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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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曹操重视恢复因汉末战乱而遭到破坏的学校教育,希望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来移风易俗,实现对社会的教化.曹操认为人才对政治成败具有十分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因此不仅渴求人才,提倡唯才是举,而且对人才善加管理.曹操注重家庭教育,有一些较成功的思想和方法.

关 键 词 ：曹操；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5-0110-04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曹操虽不是教育家,但作为政治家,他要教化民众,培养人才,实现政治理想,因此,在学校教育以及人才的选拔和管理等方面都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思想和主张.此外,他注重家庭教育,也有一些较成功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下文就对此作一论述.

一、重视兴学,意在教化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的破坏,学校教育严重衰败.汉代学校教育曾经相当发达,建立了一个从到地方相当完备的学校系统.有太学、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在校太学生的人数西汉成帝时达“三千人”[1]儒林传,3596,东汉质帝时竟达“三万余”[2]儒林列传,2547.地方上,郡国官学称为“学”,县邑官学称为“校”,县邑以下的乡和聚则分别设有庠和序,这种地方官学的设置到东汉时已经较为普遍,甚至偏处西北的武威、东北的辽东、西南的九真等地都有了郡国学[3]94.然而,到了汉献帝继位后,却因“兵戎未戢,人并在公”,读书的人太少,太学博士竟然“无所教授”[4]卷五九.选举略第二.学校,722,太学在事实上关门.地方上,在“天下郡县皆残破”[5]杜畿传,496的情况下,各地的学校教育自然也难以开展.

作为一位极富远见的政治家,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就开始着手对学校教育的恢复.汉献帝建安七年（202）,曹操驻军谯县（今安徽亳州）,对于战乱以来故乡人民的死伤殆尽深感伤怀：“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因而要求对谯地“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并要求对这些将士亲戚在由授给“土田”、“耕牛”之外,还要“置学士以教之”[5]武帝纪,22-23.在这项政令里,曹操将学校教育视为使民有恒产之后的头等大事,应该说是深得孔子“富而教之”思想之精要,体现出其对学校教育是非常重视的.

不过,“军谯令”还只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兴学政策.实际上,曹操关心的绝不仅仅是区区一部分阵亡将士后人的教育问题.在曹操看来,汉末之际,由于战乱的影响,社会风气极度败坏——“丧乱已来,风教凋薄”[6]为徐宣议陈矫下令,55.他对此甚为忧虑,希望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来移风易俗,实现对社会的教化.建安八年（203）发布的《兴学令》,就集中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5]武帝纪,24在这篇“兴学令”里,曹操把恢复地方学校教育看做是关系到国家治理的一件大事,希望通过此举使天下重现“仁义礼让”之风,从而使国家按照儒家所主张的“先王之道”得到治理.

从史料记载看,曹操的“兴学令”确实得到了其控制区域内一些地方官吏的积极响应,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教化效果.如,扬州刺史刘摘 要：曹操重视恢复因汉末战乱而遭到破坏的学校教育,希望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来移风易俗,实现对社会的教化.曹操认为人才对政治成败具有十分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因此不仅渴求人才,提倡唯才是举,而且对人才善加管理.曹操注重家庭教育,有一些较成功的思想和方法.

关 键 词 ：曹操；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5-0110-04馥“聚诸生,立学校”[5]463；河东太守杜畿“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5]496；弘农太守令狐邵“设文学”,弘农学业也因此而“转兴”[5]注引鱼豢《魏略》,514；南阳太守杨俊在任“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5]663,等等.

至于曹操自己,应该说在兴学方面也有一些实践.如,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发布《告涿郡太守令》,说汉末大儒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派遣属员为卢植修坟墓,“并致薄,以彰厥德”[6]107.实际上,曹操此举是要为读书人（士人）树立了一个可供效仿而又较为熟悉的榜样.又如,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创立魏国学宫——“泮宫”[5]武帝纪,49.魏国是曹操的封国,由于当时东汉政权实际被曹操控制,而且东汉太学早已经名存实亡,所以魏国的“泮宫”实际上就是曹操控制区域内的最高学府.由于史料的缺乏,魏国“泮宫”的教学情况及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知道,按班固《白虎通德论》的说法,“泮宫”是周代诸侯王“行礼乐宣德化”[7]卷四,40的场所,因此,单纯从曹操将学校命名为“泮宫”的行为本身来看,其立“泮宫”的用意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即要通过“泮宫”之立而实行礼乐教化,进而达到《诗经·鲁颂·泮水》所谓“即作泮宫,淮夷攸服”的政治效果.

