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政治秩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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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之死,时常为世人叹息.有识者也感慨于曹操在人生后期对他人之难容——似乎孔融在一些个别事务的处理上,使得曹操难堪,触动了曹操的杀心.但是,从史实来看,曹操对于决策的作出,却极少从情绪着手；孔融之死的始末,能够直接反映曹操对政治环境的秩序追求.

孔融之死,最为读史者惋惜.据《后汉书·孔融传》,孔融是孔子三十世孙,以才德显名于世.正因出身名门,又名满天下,孔融起初并不愿为曹操和袁绍所用,没有听从幕僚的建议去投靠袁、曹二家：

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1]　（p.2264）

可知,孔融在早年就对曹操有“终图汉室”之议论.但曹操在许昌建立政权后：

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绵隶名而已.[1] （p.2264）

孔融愿意效力于汉廷,却不愿意与曹操合作——孔融对于曹操的出身与行事作风,颇有微词,也数次讥讽曹操行事之风：（1）曹丕私纳袁熙妻甄氏,孔融上以“武王娶妲己”之讽；（2）征讨乌桓,孔融将之比作草芥小患,不值征讨；（3）曹操表制酒禁,孔融揭曹操粮草不足之短.孔融的讥讽毫不留情,且言语之巧妙颇为世人所欣赏.因此也引致了世人对“曹操杀孔融”一事的争论.一种很有影响的看法是：孔融有才华,而且蜚声海内,又讽刺了曹操；这些使得曹操在心理上难容孔融,最终杀了孔融.然而,曹操果真是因情绪而动杀心么?孔融不是一般文人,是天下名士,“杀孔融”一事对曹操政权的人心向背影响至重.以曹操之人生格局,果真能以此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曹操在决策上是理智的.孔融对于曹操的嘲讽,远始于未入许昌汉廷之前.曹操不顾此等小节而坚持纳孔融于许昌,并不深究孔融事实上是效命于汉廷还是“曹营”.曹操深知,以孔融之声望,得此一人则得天下之心,反之则在许昌之外树立了一座反对他的阵地.这一点,前大将军何进深有体会：

（孔融）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同,托病归家.[1]　（pp.2262～2263）

孔融在当时得罪位极人臣的大将军何进,何进担心“造怨”“天下”,不仅不敢杀孔融,反而还要“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

曹操在理智上可以明确地认识到,纳孔融入许昌,讽刺之辞在所难免,他并不指望孔融效命于曹氏.但是曹操对于孔融的到来,却可以持积极态度,而不论其在实际上是否有积极作用.在《三国志·魏志·方技传》中,曹操同样纳入了为数不少的方术之士：“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这些方士在政事上并没有对许昌政权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曹操纳入方士,并不图于己有利,只求他们不要在许昌之外“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同理,曹操纳入孔融,也不求有功,只求不要在许昌之外“幻惑众心”.曹操后来称孔融为“浮华交会之徒”.“浮华”一词在汉末魏初时,正是“幻惑众心”之意,这一用词同样用在了形容“魏讽谋反”与何晏等人的“太和浮华案”中.

曹操在很长时间内也能够容忍孔融对自己的嘲讽.这一点,可以对比《三国志》中曹操与曹丕对臣子的态度：曹操实际上要宽容得多.但是,或许是曹操对孔融相对宽容的态度,使得孔融在许昌的反对声音逐渐高涨,这引起了曹操的深重顾虑.一件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事件是：孔融奏请朝廷不要封建诸侯：

（孔融）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1]　（p.2272）

曹操知道,孔融所论奏是针对他而言,“不以封建诸侯”暗示曹操不宜被封为诸侯,这显然影响了曹操对于权力和秩序的掌控.更重要的是,曹操敏锐地感到,孔融从此开始将逐渐扩大对他（曹操）政治上的批评（“操疑其所论建渐广”）.在曹操看来,当初对他个人的攻击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对其宏观政治蓝图的攻击,曹操的积虑是深重的.从此段话“然”字来判断,“然”之前省略了“曹操欲杀孔融”之文.因为孔融是天下名士,曹操只能“外相容忍”“潜怨正议”“虑鲠大业”.

