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认同危机与族群身份政治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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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以来,国际移民在西方社会引起了相关的社会危机,其中国际移民的民族认同成为一个新的问题领域.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问题实质上与移民族群身份政治运行机制的三个层面相关：文化认同,是指国际移民亚族群在民族国家的下层对原有族群身份的认同问题；民族认同,是指国际移民亚族群在民族国家层面对移居国民族身份的认同问题；全球认同,是指国际移民亚族群在民族国家的上层对多维身份的认同问题.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的变化受到亚族群文化认同要求的社会平衡机制,民族认同要求的国家设置机制及全球认同要求的多维性变化机制这三个层面的制约.

关 键 词 ：国际移民 族群身份政治 民族认同危机 文化认同 全球认同

作者余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1.

20世纪末西方社会出现了民族认同的新问题,这种新民族身份问题与同时期出现的东欧民族主义复兴运动不同,是与20世纪末国际移民在西方社会引起的危机相关.国际移民在西方社会引起的危机有三个问题：主权问题,反移动问题,民族认同问题.其中,国际移民的民族认同问题是一个新问题领域.从移民族群身份政治分析,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问题实质上受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全球认同三个层面的运行机制的制约.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的民族认同问题并不突出.冷战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内部形成了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少数族群社区,导致西方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内部层级结构性要素的多元化,进而出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新情况.

第一,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开始出现种族右翼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移民政治运动.例如,在现代史上,英国民族身份的框架和定义是固定的；二战以后,在英国一直保持主导地位.而冷战后,随着来自、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乌干达和斯里兰卡人加速移民到英国,英国身份的长期确定性边界首次被分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系谱性的传统分层结构首次遭到质疑,英国民族身份的连续性、历史性和自我确证性首次被有效削弱.英国社会出现了绝对主义性质的文化倾向和极端主义的反移动,英国合法的左一右翼政党甚至结成反移民联盟,以进攻性的英国主义立场来重建、修补和捍卫英国民族身份.

第二,西方社会国际移民被迫采取防御性的文化传统主义复兴运动,宗教正统主义运动,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政治分离主义运动来建构反运动阵线.例如,英国第二代黑人青年发起一种符号主义运动,通过塔法里教的象征物和图形符号,认同他们非洲起源的血统和传统.黑人和亚裔社区共同形成反的新身份联盟,提供一种新身份运动：即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黑色”运动；“黑色”不是文化上、种族上、语言学上或自然体质上的颜色,而是他们被主导文化视为“异样的”,即非白人、“他者”；黑色身份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平等轴心”的新身份.亨廷顿也认为,冷战后时期,移民导致的美国边界失控是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单一威胁；国际移民和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构成亨廷顿提出的“盎格鲁-新教”美国正统民族身份的一种新威胁,并且潜在地分解美国.因此,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引发的民族认同危机是一种新问题领域.

关于20世纪末西方社会反移动的研究文献以获取工作机会的个体层面的经济理性选择为基本视角,关于排外主义的研究文献以多元主义社区层面的文化适应为基本视角,关于国际移民引起的主权危机的研究文献以国际社会层面的全球化时期跨国主义为基本视角.与以上相对照,国际学术界关于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的研究文献以群体性身份认同分析为基本视角,这种群体性身份就是族群.

一、国际移民民族认同的类型和阶段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史中形成广泛影响力的具有民族意识的群体性身份有三种：种族（race）、族群（ethnic）和民族（nation）.

第一,种族术语,基于封闭性的人类生物性特征,在18世纪早期还很少见,在19世纪初期开始运用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被广泛使用.歧视性运用“种族”,是在现代早期由移民群体中发展而来的,那些被定义为低级种族的群体被假定为不值得拥有作为一种民族的承认资格.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这些群体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基于肤色、宗教和其他标准的歧视,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但是在现代早期,这种歧视通过帝国人类学“科学的”论证而获得了正当性.,是群体生物性特征政治化的极端主义形式.