二、渴求人才,善加管理

在曹操看来,人才对于政治成败有十分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曹操与袁绍等起兵共讨董卓,袁与曹之间曾就“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的问题有过一番对话.袁绍认为自己以冀州为根据地,“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应该能够取得成功.而曹操却表示自己要争取并善加使用天下的人才,认为这样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5]武帝纪,26很明显,袁绍重视的是根据地,而曹操虽没有否定根据地的重要,却表现出对人才的极度重视.这段对话显示出曹操确实比袁绍要“智高一筹”[8],并似乎已经预示了以后袁曹斗争中袁败曹胜的结局.

正是由于对人才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所以在曹操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中,始终求贤若渴.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收揽人才,他可以不论门第出身,如“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5]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54；可以不计前仇旧怨,如对曾杀害其子侄的张绣予以重用[5]张绣传,262,对曾辱骂自已甚至“及其父祖”的陈琳也是“爱其才而不咎”[5]王粲传,600；可以不惜纡尊降贵,如官渡战前袁绍谋士许攸来归,曹操“跣出迎之”[5]武帝纪注引《曹瞒传》,21；甚至可以放过政治敌手,如建安元年,刘备因被吕布赶出徐州而被迫投奔曹操,曹操谋士程昱认为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应乘机杀掉,曹操却表示“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5]武帝纪,14,因此放过了刘备（否则历史就要重写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后,面对事实上已形成的天下三分局面,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曹操对人才的渴望表现得更为迫切,因而发布了著名的“求才三令”,明确要求“唯才是举”.建安十五年（210）,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发布《求贤令》,认为“天下尚末定”,正是“求贤之急时”,希望各官员在推荐人才时“唯才是举”,要能注意到那些虽出身平民但却“怀玉”（即有真才实学）的人,也要能注意到那些品行虽不太好但其他才能却“可用”的人[5]武帝纪,32.此后,为了将《求贤令》的这种取人思想说明说透并贯彻下去,曹操又于建安十九年（214）与二十二年（217）相继发布了《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和《举贤勿拘品行令》.《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实际是主张取人不要只重德行,认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要求相关官吏“明思此义”,从而做到“士无遗滞,官无废业”[5]武帝纪,44；而《举贤勿拘品行令》则可以说是对《求贤令》思想的全面阐释,曹操以历史上起于贫贱或品行不好但却能建功立业的人物为例,指出当今应该也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要求相关官员“各举所知,勿有所遗”[5]武帝纪注引王沉《魏书》,49.很明显,曹操上述“求才三令”是针对汉代后期以来用人只注意权门世家及偏重道德品行的弊端而发布的,是对这种弊端的极大突破,其目的是要扩大取才的范围,以便最大限度地集聚各种人才为统一大业服务.我们认为,在汉末世家大族以道德品行相推许而把持、操纵选举的情况下,曹操作出这种突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但也恰恰说明其求才之心是何等急迫.

然而,在曹操的人才思想中,最为值得注意的,却不是对人才的重视,也不是对人才的渴求和唯才是举的提倡,而是其人才管理思想.曹操对于争取来的人才,能够善加管理（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以道御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人得当.曹操用人能够“授材,各因其器”[5]武帝纪论,55,即能够根据人才的特长加以恰当地任用.关于这一点,曹操身边最重要的谋士荀在官渡战前就有评价：“明达不拘,唯才所宜”[5]荀传,313,另一重要谋士郭嘉的评价也大体相同——“唯才所宜,不间远近”[5]郭嘉传注引《傅子》,432.也正因此,曹操所任之人,“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9]卷十二《曹操用人》,156.如曹操知荀为张良一类的智谋之士,故将其作为最重要的谋士,对其几乎是言听计从,“常嘉纳之”[5]荀传注引《荀别传》,318；又如他原任荀攸为“尚书”,后“与语大悦”,知其是长于“计事”的“非常之人”,遂任其为“军师”,攸也确实做到“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5]荀攸传后论,332；又如,他在“方有袁绍之难”时,认为刘馥可“任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果真不负其望,为曹魏保有合肥一带立下了很大功绩[5]刘馥传,463；再如,枣祗有屯田新策（改按牛输谷为按田输谷）,曹操就让他做屯田都尉以负责屯田,果然“岁则大收”、“丰足军用”[5]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490.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此不枚举.

第二,善于纳谏.首先,能够提倡谋士的进谏.建安十年（205）,曹操破袁绍占有冀州后,对崔琰说冀州可得三十万甲兵,崔琰批评其不应以“校计甲兵”为先,而应首先“存问风俗,救其涂炭”,曹操听后“改容谢之”[5]崔琰传,368.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发布《求言令》,明确提倡谋士的批评和相反意见,指出：“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并说自己“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希望部下能够“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5]武帝纪注引王沉《魏书》,28.为了打开言路,对于敢于进谏之人,曹操甚至还加以奖赏.如,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不听诸将之劝而坚持征辽东并得胜而还,但他认为此次胜利是“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而诸将之谏却是“万安之计”,因此下令厚赏当初进谏者,并希望以后言路更加畅通,“后勿难言之”[5]武帝纪注引《曹瞒传》,30.又如,邴原之女“早亡”,曹操爱子曹冲“亦没”,曹操希望将二人“合葬”,邴原认为“合葬,非礼也”,曹操因此不但放弃了原来的想法,而且让邴原到自己身边任“丞相徵事”[5]邴原传,351.