此时,“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曹操致书孔融：

等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以为小介,当收旧好；而怨毒渐积,志相危害,闻之怃然,中夜而起.昔国家东迁,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出于郑玄,又明《司马法》,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孤与文举既非旧好,又于鸿豫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是以区区思协欢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1]　（p.2273）

值得注意的是“又知二君群小所构”与“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这两句用词.“二君群小所构”说明郗虑与孔融的身边都拥有大量文士群体.“浮华交会之徒”也是相同的意思,意指“群小所构”.按照曹操在书中的意思,二人关系网甚广,如果两相攻击,则对于朝廷秩序影响太大,所以曹操要警告孔融.“浮华交会”,反应于孔融与郗虑身上,也正是私下结党,相互攻击的意思.

岁余后,孔融被“复拜太中大夫”.此为闲职,但孔融的势力非但没有被削减,反而“宾客日盈其门”,“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因此,曹操顾虑更重,而郗虑复构成其罪,二者均欲置孔融于死地.郗虑置孔融的罪状中“招合徒众”“跌荡放言”等字眼正中曹操心结（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之针对“浮华”）——此时的孔融,即使没有实质性的官职,即便是纳入了许昌,对曹操政治秩序的威胁仍然是与日俱增.孔融死于自己的“浮华交会”与“群小所构”,因为这些都违反了曹操对政权内部的秩序要求. 杨修之死,同样为世人所惋惜.由于杨修小聪明至多,一种同样有影响的看法认为：杨修时常猜中曹操的心事,由此招致了曹操对杨修的杀心.曹操果真能够因为“鸡肋”小事而置杨修于死地?

从史实文字来看,“杨修之死”与曹丕的“夺嫡之争”关联颇密.《三国志》裴注引《典略》道,杨修“军国多事,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2]　（p.558）.后来曹植因为杨修的聪明而与他交好.裴注又引《世语》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并且“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2]　（p.560）.但是,对于杨修之死,两个文献的记载却不一.《典略》称：“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2]　（p.560）《世语》称：“修遂以交构赐死.”[2]　（p.561）根据这两分材料,我们无法分辨杨修之死,但两份材料都带有“交”,暗含杨修为人交往不当所致其罪.而前面《典略》所举的几则材料,表明杨修在许昌政权中也的确在积极从事于士人交往.“交好”“交关”“交构”这几个与交往有关的用词来形容杨修,在各种文献中是反复出现的.这不禁令我们再行品读孔融之死中的“浮华交会”“群小所构”等用语.“交会”“交好”“交关”“交构”这几个用词,是引起曹操杀心的关 键 词 .

杨修在人事交往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能引起曹操杀心呢?在裴注中引用了多则材料来说明杨修是帮助曹植参与了“夺嫡之争”.“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曹丕也是与杨修交好的.从《三国志·陈思王曹植传》裴注引《典略》中对杨修的记叙来看,杨修正是因与曹丕及曹植的交相结好而死：

（1）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2）又是时临兰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等（曹植与杨修间的书信往来,兼有文学与军国之事）其相往来,如此甚数.（3）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4）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5）修死后百馀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剑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阳,从容出宫,追思修之过薄也,抚其剑,驻车顾左右曰：“此杨德祖昔所说王髦剑也.髦今焉在?”[2]　（pp.558～559）

