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政课话语的政治化与大众化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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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效果,与教师用以承载教学内容信息的话语质量和水平密不可分.过分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的政治化,或者过分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的“去政治化”都是片面的.只有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的政治化与大众化的统一,才能增强课程吸引力,提升教学效果.

关 键 词 ：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政治化；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260-04

课堂教学的过程,最主要的就是教师以话语的形式向学生传递特定信息的过程；课堂教学的效果,最重要的就是看学生对教师所传递信息的理解、接受程度.而学生对教师所传递信息的理解、接受程度,与教师用以承载教学内容信息的话语的质量和水平是密不可分的.以笔者的观察,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学实践中,存在着有意无意地或者过分强调思政课话语的政治化,或者过分强调思政课话语的“去政治化”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和做法都有其片面性,合理并富有建设性的做法应是追求思政课话语的政治化和大众化的有机统一.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不能“去政治化”

高校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主线,以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取向,以使大学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的教育.因此,意识形态性是高校思政课的本质性特征.思政课话语的“去政治化”,实质就是要淡化乃至消除思政课的“意识形态性”.这种主张和做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

首先,思政课的核心是“育德”,“德”之内容必然离不开“现实中国”这个基本前提.“德”有不同的层次和分类,如私德与公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道德；思想品德与政治品德等.正因为“德”存在不同的层次与分类,其构成具有多层次性、多样性的特点,反映出德育从来就与阶级、国家、制度等事物紧密相连,天生就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换言之,自从有阶级、国家以来,占统治地位、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集团,就总是要把符合自己利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融入宣传体系,使之成为受到强力维护和推崇的道德教育内容.这种状况至今并没有任何改变,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构成“现实中国”的基础和根本,在思想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指广义）,在社会制度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道路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体制上是中国的执政和领导.因此,作为德育主阵地、主渠道的思政课,只能在符合上述内容的范围内展开,不可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中国国情”,去大谈什么资本主义、西方价值观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1章“总则”第3条规定：“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第4条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2]从这些法律规章和制度规划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条件下,除非不惜违法,否则思政课不论是内容还是目的,其“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是不该去除、也是去除不了的,而思政课教学中用于传递这些内容和信息的话语,其政治化色彩也是必然的.

其次,思政课的课程体系和内容构建,使之无法“去政治化”.现行思政课课程体系和内容架构,是由、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确定下来的.该“方案”对高校本、专科思政课必修课程设置及其基本内容做了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着重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着重讲授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本原理,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主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3].

为了确保上述课程设置与基本内容得到全面落实,该“方案”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实施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要严格按照《意见》（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本方案实施.”并特别要求：“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为重大项目集中全国教学科研力量组织编写,、教育部联合成立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领导小组.”[4]我们据此可以读出该“方案”这样几条主要信息,第一,高校思政课课程设置和基本内容具有最高权威性；第二,设专职机构对高校思政课的编写等相关工作进行组织和管理,直接对负责；第三,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擅自就高校思政课的编写、发行、使用等开展相关工作.由此可见,只要开设了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就不可能不使用政治化的语言；如若不然,那只能意味着思政课被取消.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看,曾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泛政治化”年代,它给个人、社会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之前“泛政治化”的否定和纠正.但是,如果因为对“泛政治化”矫枉过正,导致“去政治化”,那又走到了另一个错误的极端.当前高校思政课的“去政治化”,具体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情况.第一种情况,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误以为在社会多元化、现代化的时代,就应该少讲“政治”,少讲“主义”,这样才能与时代潮流相一致.这种“去政治化”,并非真要彻底去除,而只是要降低政治性话语的频率,淡化“政治化”色彩,其出发点和目的仍是维护中国现行政治.第二种情况,则完全是出于对现实中国的不满,站在与中国政治相对立的立场,或者直接彻底抛弃中国政治的话语体系,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而是大谈“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宪政体制”等；或者以某种间接、隐晦的方式解构、销蚀中国政治的话语体系,比如提出什么要以“公民教育”取代“思想政治教育”[5]等.这种以最终改变中国政治为出发点和目的的“去政治化”,其实是在极力宣扬另一种“政治”,即西方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所以,这些人声称的“去政治化”,在道德上是虚伪的,在政治上是不可告人的.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需要“大众化”

坚持思政课话语的“政治化”,绝不是说可以忽略甚至不要“大众化”.亚里士多德曾说：政治家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是靠修辞艺术来架筑的.美国新闻评论家李普曼也指出：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6].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艺术”,还是李普曼的“制造同意的艺术”,都不可或缺地包含了传递信息的“话语艺术”.高校思政课话语的大众化,正是“制造同意的艺术”的具体表现.