其次,能够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而按照谋士的正确建议迅速行动.如,“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荀为其指出了取徐州的三项不利,建议先破吕布定山东,曹操于是放弃攻徐计划而按荀建议打败吕布,“兖州遂平”.又如,官渡之战,袁曹相持,曹操因“军粮方尽”而想撤军回许都,荀认为“先退者势屈”,并指出两军相持已半年之久,“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曹操遂放弃撤军计划,而“以奇兵袭绍别屯,斩其将淳于琼等”,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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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注意赏功.在曹操看来,天下要与人才共定,功劳也应与人才共享,若“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5]武帝纪,28.因此,他非常注意对有功人才的封赏.以荀为例,据史籍记载,曹操曾几次下令对荀进行奖赏、提拔——建安八年（203）,在《请爵荀表》中,曹操指出荀“发言授策,无施不效”,正是由于“之功业”,自己才取得成功,所以“天下之定,之功也”,认为“宜享高爵”,荀因此被封为“万岁亭侯”.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又在《请增封荀表》中详述了荀对官渡之战取胜及平定冀州的功劳,说荀“谋殊功异,臣所不及”,认为按照他的功劳,“足享高爵”,但实际上“所受不侔其功”,因此希望增封其户邑（据本传,确实“增邑千户”）.另,曹操还“欲表为三公”,因其“深让,至于十数”,曹操“乃止”[5]荀传注引《荀别传》,315,316～317.

对于其他功臣,曹操同样能做到论功行赏.如,平定冀州后,曹操上表称荀攸之功,说荀攸自从跟随自己就“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封其陵树亭侯,后又于建安十二年（207）增其邑四百户[5]荀攸传,324.又如,他认为田畴对“灭乌丸,荡平塞表”有大功,因而多次要“封畴亭侯,邑五百户.”后因畴多次以死相让只好作罢[5]田畴传,342-344.又如,建安十一年（206）,曹操认为乐进、于禁、张辽按照功劳,“宜各显宠”,因此表封乐进为折冲将军、于禁为虎威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5]乐进传,521.

第四,重视罚罪.曹操虽然知道人才重要,并渴求人才,但在对人才赏功的同时,也能严格要求,重视罚罪.早在官渡战前,荀和郭嘉在为曹操分析形势时,就已经指出这一点.荀认为曹操与袁绍不同,袁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而曹操“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认为这是战胜袁绍的一个重要条件[5]荀传,313.郭嘉当时也有类似看法,他指出“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5]郭嘉传注引《傅子》,432.到了建安八年（203）,曹操更是明确提出对于将领不能“但赏功而不罚罪”,下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5]武帝纪,23.此外,对于掾属,曹操的要求也很严格,往往因公事问题而对他们加以杖责[5]何夔传,379.

对于曹操来说,其事业上的成功,尤其是官渡之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上述对人才善加管理的思想和实践.而袁绍官渡的失败,恰恰也就在于不能对人才善加管理.首先,袁绍用人不当.如,让“刚而无谋”的审配留守后方,而审配不看形势,在大战之时以袁绍重要谋士许攸家不法为由收其妻子,致使许攸怒叛[5]荀传,314.又如,白马之役,任用大将颜良,沮授谏“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袁绍不听,结果是颜良被曹操“破斩”,首战失利[5]袁绍传,199.其次,不能听用以智计见长的沮授、田丰、许攸等的正确意见.如在袁绍准备发动战争时,沮授、田丰主张“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这个主张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既可以为袁绍争取政治的主动,又能取得军事上的主动,但袁绍不但不听,反而听信郭图等的谗言解除了沮授监军的权力[5]袁绍传注引《献帝传》,196～197,又因田丰恳谏而“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5]袁绍传,200.又如,官渡之战曹袁两军相持,许攸建议袁绍乘机袭击许都,袁绍“不从”[5]武帝纪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20.又如,张是袁绍大将,向袁绍提出救乌巢的建议,而袁绍却不予采纳,反而听信郭图意见派张、高览去攻曹操坚固的本营,结果“不能下”.这自然会让张不满,加上乌巢破后又受郭图谗毁[5]传,525,遂与高览一起率所部降曹,由此造成“绍众大溃”,曹操取得官渡之战胜利[5]武帝纪,21.又次,平时对人才要求不严.袁绍对手下过于“宽缓”,“法令不立”,以致于许攸“贪而不治”[5]荀传,313～314,最终结果是当许攸贪财而“绍不能足”（即收治许之妻子）时,便怒奔曹操并献袭焚乌巢袁绍屯粮之计,曹操按计而行,取得乌巢大捷,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至此官渡之战实际上胜负已定[5]武帝纪,21.因此,袁绍官渡的战败,可以说是从反面证明了曹操对人才善加管理的思想和实践之于其事业成功的重要意义.