在文段中,笔者以（1）到（5）对文段按文义进行了划分,以对文义进行梳理.（1）说明,杨修颇具才能,而且内外事宜都处理得极称人意.因此从“魏太子”曹丕到其他臣子,都“并争与（杨修）交好.”而曹丕是先于曹植与杨修交好.（2）说明,曹植感到自己受曹操宠幸日盛之后,开始注意结交杨修.（3）说明,曹植后来因自身“骄纵”而触犯了曹操的政令,被曹操所疏远.但是曹植与杨修仍未断绝往来.从“修亦不敢自绝”来看,杨修本有与曹植“自绝”之意.（4）说明,曹操以杨修“交关诸侯”的名义将其收杀.杨修自知自己的死因是曹植（“其意以为坐曹植也”）；而且杨修还知道,以自己之行事,“我固自以死之晚也”.杨修为什么因为曹植而死?文段中（5）的记叙其实别具意涵.（5）记叙到,曹丕继位魏王后,对杨修赠送的宝剑时常佩戴在身边,并且还“追思修之过薄（薄命）也”.曹丕对杨修时常怀有思念之意.综合这段引文之意,杨修是因为与曹丕、曹植两兄弟之间交相结好的关系而被曹操所忌惮终招杀身之祸.

曹操最为看重政治秩序（曹操语“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中所反映的“有政”作为政治治理的最高理念,并且高于“为政”之政治举措）,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他的继承人因私交朋党而起乱.曹操以“交构”对杨修赐死（上引裴注《世语》）,其意也正是警告.本文第三部分还将对“夺嫡之争”过程中曹操所表现的政治秩序观进行论述.对于曹操而言,继承人对于政权秩序的掌控,以及宫廷内的人事关系,是不能被破坏的.崔琰的死因与杨修类似,作为曹植的近亲,崔琰却公开支持曹丕,崔琰在死前被曹操“贬为中尉”,不久即辞世了.

杨修投机取巧,爱好冒险之性格,展现在了裴注所引的每一则材料中.好结交,好投机,好冒险的行为,加上扰乱曹丕与曹植关系的问题,最终成为曹操之患.

曹丕与曹植之间的“夺嫡之争”是曹操政治生命后期最值得顾虑之事.曹操对于自己掌控许昌政治秩序的能力是有信心的；但是这在他的继承人那里,是否能够得到“继承”,曹操仍然深有顾虑.继承人的选择是困难的,尽管事实上的选择是在曹丕与曹植之间,曹操对于二人均不放心,甚至希望年幼的曹冲来继承已业,因为曹冲在年少时即能表现出“仁爱”之心,也善于处理政治事务.在曹冲早逝后,曹操对宽慰他的曹丕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而且“言则流涕”.

尽管曹丕较曹植为年长,但才高八斗（谢灵运颂曹植）的曹植,很得曹操的喜欢,几乎就要立植为继承人了.然而,喜欢是感情上的事情；选择政治上的继承人,理智上的权衡要占有更为重要的分量.在几经权衡后,曹操还是选择了曹丕.

曹植为什么失败了呢?《三国志·曹植传》中先记载了曹操看重他的原因：（1）“善属文”；（2）“舆马服饰,不尚华丽”[2]　（p.557）,这符合曹操执政中的节俭政策；（3）“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2]　（p.557）,反应机敏,深得曹操欢心.曹植最终失败的原因在于：（1）“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2]　（p.557）曹植因为“积攒羽翼”,为曹操所不满.（2）“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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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兰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2]　（p.331）

这段记载可反映曹操对于继承人的要求——在掌控全局秩序上的要求.如果如袁绍、刘表父子一般对于继承人的处理态度上,抛弃祖宗规矩,立幼子为继,就有可能导致政治全局的混乱.曹丕在政治上的相对成熟,在秩序的遵守上更为严格,这些都是曹操所看重的.

曹植是崔琰哥哥的女婿,但是崔琰在“夺嫡之争”中却公开支持曹丕为太子.“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2]　（p.369）

从场面上来看,这是大公无私的表现,但是曹操却有自己的看法,“太祖贵其公亮,喟然叹息,迁中尉”[2]　（p.369）.曹操看重他的公正亮直,但“喟然叹息”是相当有深意的.从曹操的眼里,曹植家人却公开支持曹丕,这正是严重扰乱了宫廷秩序.因此崔琰随后被贬为中尉.最后崔琰冤死.《三国志》说“崔琰高格最优,鲍勋秉正无亏,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贵‘既明且哲’,《虞书》尚‘直而能温’,自非兼才,畴克备诸!”[2]　（p.390）崔琰不能同时兼顾“直”（方正）和“温”（圆融）,不能圆融,导致身死.须知,曹操以建立秩序为要,过于刚正而不能圆融地处理人事,扰乱人事安排,这样的人难为曹操所容.