第二,族群,基于开放性的文化性特征,如语言、宗教、地域或历史,族群概念具有较少程度的政治性.自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文化性群体身份政治化的激进主义形式.

第三,民族,是一种与身份政治紧密结合的共同体概念,基于一种系谱性共同历史,具有从继承性向建构性过渡的演化过程,可以由跨地域、跨语言、跨族群和跨宗教群体构成的一种密不可分的综合性的历史共同体.

学术界一般把民族概念的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民族意识阶段、现代民族主义阶段和后民族阶段.

1.早期民族意识阶段.早期民族意识有两个类别,即基于种族特征的生物性民族意识和基于文化特征的文化性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从种族性民族意识演化到文化性民族意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民族意识是人类早期群体意识,具有较少程度的政治特点.从词源来看,民族一词,系古希伯来用语,该术语来自一种15世纪圣经译本,指自然性继承.在中世纪学院中,一个“民族”指来自同一地区的一群学生.在西班牙语和罗马语中,“民族”与“出生”的词源联系.属于某个与出生相联系的群体,使得个体身份具有了一种决定性因素,即一种归属性身份,或者一种终极的群体性身份认同.民族意识,逐渐归属于基于自然遗传性的一个群体,在成为现代民族主义之前,该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历史.

2.现代民族主义阶段.现代民族主义与国家有明确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民族主义术语已经在共通用法上有效地使用了,民族主义概念正式被赋予民族国家的政治涵义.1780-1830的50年间,民族单位出现并持续发展,民族从以前的政治形式中分离出来.18世纪80年代,美国被承认为一个独立民族；18世纪90年代,法国重新确认自身为一个民族；海地在1804年获得民族独立；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美洲大陆殖民地获得民族独立.到19世纪中期,经过一个世纪的政治变革,民族意指具有一个民族政府的群体.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确立新的民族身份,创造了一种新等级结构,没有民族国家的民族被置于一种更加低级的层次上.在1850年,法兰西、荷兰和巴西被认为是民族,伊博族和孟加拉族被标志为部落.同一时期,“种族”意义改变了,增加了一种自然类型或生物类型等级,不再具有民族性的等级结构.新教移民群体创建了美利坚民族与共和国,较早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征.因此,北美洲新大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发源于移民群体,即移民群体民族性和公民性的制度化,并在19—20世纪得到了充分发展.20世纪,民族概念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标准定义,包括四个要素：一个政府,明确的边界,具有民族身份意识的公民,以及国际承认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因此,现代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群体身份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也可以指民族国家认同,即现代民族主义身份共同体形式是民族国家. 3.后民族阶段.后民族是指20世纪中期以后,西欧建立地区共同体欧盟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后民族身份认同形式.欧洲的这种精英主义阶层后民族身份是否具有跨阶层的开放性,学术界存在争议,目前在第三世界国家也难以成为主流话语.

人类史是一部移民史,移民群体是不同历史时期创造民族身份要求的中心变量.第一,美洲案例.在19世纪,现代民族身份历史要求的出现归因于移民.例如,在美洲的欧洲移居者,即使仍忠诚于祖籍地,但依然发展了以围绕被占领土为中心创造新身份的不同的要求和联盟；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也是如此,即使处于奴隶地位上,也在被占领土上发展了新要求、新联盟和共同体愿景；美洲原住民,同样发展了一种新身份,无论他们是否被征服、被驱逐或者被要求与新邻居发展社区关系.第二,欧洲案例.在19世纪之前,欧洲被称为“旧世界”,在欧洲形成和发展民族性方面,移民起到了显著作用.例如,法国拿破仑在民族建立方面,通过移民和征服,在全欧洲推广了一种民族意识,加速了民族身份的增长,尤其在欧洲“塌陷的中心区域”的德国自此开始建立自己的民族,并发展德国文化和商业.除了法国、德国,19世纪初期大移民也发生于欧洲的其他地方.20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国际移民危机,在这个角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由于国际移民导致产生的一种民族认同危机.

