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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后殖义理论奠基人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对位阅读法解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的作品《抵达之谜》.小说主人公超越了殖民文本对认知能力的束缚,摆脱了种族奴役历史的创伤,实现了离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因此,《抵达之谜》既传承又超越了奈保尔早期作品中的身份认同焦虑、殖民心理创伤、写作的使命等主题,表达了作者对杂糅身份、离散视角的全新阐释.
关 键 词 ：对位阅读 《抵达之谜》 离散 后殖民
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的小说《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 1987）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该小说“将深具洞察力的叙述和不受世俗歧视的探索融为一体,迫使我们去发现被压抑历史的真实存在”.这部小说体现了奈保尔对全球化现代社会语境中“后殖民性”的不同理解,“回应了奈保尔早期作品中典型的问
题――边缘化、流亡和不安全感”{1},并“解释了他生命中不那么容易抓住的东西：写作的开始和多元背景对想象的刺激.这是奈保尔要创作出更多严肃的小说必经的一步”{2}.
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对位阅读法解读英国小说,在帝国和殖民文本共谋的文化背景中、在宗主国与殖民地文化的互动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体现小说的美学价值.该阅读法以一种对位、游牧式的批评,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重叠的疆土,纠结的历史”,发掘经典文本中被排斥的内容,把经典文本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下.对位阅读解读小说需要同时关注三对元素：文本与帝国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凸现的宗主国和边缘化的他者的不同体验；历史与当今现实的对话.{3}
《抵达之谜》揭露了英国文学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呈现了历史与当代的对话,对比再现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不同体验.小说主人公“我”超越了殖民文本对认知能力的束缚,摆脱了屈辱的种族奴役历史,并实现了离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一、超越殖民话语的束缚
《抵达之谜》叙述者“我”是典型的奈保尔式的人物――特立尼达的印度契约劳动工人的后代,成年后远渡重洋到英国求学,毕业后在英国从事写作.“我”不仅意识到殖民话语与权力的共谋,还能摆脱此话语对认知能力的束缚.萨义德称“文学是帝国扩张的多声部伴侣”{4},因此“要看到比较文学、英语研究、文学研究、人类学等与帝国的关系,他们甚至维持了西方对非西方的统治”{5}.“我”在英国的威尔特郡生活、写作了十年,意识到英国文学与帝国的关系,弃绝了“文学之眼”之后超越了殖民话语的束缚.
殖民教育突出英语和英国文学的崇高地位,正如汤马斯麦考利在“印度教育笔记”中说：英语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英语文学的价值超过世界上所有文学的价值总和{6},教育的对象“在血缘和肤色上属于印度人,在品位、观念、道德、智力上属于英国人”{7}.特立尼达的殖民教育让“我”想象英国的光辉形象,初到英国因无法找到文学中的英国,悲叹帝国鼎盛时代已结束,感到失落、错置和孤独：“我慢慢感到,恢弘气势已经成为历史,我来得太晚了,无法找到原先的英国,她已不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帝国的中心模样.”“他对新的住所的概念和联想受到了他的殖民教育和英语文学阅读的错误影响.”{8}殖民教育和文学赋予被殖民者“文学之眼”,阻碍他们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奈保尔也承认文学指涉阻碍了他客观观察的能力：“在英国这些文学影响不断对我发生作用；它们挡在我和我所看的东西之间；要摆脱他们直接看并不容易.”
“文学之眼”干预了“我”对人物的认识.“《抵达之谜》中,人物绝不仅仅是人物,他们是经过浪漫化处理的,几乎都出自作者头脑中积累的文学人物.”{9}在威尔特郡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杰克的老丈人,因为“这位老人看上去更像在一个古老景物中的文学人物.他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华兹华斯笔下的人物”{10}.小说中多处提到英国作家,如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哈代、狄更斯、丁尼生等,“我”按照他们的作品去认识英国.这个来自前殖民地的作家仍然沉浸在19世纪的帝国时期.单雅各布森在《抵达的时间》中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最初混乱的几周里,不可能真正去看那些建筑.我所能做的就是确认他们确实在那儿,就像图画和书里面说的那样在那儿.”{11}
要真正抵达英国,必须摆脱“文学之眼”的束缚,用自己的眼光看事物.“我”意识到文学以及殖民教育的误导,继而超越文本的局限、摆脱“文学之眼”并重新认识世界,能够摆脱偏见,真切地感受英国,他把这样的生活称为自己的“第二段生命”,“像一次再生的体验”.“出去散步时见到的一些事物就好像是第一次遇上似的.我不由得就联想到了一些文学上的意味,但是,我已经养成了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的习惯.”{12}摆脱“文学之眼”的限制,不再受制文本对想象的束缚,实现了意识上的第一次超越.