曹操将秩序作为为政之重心,并且这一观念贯穿了曹操的人生.审视曹操的人生轨迹,这一观念的显现将变得更加清晰.

曹操二十岁时,“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甚至敢于杀“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为了维持洛阳治安秩序,敢于得罪任何权势.“迁为济南相”后,“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在东汉末年那个“长吏多阿附贵戚”的时代,曹操将维持秩序即“郡界肃然”作为自己为政的第一要义[2]　（pp.2～3）.

曹操在与袁绍展开决战之前,认为：“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以曹操之判断,袁绍：（1）在震慑群臣上缺少威望.（2）用兵无序.曹操认为袁绍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无序,正是自己在这两方面的优势.正因为有此优势,许昌在土地和粮食上的弱势将变得不重要（“适足以为吾奉也”）.

程昱说曹操趁吕布进攻刘备时乘机消灭刘备,曹操仍然认为：“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2]　（p.14）而似乎矛盾的是,曹操在面临袁绍大军进攻之际,竟然冒险去乘机打刘备,“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等’”[2]　（p.14）曹操认为,军事与政治策略中应当以“天下之心”为上,他的真正的对手一定是能争取“天下之心”的人,他攻刘备与不攻刘备,都是出于“天下之心”的考虑.曹操对现实情况的认识,应当是：长远之计应当是获得天下社会士人的支持,社会背景的政治斗争在长远上要高于一阵一地的得失.这说明,曹操将对于“天下之心”的掌控作为现实政治秩序的最高要义.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中陈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认为,自己身为宰相,超出了自身的期望；但最为重要的意义是在于消除了天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乱象,即他担任宰相的客观效果是维持了天下秩序.

无论其他诸侯如何考虑,曹操并不急于称帝；他知道,乱世中的冒进,将会让自己步入乱局.“夏侯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曹操有充分耐心,在统一天下的基础上,再考虑权力与称号上的问题.

对于曹操,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评曰：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2]　（p.55）

这段评价之中,陈寿集中评价了曹操在谋略上的才智和维持天下秩序上的贡献.陈寿首先引“汉末,天下大乱”来引起后文,以衬托曹操在实现天下秩序上的功劳.后文中,曹操在谋略上表现为：（1）“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通过军事谋略统一了北方中华.（2）“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无论是内政上的“法术”还是军事上的“奇策”,曹操算无遗策.（3）“惟其明略最优也”这句话总结性地称赞曹操是在高明（“明”）的策略与计谋（“略”）上的举世无双.但是,在“惟其明略最优也”之前的诸句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1）“授材,各因其器”曹操在人才的选拔与授命上能够因人授任,保持合理的人事秩序；（2）“矫情任算,不念旧恶”表明,曹操并非心胸狭隘之人,可以为了大业而潜藏私怨；（3）“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中的“御”“皇机”与“成”“洪业”均表明了曹操在乱世中统摄天下秩序上的功劳.而这些天下秩序上的功劳,是因为“惟其明略最优也”.也就是说,在陈寿的评语中,曹操在维持天下秩序上的功劳是终极性的成就；而在谋略上的高明,则是间接“工具性”的才能而非“目的性”的最终追求.陈寿的评语虽然着力评价了曹操在能力与贡献上的两方面,但是他认为：曹操谋略上的能力是为最终的维持天下秩序的功劳而服务的. 尽管在刚发迹之时,曹操是以挑战秩序者的身份出现的；一旦他成为秩序的掌控者,他就再也不愿意让秩序旁落了.傅玄上疏道：“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2]　（p.1317）“好法术”的曹操将“秩序”作为了自己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以至于甚至高于他的权力.这样曹操在政权建设上的主方针也就更为明确：“‘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乎.”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相比于“为政”即政治作为,曹操更为重视的是“有政”即政治秩序.“施于有政”与“天命”表明了他的政治秩序观：如果构成他称帝的秩序条件没有达到,那么他也甘当“周文王”而不是像袁术那样急于称帝.