三、注重家教,有所成就

曹操注重家庭教育,有不少较成功的思想和方法.

第一,重视生存训练.曹丕五岁时,曹操认为“世方扰乱”,就让他学习射箭,因此6岁就能“知射”（熟练掌握射箭技术）,又教他骑马,所以“八岁而知骑射矣”.此后,曹操又让他小小年纪经常随军出征.这种自小的培养和实践中的历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建安二年（197）,曹操南征张绣,绣降而复反,曹操受伤,长子曹昂战死,年方十岁的曹丕却“乘马得脱”[5]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89.

第二,主张学乘年少.曹操常对曹丕说“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意思是人在年少时期求知欲强（好学）注意力集中（思专）,学过东西的不易忘记,而长大了就不是这样了（善忘）.曹操的这个认识无疑是符合人的心理发展特点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提出这种说法的目的,显然是主张曹丕应乘年少努力学习.而曹丕也确实不负其所望：武的方面,为学剑,“阅师多矣”；文的方面,“少颂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5]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90.成长为一位“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5]文帝纪,89的帝王.曹操这种学乘年少的思想明显也影响到了他的另外一些儿子,如曹植“年十岁馀”,就已经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援笔立成”《铜雀台赋》（是传世的汉赋名篇）[5]曹植传,557.又如,曹冲年仅五六岁时,就“有若成人之智”,虽然有天资聪颖的缘故,但显然也与早学有不可分之关系[5]曹冲传,580.又如,曹衮“少好学,年十馀岁能属文”,性以读书为乐[5]曹衮传,583.

第三,强调全面发展.曹操对儿子的教育,能够在尊重个性爱好的基础上,强调全面发展.如,他看到儿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的,就将制作好的几枚宝刀——“百辟刀”“以次与之”[6]百辟刀令,98,其用意显然是希望他们在爱好文学之余也能够习武.又如,他的一个儿子曹彰好武,且“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但曹操却告诫他“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意思就是仅仅爱好习武而不读书是不足取的,因此亲自教曹彰读诗、书[5]曹彰传,555.在曹操的教育引导下,曹丕文武双全,自不用说,就是以文学显名的曹植,也能够“击剑”[5]王粲传注引鱼豢《魏略》,603.而曹彰则成长为一名既能够身先士卒,又懂得“赏必行,罚必信”,并能够不居功自傲的大将[5]曹彰传,555-556.

第四,注意不徇私情.曹操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能够不徇私情,做到公私分明.如,曹操曾对曹植极其宠爱,视为“儿中最可定大事”者[5]曹植传注引《魏武故事》,558,甚至几次想立为太子.但曹植恃宠而骄,放纵不羁,“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犯了国家大禁（司马门是皇帝出行之门）.曹操知后大怒,下令斩守门官吏,曹植亦由此日渐失宠[5]曹植传,557～558.又如,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派曹彰带兵讨伐代郡乌桓的叛乱.临行前,他告诫曹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实际上是告诉曹彰要以王法约束自身行为,不要因为是自己儿子而骄惰放纵.曹彰也确实如曹操所要求的,打仗时“身自搏战”,“战过半日,彰铠中数箭,意气益厉”,最终取得“北方悉平”的功绩[5]曹彰传,555-556.

第五,提倡生活节俭.曹操不仅本人生活节俭——“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6] 《内诫令》,95而且明确提倡节俭.如,为了改变当时“嫁取之奢僭”风气,他的女儿嫁人,“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5]武帝纪注引《傅子》,54.又如,为了改变当时的厚葬风俗,他早在建安十年（205）领冀州牧时就明确下令“禁厚葬”,在自己去世前也遗言要求死后“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5]武帝纪,53.在他的影响和要求下,卞后“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5]卞后传注引王沉《魏书》,157.整个“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5]武帝纪注引王沉《魏书》,54.曹丕称帝后作“终制”,如曹操一样也禁止厚葬,要求“无藏金银铜铁等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5]文帝纪,81.曹植也是“舆马服饰,不尚华丽”[5]曹植传,557.曹衮则“尚约俭,教敕妃妾纺绩织,习为家人之事”[5]曹衮传,583.

当然,关于曹操的家庭教育思想和方法,以上所谈的五个方面,并不能涵盖其全部.但仅就这五个方面来看,却已经足以表明,曹操的家庭教育思想和方法不仅在汉末三国时期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在整个封建时代也是了不起的.就是今天看来,他的上述家庭教育思想和方法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人父母者应该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