《抵达之谜》中体现的在帝国遭遇的幻灭、孤独、失落是奈保尔作品中恒久的主题,《模仿者》和《河湾》的主人公有同样的心理体验.辛格称这种体验为“海难”――遭人遗弃、绝望、漂泊、无根.《抵达之谜》超越作者以前的作品,不仅传承了这个主题,还探索造成这种心理的原因.此外,主人公克服了殖民教育和殖民文学在认识观上造成的限制.
二、超越历史的牢笼
对位阅读法所观照的第二组关系是历史与当代的关系,“应该把当前的问题作为研究过去的路标和范例”{13},即充分认识到殖民统治对现实的影响,正确处理殖民统治的历史.《抵达之谜》对当代英国的描述中无不透过历史的镜子,揭示现实的深层含义.叙述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正视历史和种族屈辱,实现“人与作家的统一”.
奈式主人公与历史的纠结一直是他们寻求身份认同时最大的阻碍.《河湾》中萨里姆称自己被困在过去,如果要继续生活,必须践踏过去；而奈保尔承认他们总是容易变成“历史的囚犯”{14}.《抵达之谜》中“我”刚离开特立尼达时存在同样的困惑,体现在“作家与人的分离”.“我”在写作中避免谈论特立尼达、种族创伤、孤独、恐惧等.出现裂缝的原因是“我”无法正视自己内心的软弱与焦虑,不能面对种族被奴役的屈辱历史.“我”向往运用帝国的语言,搜集与帝国相关的素材,在英国文学传统中写作. 《抵达之谜》结尾,主人公与历史和解,正确看待自己的过去,体现在“我”作为人与作为作家之间的裂缝被愈合.他开始书写西班牙港的街道和在那里度过的童年,认识起了迅速的变化,承认自我.关于西班牙港的街道故事即作家奈保尔的第一部小说《米格尔大街》,他在谈到自己的这部小说时,说发现了极大的自由：“材料爆发,故事爆发,笑话自顾自地跑出来了”,觉得自己“要变成作家了,是个收放自如,驾驭轻易的
人”.通过书写直面曾经引以自卑的故土文化和被弃绝的自我,作为人和作为作家的“我”重新结合.
卡德卓这样评价这部小说：“小说是他（奈保尔）社会文化生活的自传,但更多的是意识在语言上的展开,对新土地的适应,以及新的感官的进化.”{15}叙述者不断修正自己对特立尼达和伦敦的看法；在叙事中多次重复,然而描述并不完全一样；奈保尔在创作初到威尔特郡的场景也有数次修改.这些都佐证了世界是流动的这一主题,也见证了叙事者思维、感官的进化.
三、超越自我、接受离散的视角
《抵达之谜》的叙事者采纳萨义德所说的离散视角,同时观照自己身份里的三种力量――印度、特立尼达和英国；以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眼光观察帝国和曾经的殖民地,通过往返三地解构了帝国中心.这样的创作填补了被殖民文学边缘化的“他者”经验,正如萨义德在论述对位阅读法时提到：“要同时意识到叙事中的宗主国历史,也意识到那些与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抗衡的其他历史.”{16}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提出“知识分子的流亡”这一概念,指那些因各种原因旅居海外,但怀念自己的“根”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回到某个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安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17}《抵达之谜》的叙述者“我”就是一位离散知识分子.对“我”来说,处处是家而又处处无家,同时是印度人、海人、英国人,而又什么都不是.
旅行是离散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标志,旅行赋予他们一个特殊的视角,在面对故土或是面对宗主国时,都能以旅行者的不介入的姿态观察.奈保尔意识到了旅行于家乡和英国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必需的：“要变成作家,这个高贵的事,我原以为必须要离开.而实际上,为了写作,必须要回去.这是自我意识的开始.”{18}《抵达之谜》第二章“旅途”记录了“我”往返于前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八次旅行,每一次旅行都会对自我有一个新的发现.以1960年叙事者完成一本自重要的书后返回特立尼达为例,这本书通过书写他的家,与自己过去和解“使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安全感”{19}.“我”能够正视自己种族的文化和历史,得到了辛格所说的“写作中寻找到的秩序”{20},从局外人的角度看自己家乡,这就是萨义德提倡的离散视角.