二、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与族群身份再定位

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的国际移民危机可以作为考察民族认同的案例.19世纪浪漫民族主义运动时期、20世纪前半期自由民族主义运动时期以及20世纪晚期欧洲多民族国家的衰落时期,民族认同对历史事件都具有影响力,对人类世界产生各种不同的后果,其中民族身份都可以作为基本参考点来考察各个阶段和各种类型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从民族认同角度考察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危机现象具有同样的历史依据和分类学标准.

国际移民民族认同问题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移民族群这种亚文化群体.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问题的实质是国际移民族群身份的再定位问题.国际移民族群在定居国一般首先经过社会和经济涵化,其次进行民族认同的强化,形成移民对移居国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性身份.民族认同是国际移民族群身份政治制度的核心.例如,萨伊德（Edward W.said）认为,民族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之一；20世纪晚期移民危机,可以看作是民族边界种族性的重新划界现象.福山（Francis Fukuyama）持不同观点,认为20世纪末移民危机,尤其是西欧社会同化穆斯林社区的失败,是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期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族群政策的失败；其原因是西方政治中缺少集体身份传统的漏洞所致；解决方案是重新确立西方以公民为核心的自由价值观,并且保持民族身份机制对新移民的开放性.可见,在学术界关于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分析的后殖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种代表性观点中,分别采用了基于和基于多元主义的两种族群身份政治研究视角.因此,国际移民民族认同问题领域保持学术对话的开放性,需要引入移民族群身份政治运行机制.身份政治概念假定,任何身份都是政治的并且任何政治都是身份的.基于这种身份政治假定可以推论,族群身份政治概念是指基于族群身份而产生的身份政治化现象；国际移民族群身份政治概念是指移民基于族群身份在居住国产生的身份政治化现象.国际移民族群身份政治运行机制是指国际移民族群身份政治要素在亚群体层面上社会化、在国家公共领域中结构化与全球层面上多维化的运行过程.20世纪末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的中心问题事实上是在全球化时期如何重新定位移民群体族群身份与民族认同之问的关系,或者在全球化时期国际移民族群身份与民族身份政治合法性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性.

学术界关于民族身份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现代民族主义解释理论有五种基本逻辑：

第一,继承论.这是民族身份合法性的正统性解释逻辑,指现代民族是由多族群共同建构的历史共同体的一种宏结构遗产.

第二,成熟论.这种解释意指20世纪建立的很多民族,基于殖民统治和独立运动的经验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是一种在去殖民化过程中产生的民族成果.

第三,建构论.这种理论是指“民族工程”（national project）的领导者为获得具有控制权的政府,民族是从“印刷资本主义”发展出来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第四,工具论.⑥这种观点是指在欧盟国家出现的后民族身份,是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工具论解释代替了早期民族主义正当性解释.

