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的几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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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李新等人所著的《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虽然已经算不上是一本新书,依然具有许多新鲜意味.细读之后,有几张政治运动的典型面孔,一直印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

一、吴玉章的世故

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是著名历史学家,他以史笔写下的《反右亲历记》,为老于世故的明白人、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超级元老、委员吴玉章,留下了一则政治佳话：“若没有吴老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早在1956年“胡风事件”中,身为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的李新,就在校长吴玉章的授意下,及时阻止了对于何干之的法外逮捕.已经作为“胡风分子”被捕的谢韬,也在吴玉章亲自过问下,由长罗瑞卿亲自承认抓错了人.只是因为胡风案由钦定,吴玉章不好也不敢监督最高领袖,人民大学的知名教员谢韬就只能将错就错,在秦城监狱当起了犯人教员.

在反运动中,李新事先获悉“引蛇出洞”的“阳谋”,自然不会在“大鸣大放”中充当“蛇”的角色.人民大学党组书记兼常务副校长胡锡奎,却偏偏要为他设计一个“引蛇出洞”的小圈套：“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女）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北京市委的内部刊物）送给我,要我立刻打开来看.我打开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显著地方,登着一则人民大学反‘’的报道说：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务委员会,让大‘’分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看到这份无中生有的党内材料,李新的反应是“怒不可遏”.回到家里,他急忙写下一封纠正信.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于是,他拿着书信和刊物找到毗邻而居的吴玉章：“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沉吟了一会,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话,就不再说了.过了一阵,我只得回家等《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胡锡奎的心是多么阴险啊!”

对于遭受政治陷害的李新来说,接下来的一幕更加惊心动魄：“当天晚上,吴老又派警卫员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反是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我已经跟胡校长说了,他会找你谈的.’”

有了顶头上司的亲自指示,本来要彻底断送李新政治生命的胡锡奎,反而把已经借调到高教部的李新要回人民大学,分配他“就近指导城内两个系的运动”.换言之,就是给他提供了反右运动的主动权.拥有主动权的李新,尽自己所能保护了一些同事和朋友,同时也颇为无奈地把另外一些同事打成了分子.在他连同革命元老吴玉章背后,分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合力在发挥作用：“这太可怕了!只有像吴老那样的辛亥老人,经历了无数世变沧桑,才能看破各种阴谋、阳谋、诡计、巧计,而且只有像吴老那样的仁人志士,有胆有识,才能在内,在的无限权威之下救出不少的人来.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才能得救.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他也救不了.”

二、杨献珍的正直

同为委员,杨献珍的正直敢言与吴玉章的老于世故形成鲜明对比.据李新在同一篇文章中介绍：“杨献珍是我们党内的一个长者,说话很刻薄,但心肠却很好.我们都说他是‘刀子嘴,豆腐心’,跟那种‘豆腐嘴,刀子心’（口蜜腹剑）的恶人完全相反.反‘’初期,他领导的高级党校没有打倒一个‘’.于是刘少奇、把杨献珍等高级党校党委常委找去谈话.刘邓问他们高级党校反‘’没有?杨说反了.又问：打倒多少‘’?杨说：查了,一个也没有.刘说：你站在‘’的立场,怎么能查出‘’呢?邓说：我看你就像个‘’.于是决定高级党校要重新展开反‘’斗争.常委们回去后,为展开斗争,就让杨献珍靠边站了.刘邓都认为杨的立场有问题,是否该把杨划成‘’呢?因为大家都一直在杨的领导下工作,而且都认为杨的为人不错,所以没有把杨划成‘’,而把他的秘书马鸿模划成了‘’.”

从1940年起,李新就与杨献珍结下亦师亦友的忘年交.到了80年代,他又是马鸿模编辑杨献珍文集的义务顾问,对于杨献珍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一天,我问马鸿模：你给杨老当秘书,被划了‘’,他怎么还请你替他编文集呢?马说：不是杨老把我打成‘’的,是我替他当了20多年的‘’.把我打成‘’确是天大的冤枉,若按当时的情况,杨老不仅立场是右的,他的思想也实在右得可以.从1956年开始,他就极力反对个人迷信等1958年他反对大跃进,到处讲话,甚至作报告,把大跃进挖苦得不成样子.他和黄松龄回到湖北,当众要王任重拿出100多斤重的南瓜来吃,使王任重十分难堪.这些情况反映到那里,他就真的倒霉了.听了马鸿模的话,我补充说：献珍同志的右,是一贯的.1940年我们在北方局讨论《新主义论》时,他说新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等总之,献珍同志是一贯坚持真理的,只要不合乎真理,不管是谁说的,哪怕明知是说的,他也不赞成.在可能的条件下,他甚至公开地反对.正因为这样,1957年你虽然替他当了‘’,可到了60年代,没有人能替他受罪了,他终于被赶出党校.”

