彼此可以接受的价值观”的“政治整合”愿望,惟有放弃“”主张才能实现.台湾的族群问题的冲突焦点是国家认同的问题,挑起纷争的始作俑者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势力.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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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同与身份：化以来台湾民族主义的特征与表现

(一)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的两者关系.

学术界一般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1)原生论／本质论.一群人的集体认同建立于有形文化特色,或是生物的特征(含外表或基因上的特色).(2)工具论.集体认同的产生是因为不满本族群在政治权力、经济财富或社会地位上的分配不公,而血缘或文化不过是政治动员的工具.(3)建构论.集体认同是建构出来的,强调共同的历史,经验或记忆等基础(不管是真实的或想象出来的)才是民族认同的关键.

“文化族群”异化为“政治族群”并形成“族群政治”的演进过程,也就是台湾民族主义由地方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到建构与中华民族主义相对抗的作为“国族”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演化路径.在威权时期,台湾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汉民族的不同文化族群,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影响而产生的地方性民族主义对“国族性”的中华民族主义的一种反弹,是一种亚文化为了自身的地位而与主流文化的磨合过程.而前面所说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与同一民族的不同人群差异的对应性实际上加深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对抗性.应当说,这时的台湾民族主义并不是与中华民族主义相对抗,而是在中华民族主义范围内对自身应有地位的维持的必然反映,台湾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主义的“求异性”的表现.

在台湾化过程中,民进党为代表的“本土势力”从早期侧重的对“价值”的诉求转变成对“本土价值”的号召.化之前,台湾已经产生了文化层面的地方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主义的“合理空间”要求的反弹,但基本还是良性的.但在政治转型后,这种文化层面的“台湾意识”.似乎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工具性台湾民族主义的出现.它实际是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的工具,与“本土运动”的现实“斗争”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应该看到,经过长时期的社会整合与地理上的原因,台湾社会中发展出某种群体意识(台湾意识)是很正常的情况.其真正的危险在于,这种意识进一步发展为新的“民族／国族和国家认同”.随着化和本土化的深入,“台湾意识”的异化过程加剧,这时台湾民族主义已经从地方性的民族主义上升到与中华民族主义直接对立的新阶段,具有高度的“对抗性”.

“台湾意识”开始成为与“中国意识”相对立的概念,应当说这是与“本土化”模式的转型的实现分不开的,作为民进党等“本土势力”的工具,已经异化的“台湾意识”正在试图建构“台湾民族”这一“国族”,建立“台湾共和国”为“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个时期的台湾民族主义已经从地方性的民族主义上升到与中华民族主义相直接对立的新阶段,具有高度的“对抗性”.

(二)认同与共同体：当代台湾民族主义的实质和特征.

当代台湾民族主义实质是一种以认同为核心的“工具论／建构论”的民族主义观点.以认同为基础进行的“民族建构”论述和进行族群的政治动员都是与化进程相伴始终的,并 导致了台湾社会整体性的认同危机.它的核心观点就是以认同(自我或他者)而非血缘、文化等原生因素为同一民族的构成要件.它主要遵循“认同――共同体――民族/国家”的线索来进行“台湾民族”的建构,其最终目标仍指向“独立建国”.如施正锋认为,“‘台湾民族’(Taiwanese Nation)是指所有爱台湾、认同台湾、愿意为台湾打拼的人,不分种族、族群、或省籍之别；这里强调的是对这块土地的爱,而非具有共同血缘、文化的‘汉民族’.”)他认为“台湾民族”是“经过想象而来的共同体,除了建立过去的集体记忆,现在的共同经验,更要建构未来的共同愿景；也因此,民族的认同是可以经过选择而取得.开明的台湾民族主义者应该会接受政治民族的定义,也就是如何将多元族群塑造为台湾民族.”

这种“认同论”将民族定义建立在认同基础上,那么具有相同认同的人就会形成“共同体”并具有“共同体意识”.这颇接近于本尼迪克特口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说法.如林浊水所说,“在既有的社会实体上营造共同体的体制和意识,自然就成为独立运动的基础工程.”彭明敏认为,“所渭‘国民’(Nation)就是一群人过去分享共同的命运,并在未来有共同的目标要达成.‘国家’的概念应该建立在共同命运、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共同种源、文化、宗教、语言的基础上.”他进而提出“台湾命运共同体”,即“由台湾一福佬、客家、外省、原住民等四大族群以共同命运,共同利益相结合,一起面对挑战,打造新的国家.”