第五,选择论.这种理论是指全球化时期,移民身份政治获得了新进展,既可以去中心化和去主权化,也可以选择与创造新身份或多重身份,其中包括民族身份.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国际移民民族认同研究的族群身份政治运行机制的三个层次：由继承论逻辑推出以族群亚群体身份为核心的亚文化认同问题；由成熟论与建构论推出以“宏一民族身份（national mega-identity）”为核心的民族认同问题；由工具论和选择论推出以多维身份为核心的全球认同问题.其中,民族认同问题居于国际移民民族身份的中心,文化认同和全球认同从民族身份的下层和上层分别作用于民族认同层面,即移民的民族身份受到来自下层族群身份和上层多维身份的影响.如果这种三个层面的国际移民族群身份政治运行机制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具有负面解构作用的话,就会产生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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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以族群身份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在身份政治运行机制中引发的关键问题,是建立一种族群身份社会化运动的社会一国家平衡机制.移民族群身份,是指位于民族国家层面之下的一种文化性亚群体或亚族群,包括方言群体、地域群体和宗教社区这些类别特征的文化性亚族群.移民文化认同,指向于本族群身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和系谱性记忆这些族群文化性特征.移民以族群身份为中心的文化认同问题,是指移民族群文化认同从下层族群层面对民族认同的中间层面产生影响.一方面,在移民的不同文化身份中,产生各种身份竞争和交叉现象,导致公众具有多重亚文化身份,并且要求构建跨族群的民族宏文化认同.这种移民文化认同,作为社会层面的要素,只在社会层面发生作用,可以强化移民群体对移民国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在特殊条件下,移民文化性亚族群的各种形式的文化认同和极端的生物性、文化性原教旨主义结合在一起,会弱化移民群体对移居国的民族认同.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出现的各种新社会运动,有效地建立了一种社会协调机制,为各种亚群体身份政治化运动提供了一种社会-国家转化机制,也使得新左派有效地转向身份政治主题.从这个角度看,各种亚族群文化认同建设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工程. 例如,美国移民文化认同建设工程主要有三种指导性理论：熔炉论,是指美国不同族群逐渐改变以互相适应形成共同身份宏结构；同化论,是指各少数族群放弃传统采用主导群体文化；多元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于加拿大,是指各族群文化平等多元.而美国例外论,是美国移民文化认同的各种理论运行的前提和基础,是基于传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美国例外论包括：第一,市场的作用.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美国例外论认为,市场导向的社会具有动态性,能够消化吸收大规模移民,这种自选机制,有利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财富的积累.④因此假定：移民在一至二代时期内将会被同化,个体被本地主流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同化吸收以后,移民原有种族身份和种族政治消失.第二,美国公民机制和公民概念.政治自由主义观点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公民制度强调个体权利和责任,以反对欧洲“旧世界”的阶级和种族观念,极为适合一种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对移民具有最大的开放性.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创造了一种包容性的多元主义和温和路线的中间主义政治学,排除了欧洲政治体系之中极端的左一右政治学.因此,福克斯（Lawrence H Fuchs.）认为,美国市民文化的力量,有助于美国克服种族的、族群的甚至阶级的分界线,导致一种“自发的多元主义”.

学术界存在对这种美国例外论观点的批评.例如,卢西恩·派伊（Lucian Wilmot Pye）认为：种族民族主义是一个矛盾修辞学概念,你可以具有某种种族性或者民族主义,但是你不可能同时兼具这两种特性,因为其中一种总是摧毁另一种.阿桑特假定,身份冲突和边缘化长期化了,身份政治总是与分离主义联系在一起.例如,美国非裔中心主义运动,要求构造一种美国黑人身份意义上的非裔血统的文化意义.史密斯批评福克斯提供的是一种美国历史的狭窄解读,美国自由主义具有多种传统,平等主义只是更多一些；美国共和国的大多数历史,归属性的、等级性的和的观点胜过平等主义或托克维尔主义.美国的,通过奴隶制和吉姆·克劳体制,形成一种美国版本的种族隔离,从建国开始起,已经建构并嵌入了美国政治系统之中.例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在形成移民入籍政策和建构美国民族身份方面,从排华法案到来源地民族配额体系,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二战以后,美国和西欧移民接收国家从这种归属性、排外性和特殊主义途径上开始逐渐转向,偏向于更加平等主义的政策.因此,以族群身份为核心的社会层面的文化认同在国际移民身份政治运行机制中对于国家层面公共领域中的民族认同发挥着一种社会平衡功能.