小说中的第五次旅行是“我”从英国出发去印度,这是英国人福斯特、吉卜林等两百年来重复了无数次的旅程.但“我”印度之行与他们不同：他去的不是一般英国人想象的印度,而是“我的印度祖辈们曾想方设法在特立尼达岛重建设的‘农民的印度’”.此时的“我”对自己有了明确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英国的视角,而是结合英国、特立尼达、印度交叉的疆土和重叠的历史,“充实、修正我早先对自我和对世界的认识”{21}.
采纳离散视角,“我”的作品中英国和英国人的经
验不再是中心,而是与一直被英国经典文学边缘化的殖民地经验同时出现.换言之,“我”的书写弥补了文学经典中殖民地经验的空白,颠覆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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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验的中心地位.
梅晓云认为“奈保尔和前殖民地人仍然走在‘中间通道’上,从未抵达,也不可能抵达”{22},而杜维平认为抵达是融入英国文化与社会,成为英国经典作家的继承者.{23}事实上“我”这样的前殖民地知识分子永远无法抵达.小说的题目“抵达之谜”源于意大利画家基里科的同名画,画中的场景是：一个码头,几道围墙,一艘古代海船的桅杆的桅顶,附近一个僻静街道有两个人.小说中的“我”就是那个抵达的人,来自特立尼达,“我”无法深入城市的中心,也不能返回.抵达的码头也是为特立尼达,“我”来自印度,既无法抵达又不能返回.海船则象征殖民统治的历史,它已经永远改变了世界,让“我”既无法抵达想象中的帝国中心,也无法返回殖民前的家乡,在欧洲、特立尼达和印度三者之间漂浮,无法扎根.“我”终于摆脱了种族、历史和教育的限制,超越了自我,以对位的视角来认识世界.奈保尔抵达的不是特立尼达或印度,更不是英国,而是跨越三地疆域而又不属于任何国度的第三空间,正如保罗瑟罗所说,奈保尔“总是在路上”,“从未抵达”.
奈保尔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一部作品.我实际上写的是一本大书.”{24}跟巴尔扎克一样,奈保尔认为自己所有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个故事,而不同的作品都是对这个故事进行的补充、删减或者重述.《抵达之谜》是奈保尔作品中的元叙事,它传承并且超越了以前作品中的主题.《抵达之谜》“暗示着过去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之间的对话,是对某些东西持续的关注,不同的是中年的作家比年轻的自己更善于表达,或者以不同的重点来表达”{25},回应了奈保尔早期作品中主人公的探索：“我们无法回到从前.现在没有古船可以带我们回去.我们已经走出梦魇,而且我们已经无处可去.”{26}人们必须适应、接受这个已经改变的世界,与身份中杂合的各种文化和解,在印度、特立尼达和英国的边缘生活,处处是家又处处无家,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试图过流亡的生活.实际上,“帝国的衰落稳定了移民在文化中的地位”,使多元、杂糅文化社会成为可能.{27}当全球化和高科技把世界变成地球村的时候,这也是全世界人们和谐相处需要采取的生活
态度.
{1}{8} King, Bruce. V. S. Naipaul [M]. New York： Palgre Macmillan, 2003：136,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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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9}{21}{26} [英]唯苏奈保尔：《抵达之谜》,邹海仑、蔡曙光、张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第194页,第168页,第172页,第376页.
{11}{25} Hayward, Helen. The Enigma of V. S. Naipaul：Source and Contexts [M]. New York： Palgre Macmillan, 2002： 44,39.
{17} [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8页.
{20} Naipaul, V. S. The Mimic Men [M]. London： Penguin Books Limited, 1967：243.
{22} 梅晓云：“V.S.奈保尔：从未抵达的感觉”,《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28页.
{23} 杜维平：“从未抵达吗?――《抵达之谜》”,《外国文学》2008年第3期,第47页.
{24} Naipaul, V. S. “The Novelist V. S. Naipaul Talks about His Work to Ronald Bryden.”The Listener 22 Mar. 1973： 367―70.
{27} Liu Yuyan.“Metaphorizing Migrancy： V. S. Naipaul’s Fiction and Diaspora Poetics”[D]. PhD Dis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03：119.
作 者：龙 丹,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四川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部讲师.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