众所周知,中国在革命战争年代艰难条件下,能够把革命的道理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并为群众理解、接受,很大程度归功于对话语的高超运用.早在党成立前后,先进分子到工人中,就是用极其朴素、生动、形象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讲解“工人”一词：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中间一竖代表站立的“人”,“人”顶天立地就是“工”,就是工人；把“人”字与“工”字相连,那就是“天”；所以,我们工人就是“天”,就是要翻身坐天下的.如此,不仅让工人们认了字,而且又引导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力量[7].是中国内的“文章大家”,无疑又是“语言大家”.他认为,讲话要让人懂,要反对使用“霓裳”之类的生僻词[8].到延安时期,他提出反对“党八股”,提出新主义文化建设要为大众服务,要通俗易懂,让群众喜闻乐见.由此推动了“边区”文化建设的大变革、大进步、大繁荣,产生了大批受老百姓欢迎的新作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语言也是干脆利落、直白易懂,诸如“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每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稳定压倒一切”等,都以再通俗不过的“口语”话说明了深刻的道理,让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同志的语言风格可谓尽得老一辈领导人的真谛,他的讲话体现出善用大白话、大实话深入浅出；善用聊天式、谈心式触及心灵；善用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元素广征博引；善用平易可亲、沉稳淡定的肢体语言灵动善融等特点.他曾经批评一些人“不会说话”：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9].中国善用话语、善作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理应对我们思政课的话语使用有重要借鉴和宝贵启示.

如今是时代大变,社会大变.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转型正以不可逆转之势向着更宽广、更深刻的方向推进.从未有的开放、宽容和自由,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政治化社会体系,瓦解着原有的大一统思想意识体系,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差异化和个体化,已经成为常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生的“90后”大学生,一方面易变、脆弱、不成熟,还很不“靠谱”；另一方面又张扬个性、看重独立、希望平等、表现自我,是拥有一套自身话语体系的完全“新的”一代人.他们对政治还有兴趣,比如说加入中国,但高达88.6%的人只是认为入党对个人成才成功有用,仅有33.3%的人真把入党当作自己的一种崇高信仰和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10].可见,他们的“政治”是“功利性政治”,而非传统意义上真正的“意识形态政治”,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政治理论是持抵触（至少是怀疑）心理的.因此,不论是基于大环境的改变,还是基于受众的改变,思政课的话语形态都必须改变.如果无视环境和对象的变化,依然故我地坚守传统的居高临下、政治宣传、空洞说教等话语形态,把思政课变成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课”,那势必会因与现实的格格不入而遭到排斥和抵制[11].从思政课的现状看,在教学方法、手段、渠道等技术层面,其实已经想出很多办法,可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话语没能进入学生的话语体系,对“政治理论”的解读仍然是传统的口号式、说教式“政治宣传”风格,甚至“假、大、空”盛行,语言空洞干巴、索然无味,学生要么是听不懂,要么是不爱听,结果就是批评的“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

有些思政课老师提出,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专业术语和语言范畴,以此与其他学科相区别；思政课也是一门严谨的学科,也有自己特有的概念、术语和话语体系,因此,讲思政课就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规范性的专业术语,否则,就会冲淡甚至削弱思政课的学科本色和功能.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关键还是要看对象,如果听讲人是同行,或是有相当专业知识,当然就想听到一些专业性强的观点和分析,而且讲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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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话语的“政治化”,决定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而其话语的“大众化”,则决定于要让学生听得懂、听得进.因此,坚持话语上的“政治化”与“大众化”的有机统一,是思政课符合逻辑的内在必然要求.

坚持思政课话语的“政治化”,就是要按照“05方案”所规定的各门课程内容与教学目的,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立场与高度的自信,精心组织和开展各项教学活动.

坚持思政课话语的“大众化”,关键是要做到“三贴近”、说好“三种话”.

第一,贴近现实说大实话.即理论联系实际,不回避、不遮掩,说实事求是、敢于直面问题和矛盾的话.以正面教育为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这当然也适用于思政课教学.但是,理论联系实际不能仅仅是联系“好”的实际,应该还要联系“不好”的实际,否则,既与我们一贯教育学生的“实事求是”要求相背离,又容易引起学生反感.因为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不完善、有许多问题和矛盾的阶段,不说这方面的“实际”,我们的思政课就难以自圆其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播如此迅捷的时代,大学生所能接触、知悉的事情,可能比老师还多,加上他们的独立性、质疑性和叛逆性,他们会以审视的心态评判老师传递的各种信息,老师只说“好话”的一面之词,可能被视为“唱高调”、“作假”而遭到鄙视,学生心目中“思政课讲空话、脱离实际”的印象会得到进一步增强.所以,思政课教师应该大起胆子说实话,既把“好”的呈现出来,又不讳言问题和矛盾.有的老师要么是自己的思想观念保守、僵化而落后于时代和实践,要么是担心、害怕给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在讲课中总是显得那么“传统”、“正统”,不敢直面存在的问题,即便说到问题也是蜻蜓点水,结果往往由于与学生所感受到的现实脱节而适得其反.其实,只要我们立足鼓劲、引导的前提,把握好“度”,不说发牢骚、泄气的话,不说违背基本政治立场、观点、原则的过头话,把谈问题看作是从另一个角度印证党领导的不平凡,印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不易,已经有一定判断、分析能力的大学生是会做出正确思考的.何况,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批评不良,也是对学生进行国情意识、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贴近生活说大白话.即接地气、深入浅出,说通俗易懂、老百姓（学生）喜闻乐见的话.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知音难寻,相见恨晚.意思都是说人和人相互间要有共同的话题和语言,才可以谈得来、才会有说话的乐趣,交流才会有效果.思政课是师生间的双向交流过程,学生无时无刻不在对老师所言做出反应：或凝神静气,或东张西望；或心领神会,或茫然无助；或点头称赞,或冷眼相对等等.到底是哪一种反应,很大程度取决于老师的话语是不是让学生听得懂、听得进、愿意听.这就要求老师必须跳出书本、专业、学术话语体系,回归大众话语体系,对问题的讲解和阐述要尽量使用平实的、生活化的、机智活泼的语言,而不是照本宣科地读书本、背讲稿,或者是一套套抽象、晦涩、深奥的术语、新词的堆砌.