上世纪八十年始,与此类似的“台湾共同体”的观点相继出现并产生很大影响.如林浊水指出,“‘台湾意识’,以及‘台湾主体性’、‘台湾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等等的提出都是对主体性共同体意识频频的召唤.”这其中,李登辉提出的“台湾生命共同体”和“新台湾人”颇具代表性,这里略加沦述.他在《台湾的主张》中提出：“今天,我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追求共同的发展,就必须确立对台湾的认同(identity).”“今天,在这一片土地上共同成长,生活的我们,不论是原住民,是数百年前,或是数十年来的,都是台湾人,也都是台湾的真正主人.”他进而提出,“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台,许多原居中国大陆各省份的人也随之来台,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经过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塑造出今天台湾的新风貌,也让不同的族群融合成‘新台湾人’”.李登辉所说的“新台湾人”介于台湾岛上居民和台湾民族之间,其危险性在于塑造新的以台湾／台湾人为指向的“新国家,国族认同”.

四、虚幻与建构：对当前台湾“民族主义”的总体评价

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是指近现代民族国家为促进国家整合而制定实施的所有措施、政策与制度安排.国家建构的基础不仅包含国家主权和强制力,也依赖于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在表现形式上,国家建构是以民族建构的形式出现的.一般而言,国家建构主要有两种途径：(1)从民族到国家.这一途径强调原生的血缘、文化或语言等原生因素,通过以民族主义来进行动员,希望其领土范围能够符合民族或文化的群体界限.(2)从国家到民族.这主要以现实的地域和政治认同为基础,通过国家力量来进行内部的民族整合.这种以“认同论”为核心的台湾民族主义观点更强调后一路径,即在现有地域／国家基础上的民族建构.“”论者要实现建立“台湾国家”的目标,必然要重视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中的关键作用.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D,Smith)将民族主义分为以“地域”为基础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和以“族群性”为基础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两种类型.公民民族主义一般将所有的公民都视为共同体的成员,关注个体对公民身份的认同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他们彼此之间在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差异性.族群民族主义一般以在民族国家架构内被忽视或边缘化而居于次级地位的族群为单位,而不是以地域为中心来进行动员.为了使不同族群背景的个体成员成为“国族”的一员,公民民族主义通常将公民身份神圣化,从而使个体成员超越其对所属的种族、血缘和职业团体的认同.李登辉的“新台湾人”论述实际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公民民族主义.如施正锋认为,“面对内外的挑战,李登辉试图以‘主权在民’为基础,使州‘社群主义’(Communtariani)的思维来建构‘生命共同体(Community of fate)’.不管是Taiwanesepeople或是peopleofTaiwan,他心中的台湾人大致上是以台湾的所有住民为优先,隐约打着隐形的‘地域性台湾民族主义’(terr ritrrialTaiwanese nationali)旗帜,因为民族就是一个建立在主权国家的生命共同体.”

对此,施正锋曾指出,“台湾民族主义是台湾意识的政治表现,主张台湾岛上的住民,虽然未完全凝聚成台湾民族,但已发展成福祸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对外要行使民族自决权,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对内要确保所有成员的公民权,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公民式民族主义’.”对此,笔者认为未来的“台湾民族主义”可能兼具公民和族群民族主义两者的特征.同时,以民族到国家为国家建构路径的族群民族主义未来也可能有极大的影响.未来台湾社会有可能形成一种对“公民国家”的认同,也就是一种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政治认同.不排除更加激进的族群民族主义产生.

可以说,台湾民族主义是具有阶段性,同时不断演进的民族主义.它的发展也是一种“台湾意识”的正常发展和非正常异化相结合的过程.总体上看,当前的台湾民族主义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对台湾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真实认知基础上,而更多具有通过“塑造民族”而实现“独立建国”的目标指向.“台湾民族主义观点的荒谬性和违背事实并不难为世人所知悉,但其颇具迷惑性的理论包装和动员宣传,对于台湾民众和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不应为我们所忽视.按照“认同论”的观点,民族和国家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会随着周围环境而改变的政治与社会建构.在台湾化过程当中,由于政治菁英的竞争性动员,人们往往主动或被迫进行“民族／国家认同”的选择,这直接导致了台湾民众认同上的困惑与危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

注释：

1、陈国兴：《战后台湾社会矛盾的分析――兼驳史明的“民族矛盾论”》,许南村编：《史明台湾史观的虚构――揭破一种伪托历史唯物论的史观》,台北：人间出版社,1904年版,第223-224页.

2、庞中英：《族群,种族和民族》,《欧洲》1996年第6期.

3、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4、《族群问题的提出与四大族群的划分》,《望新闻岗刊》,2006年1月16日,第21页.

5、可参见施正锋著：《台湾的族群关系与国家定位》,《台湾政治建构》,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