四、国际移民以民族身份为核心的民族认同问题：国家设置机制

国际移民以民族身份为核心的民族认同引发的关键问题,是在国际移民身份政治运行机制作用下族群身份涵化为民族身份的过程中国家设置所起作用问题.国际移民发生身份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移民民族身份变化,所以,移民是主权问题议程之一.移民民族身份的变化导致涵化问题,移民民族身份的涵化过程,包括社会涵化、经济涵化和政治涵化.社会涵化方式是由社会活动执行,经济涵化方式是由市场作用施行,政治涵化方式是由国家来完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移民研究开始出现于政治学研究领域.20世纪80-90年代政治学的中心命题,是“如何让国家回归”的问题,从政治学引申出来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把国家作用纳入国际移民研究,自“9·11”事件以来,国际移民与族群研究是族群性民族主义与移民国际研究协会（ENMISA）中增长最快的领域.政治学中的移民研究包括三个主题：控制、安全和涵化.移民的政治涵化,是指在移民的社会涵化和经济涵化中国家所起的作用,包括民族身份、公民和权利这些政治制度核心问题.国家在移民新的民族身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中心作用.可见,移民的民族身份,是指向于移居国的新民族身份；移民的民族认同,是建构移居国新民族身份的过程,也是建构移居国这个民族共同体,即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过程.

美国关于族群政策的“有色”论和“无色”论,可作为在移民形成新的民族认同问题中国家所起作用的分析案例.美国族群政策争论的具体方向和内容体现为“无色”论,以及与之对立的“有色”论及公共政策.“无色”论,即“忽略论”,主张种族因素在公共政策和社会变革中应该被忽略.“无色”论在美国公众舆论中具有一种主导性的话语权地位.“有色”论,即特权论,是指国家采取族群政策的肯定性行动,授予移民少数族群在某些特定领域内采取优先权和特权.有色论的公共政策化,首先要求在一定语境中适用关于被压迫种族群体人口数据的统计学,进而要求种族身份确认和种族分类.批评方认为,这种正向激励性族群公共政策,产生了一种反向的针对的种族身份政治的悖论：正是要求消除种族身份的行动,引发了种族问题.

这种关于新移民群体是应该被赋予特权和优先权,还是应该符合一种更加个体主义涵化模式的激烈争论,也发生在欧洲.在欧洲案例中,移民已经变成右翼政治的中心议题.移民政治和涵化政治被强化以后,政治机构和政党逐步涉入移民政治问题领域的中心,需求一种更大的移民控制与民族性、公民性法律的变革,并由政党和政党体系引导.1999年,德国政府改革了德国民族法,使得出生于德国且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在德国居住八年以上的任何人都可以自动获得德国公民身份.在欧洲国家的地方层面上,反移民联盟的出现可以引发排外主义和本地主义政治.例如,20世纪80年代法国德勒（Dreux）镇及20世纪90年代早期南加利福尼亚的反移动,迫使移民进入国家政治议程.又如,法国国家阵线,开始制造袭击移民的事件,经常在损害社区主义的情况下,引发本地工人阶级排外主义,主要针对北非移民.

自由主义观点在解释美国“无色”论公共政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美国民族身份神话已经被编纂在美国宪法之中,移民政策受到这种美国民族神话的影响.美国采用“十四点修正案”,出生于美国领土的任何人自动成为美国公民,新移民在法律上入籍相对容易.移民,是美国民族传统的一部分,欧洲在民族国家形成期没有出现相应现象.美国新移民及其后裔不可能退化到一种政治贫民窟状态.移民政治行为比较研究显示,自由主义国家制度具有弹性,移民能够有效利用政治进程中对移民开放的机会结构,移民在公民制度重新定义方面能够发挥作用.美国公民制度和权利法典,可以推动移民改变社会成分,重组政治联盟,分解政党体系,并且重塑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政治现实主义存在对美国移民政策的质疑,例如,自由主义“俘虏论”认为,移民政策被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所利用,偏离了美国民族认同方向；自由主义“悖论”观点认为,移民政策的中立价值与亚族群文化价值发生冲突,阻碍了美国民族认同的形成.因此,在国际移民身份政治运行机制下族群身份涵化为民族身份的民族认同建构过程中存在一种国家设置机制. 五、国际移民以多维身份为核心的全球认同问题：多维性变化机制