除一般性的口语化语言之外,实践证明有三类“大众化”语言很受学生欢迎,要有意识地加以选择运用.一是民间俗语、俚语.比如“人挪活,树挪死”、“万众一心,齐力断金”、“心急吃不了热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等等.这些语言经历多年的沉淀和传承,往往既短小精悍,又寓意深刻,而且生动形象、风趣幽默,有时简单一句话就可以使一个抽象问题迎刃而解,学生因此还多学到知识,自然得到学生肯定.二是社会上的顺口溜.比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德无才是庸才,有才无德是歪才；有德无才干不成事,有才无德干坏事”、“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有事不用慌,我爸是李刚”,等等.这类语言多是褒贬时政、表达群众某种情绪,现实感、针对性都很强,由于经过了提炼,同样是语句简练、意涵丰富,有的还对仗押韵、朗朗上口,因此也容易让学生入耳、入心.三是网络等流行语.比如“正能量”、“给力”、“吐槽”、“土豪”、“逆袭”、“女汉子”、“点赞”,“坑爹”、“高富帅、白富美”、“鸭梨山大”,等等.这些语言既新鲜又时尚,是和大学生离得最近的语言,只要用得好,不仅能有效传达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且也是老师尤其是中、老年教师让学生感到惊喜进而拉近与学生距离极有效的语言手段.

第三,贴近学生说感情话.即放下身段、平等交流,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说有亲和力、有人情味的话.良好的情感是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是保证沟通效果的重要前提.思政课及其任课教师,留给人们的印象常常是严肃有余亲切不足、僵硬有余活泼不足、冷静有余热情不足.一些老师或太看重面子,或喜欢摆架子,说起话来居高临下,“教训”味道尽显,“老师”派头十足.这实际上是人为地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挖了一道鸿沟,以界限分明的“壁垒”凸显着教师与学生的不平等,处于一个课堂的教师与学生却分属“两个世界”,在情感上、思想上没有形成交叉,更没有形成交融.在这种师生“形同陌路”的教学氛围下,所谓“好的教学效果”只能是一种奢望.

贴近学生说好感情话,首先要体现出对大学生困惑的关注和对大学生面临复杂社会境遇的关切.在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太多“不确定”背景下,就业、住房、婚姻等现实问题对大学生造成极大压力.面对学生因此而产生的困惑和焦虑,教学过程中应该多站在学生角度,不仅坦率指出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不足,诚恳地说明现实中确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而且要感同身受地诚心表达教师的同情和鼓励,引导学生如何在压力下又看到希望.这样,学生才会感受到思政课与自身实际的紧密联系,而不是只有一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高高在上的“大道理”.其次,要善于用亲和、随和与平等、平易的聊天式、谈话式语言,以教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打动学生.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很大部分因素取决于相互之间能否敞开心胸坦诚相对；另一方面,学生一般情况下对老师的个人情况多持好奇、探究的心态.因此,结合教学内容适当“披露”一些教师个人的经历和体会,甚至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仅可以提高教学内容的真实性和说服力,而且可以营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并极大消除教师的“神秘感”,塑造教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在朋友式的平等和无拘无束中更有利于师生互动交流.再次,要对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坚持表示赞许,对他们在消化、接受教学内容上的困难表示理解.能够得到别人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理解和肯定,是一件让人感到温暖和高兴的事情.思政课目前的处境,表明它并不是多数大学生热衷选择和学习的一门课程,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诸如迟到、开小差甚至缺课等与纪律要求相冲突的行为,对教学内容的认知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困难.对此,教师不应该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恶语相向,而应该以体谅心、宽容心,用富有感彩的直白语言表达自己对学生的包涵和理解,让学生能感受到老师知道并真心体会他们的不容易.这有利于降低学生对课程产生新的抵触情绪.

四、结语

如今,争夺话语权已经成为国际斗争的一大焦点.思政课的内容与功能,决定了它就是要以包括语言在内的“大众化”手段实现“政治化”的目的.去掉了“政治化”,就去掉了思政课的“核”,思政课就会变形、走样,甚至步入与其目的相背离的歧途；去掉了“大众化”,思政课就会因高高在上的空洞说教而陷于自说自话、孤芳自赏的脱离群众（学生）境地,其“政治化”的“核”也将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