曹操“好法术”以及“运筹演谋”,“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表明了曹操在法术计谋上的绝佳才能.然而,曹操有自己的人生志向,《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载：

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等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等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等[2]　（p.32）

曹操在《十二月己亥令》中言明了自己的志向：（1）年少时希望做一个“郡守”.（2）“迁典军校尉”后“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意封侯作征西将军.（3）建安十五年天子赐封曹操封地,但是曹操辞而不受,因为他认为“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结合（1）（2）两点,曹操自述,年少时只有“郡守”的志向,而他担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时的表现,以及“迁典军校尉”后为国立功的心态,也正说明,他有志于树立一郡之良好秩序.他对于自己的野心是节制而循序渐进的.

曹操出于政权秩序的考虑,既能够综合不同的政治派别与思想文化,也善于控制自身的性格与能力,曹操自身的能力与性格表现出字面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是出于秩序考虑,他却可以将这些矛盾的地方综合为用.“好法术”的曹操擅长军事,但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可以表现出军事上的节制,暂时消除与吴、蜀之间的军事对抗.

曹操出身道家或道教身世[3]　（pp.4～24）,因此曹操以少量兵力收编了具有巨大优势兵力的青州兵,以及天师道张鲁政权（张鲁“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曹操收纳了大量道教方士.但是,无论青州兵、张鲁兵,抑或道教方士,都不为曹操重用.曹操对于道家或道教身份与势力,保存而不施用.汉末魏初的道教势力所带来的“革命”浪潮,以及所可能给政权带来的不稳定性,曹操是深明的.

曹操对道家思想的运用是节制的,对于儒学士人也仅仅是施用其实际能力而非文化势力,以至于“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就可以为曹操所用.曹操收纳广泛的儒学士族,因为他深知汉末魏初的时代,是儒学士族掌控社会的时代,“天下之心”是曹操在政权秩序中所需要尽力获取的最为重要的政治秩序资源.

曹操对于政治秩序的极致追求,是曹操得以成功的最大法宝；也是曹操在政权建设过程中,以及继承人选择问题上的掣肘所在.在汉末魏初,曹操要掌控天下局势,需要面对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势力纷繁复杂.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势力,都需要曹操去小心应对.

曹操所需要面对的复杂问题在于,战场上他可以通过军事战略才华而以弱胜强,如官渡之战对袁绍的胜利.在政治上,他可以通过强人型权力运作占据制高点.然而在获取“天下之心”的功夫上,却远没有如此简单.这“天下之心”往往比战争与政治上一时胜败更为重要,甚至往往无可挽回.因此,曹操在许昌政权的建设上,是广纳天下士人,无论他们是否献计献策,无论是否真心拥戴；只要将天下士人纳入许昌的政治秩序范围内,就可以增加曹操在获得“天下之心”上的砝码.

从东汉始起,学术与豪族社会势力的结合,逐渐成为中古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势.通过文化洗染,豪族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社会上的广泛联系[4]　（pp.4～24）.士人社会在东汉后期的势力之间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士人社会,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琅琊王氏等.曹操所面对的“天下之心”,不仅仅是政权内的势力,而且更需要面对这些“天下之心”的人心向背.

曹操能够充分洞悉他所面对的政治与社会形势,他曾道：“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2]　（p.49）“不仁不孝”（可引申为“不忠”,但曹操不能直接如此表述）侧面表达了,曹操并不强求天下士人的绝对忠心.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当场烧毁许昌士人与袁绍的交往信函也是明证.裴注引“魏氏春秋曰：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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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曹操在政权建设上,所极力追求的是政治秩序,而不是臣子的绝对忠诚.曹操引入许昌的士人,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们的背后有广阔的豪门或者各种社会背景.无论是荀氏抑或孔融,抑或道教方士.