国际移民以多维身份为核心的全球认同在国际移民身份政治运行机制中引发的关键问题,是国际移民在全球层面上去领土化和去主权化的多维性身份变化引起的民族认同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民族身份受到两个层面的威胁：一是位于民族国家层面之下的亚族群文化认同,二是位于民族国家层面之上的全球化多维身份要素的影响.移民,一方面,是全球化流动性最强的核心要素,在后工业社会中扩散,导致一种新的民族身份和公民政治；另一方面,反全球化和反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运动,在本地公共社会中兴起.传统国际体系有两个基本要件：公民（位于民族身份范畴之内）和主权（位于国家政治范畴之内）,国际移民跨越这两个基本构件,结果导致了最大的理论扩展,产生一种后民族公民身份.这种后民族身份是一种从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引申出来的权利.学术界关于全球认同的争论具有二元性特点.例如,关于全球认同的同质化和差异化之争,后现代主义观点认为,一方面,全球同质化,被解释为一种“美国化”；另一方面,差异化的全球性,是一种后现代身份特征,即“种族性的复兴”,种族,是现代性的“部落终极”.同质化和差异化,可以等同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二分法.关于全球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也可以解读为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结构性协调关系.例如,对于20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复兴和西方社会的国际移民危机等其他形式的特殊主义复兴事件,一方面,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这些事件以不同方式说明,地方性和特殊性逐渐让位于更加普遍性、世界性和国际性价值观和身份,即民族主义和旧形式,被现代性的变革力量消解；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观点认为,现代性元叙事的非理性附着物,即关于某种地方性或特殊性的传统、起源、民族神话和想象的共同体,逐渐被更加理性化和普遍化的身份所代替,全球化的特点是非全球性和持续性,是以旧民族主义形式的地方化复兴.因此,霍尔（Stuart Hall）认为,全球化是多变的、自相矛盾的；全球化是一种暂时由西方主导的,缓慢地、不平衡地去中心化和去西方化过程.从全球认同的身份政治视角看,同一化和差异化之争,可以看作是一个全球身份政治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两种视角的区别,即主导的西方意识形态中的中心化和上升的边缘性结构去中心化的竞争过程,两者共时性发生,形式上并不对立.

国际移民在全球化的同质化和差异化,即全球认同和族群认同的两种结构化过程中对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产生影响,并且在国际移民身份政治运行机制下形成一种多维身份的全球认同.全球化时期,国际移民全球认同在不同身份位置之间和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转换,是一种复杂文化交叉和文化混合的全球化共同产品.按照身份政治视角,一方面,国际移民身份多重化、多元化、多样化、多维化或差异化,匹配产生各种可能性和认同新立场；另一方面,国际身份的归属性本质特征,又要求身份的同一化、立场化、确定化、承认化或者历时化.因此,国际移民的全球认同以多维身份为核心,族群身份是国际移民具有平等性和兼容性的理性化的多维身份之一,在国际移民身份政治运行机制中存在全球认同的一种多维身份变化的理性要求.

六、结论

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发生了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事件.对这个现象进行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国际移民族群单元,分析工具是建立一种国际移民身份政治运行机制.国际移民身份政治运行机制包括三个层面：以族群身份为核心的文化认同要求的社会平衡机制；以民族身份为核心的民族认同要求的国家设置机制；以多维身份为核心的全球认同要求的多维性变化机制.在国际移民身份政治运行机制的三个层面中,文化认同的族群身份和全球认同的多维身份对认同的民族身份产生影响.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问题实质上是一种族群身份在社会、国家和全球三个层面上的再定位问题,也是一种民族国家在社会、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如何处理国际移民族群身份的民族认同问题.

[责任编辑 马俊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