在战场上,或者政治斗争中,曹操可以迅速作出反应而取得胜利,但是对于“天下之心”的掌控,却是用功在平时.因此,曹操并不敢轻易去除许昌的臣僚或其他势力；然而一旦曹操感受到有人威胁到了许昌势力,他的决策是如此果断,使得人们往往来没来得及去体会他的“杀心”所在.而曹操也可能故意表现出因小事而动“杀心”,他对于秩序的掌控意图,并不愿意旁人把握过深.但是从《三国志》及裴注的文字记载来看,曹操杀人的动机,多在于其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上.孔融因为“交会”,杨修因为“交构”,崔琰因为不能做到“直而能温”即不能圆融处理人事而为曹操赐死.上述诸人的死因,多由于与他人交往关系上的“不当”,威胁到了曹操对于许昌政治秩序的掌控. 无论如何,曹操对于自身政治秩序的掌控,存有较大信心,但是对于继承人的掌控能力,他却没有十足的把握.这导致曹操在后期继承人问题上的举棋不定.继承人选择上的关键在于,其人是否能维持许昌中不同来路的士人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大概在曹操看来,曹植的文采是他获取豪族文士支持的重要资本.但是曹植在政治作为上的失控,使得曹操彻底失望.而且,由于曹植在名义上比曹丕年少,名义上有所不足,他选择了建设自己的政治小群体.但是,这种小政治群体策略不得曹操欢心.曹操能够将他从各路汇集来的人马齐聚在一起,靠的是平衡各群体集团的政策.这种拉小群体的作风,是曹操最难容忍的.从孔融“浮华交会”与“群小所构”所招致之死,以及杨修在曹丕和曹植之间逡巡所带来的杀身之祸来看,这种策略是曹操最为难以容忍的.孔融、杨修死于是,曹植的帝王之道亦“死”于是.

曹操是那个时代“明略最优”者,他对于“天下之心”的时局把握也最为恰当.汉末魏初直至整个中古时代,士族文化与势力是最为明显的时局特征.曹操把握了“天下之心”得以稳定许昌政权.但是由于曹操的出身,他无法从文化上与士族社会融为一体,因此他选择了他应有的政治秩序策略,而非某种单一的文化或社会策略.法家、道家、儒家以至墨家（如节俭和少时“任侠”）观念,曹操融于一身,可是他却并不明显地倾向于任何一种思想,他的政治志向在于：有步骤、有秩序地实现政治蓝图.

然而,强人仍是罕有的.曹操以强力建立的许昌政权,却难以为曹丕所继承.“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5]　（p.1317）.“天下之心”在曹丕登基后并没有忠心于曹魏（“贱守节”）；这后果,部分地由于曹丕的为政之失,部分地在于士族社会势力的兴起.曹对于“天下”无所苛求,他维持了曹操的秩序策略.但是,这样的秩序策略,如果非曹操、曹这样的“明略”者,则同样难以施行.一旦上层政治中失去了掌控,儒学世族之司马氏就可取而代之了.可是,当司马氏完成了由士族向皇族的转变后,“天下之心”的秩序掌控仍然是需要强人来完成的.如果司马炎的后代无法做到“明略”,那么“天下之心”的涣散仍然可能导致“八王之乱”.南渡之东晋朝探索出了更为优化的政治治理秩序.《晋书·王敦传》中记载,当时王敦与王导兄弟二人主导了东晋朝在江南的重立.这种士族与皇族相互结合的政治治理方式,“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5]　（p.2554）.这种政治治理方式,实现了政权内的稳定,因为朝廷的建立渗入了社会中坚力量,皇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天下之心”得以暂时聚合[6],在东晋朝稳定住了社会政治秩序.

【作者简介】陈启云,男,1933年生,原籍广东省电白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省身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

祝捷,男,1981年生,湖北武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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