一位党内高官,为了捍卫真理,为了保护手下人不被打成“”,结果却适得其反,先是牺牲了自己的贴身秘书,最后连自己的政治生命也搭了进去.这不是杨献珍的个人责任,悲剧的根源在于随时随地摧毁败坏弱势个人的精神与肉体的一元绝对的极端权力.这种极端权力并不是纯天然的不可抗力,也不完全是从苏联那里照搬来的西方文化,而是中国本土自古就有的天人合一加政教合一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合力,或者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元绝对的制度化力量.对于这种天人合一加政教合一的天罗地网般的神圣合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孔斗士吴虞,在《读荀子书后》中概括说：在荀子的“礼三本”中,“孝与忠与礼,都是一气相连的”,“实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立,而君主既握政教之权,复兼家长之责,作之君,作之师,且作民父母,于是家族制度与君主政体遂相依附而不可分离.”

同样被笼罩在不可抗拒的神圣合力之下,从来没有得到独立自主的个体人权的每一个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也并不是毫无作为.不过,吴玉章与人为善的世故,杨献珍捍卫真理的正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都不是主流.真正的主流是一个轮回又一个轮回投身于圣战式的“阶级斗争”及“路线斗争”的多数派.逼迫杨献珍打“”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当年就是力争上游的主流中人.

三、“四清”中的刘少奇

《“四清”札记》是李新收入本书的第二篇文章.其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把作为“文化大革命”政治预演的“四清”运动,记在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账单之上：“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作报告呢?这么严肃.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向旁边的问了一句话后,对大家说：今天刘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等他讲的大意是：不是有规定吗?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待在北京,什么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周总理一下,然后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戛然而止.”

此时的李新已经通过吴玉章的帮助,调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到了10月份,他随研究所的“四清”工作队来到甘肃省张掖县的乌江公社东湖大队.

所谓的“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这是一场主要针对乡村干部的政治清算运动,其最高决策者依然是通过“引蛇出洞”的“阳谋”捍卫自己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的.利用所谓“桃园经验”争上游的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所充当的恰恰是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政治角色.正如李新所说：“‘四清’以桃园经验为榜样,不但不相信村干部,而且也不相信群众,进村的时候不开群众会,先搞秘密串联,搞得很神秘,竟像在白区工作一样等工作组的权很大,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的村干部是不少的,即以乌江公社而论,人命案不下十余起,我们东湖大队也死了一个人.我身为工作组组长,未能阻止这种惨痛事件发生,心中确有愧疚.”

1965年1月,在全国农村发生不计其数的死人案件之后,亲自出来收拾局面.他主持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二十三条”,一方面遏止了“四清”运动中野蛮圣战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另一方面把下一轮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刘少奇.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记载：“他（）接着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哪是讲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对于“四清”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李新反思道：“27年过去了等为了写这段回忆录,我特地把《二十三条》的文件借来重温了一遍.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文件啊!它把这次‘四清运动’的性质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现在看来,问题很清楚,这是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强调抓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但我们当时还把它当作反‘左’的文件来欢呼,可见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之低,也可见左倾病毒深入我党的肌体已多么严重了.无怪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终于降临全国大地.”

四、的超前改革

林牧《100天的超前改革》,我是怀着敬意拜读了.没想到早在我刚出生的1964年,就已经有过如此大胆又如此超前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当时的陕西省是中国政坛的一个敏感地带,除了全国性的“四清运动”之外,还被作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根据地,遭受着政治上的大清算：“1964年,陕西全省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共11500人,平均每天抓三十几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等有些中、小学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一些中小学生被逼或逃亡.”

与老于世故的吴玉章、捍卫真理的杨献珍和推波助澜的刘少奇相比,是党内又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林牧对此有颇为传神的介绍：“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他说：不抓多种经营,农民手里没有钱花,不能解决农村脱贫致富的问题.不过,你只要这样干就行了,不要提出新的口号,不要形成文件；否则,就同‘以粮为纲’的方针不一致了.可是,耀邦学了王任重的经验,却没有听王任重只做不提口号的劝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方针.这就是耀邦不同于其他领导人的个性,后来,果然吃了大亏.”

的务实改革虽然牺牲了自己的官位,也连累了不少支持者,却为陕西全省的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1965年6月,随叶剑英元帅同来陕西的张爱萍将军说过：‘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在中国历史上,改革者是从来没有好下场的.正如林牧所介绍：“从1964年12月1日到1965年6月20日,同志在陕西省委做过200天第一书记,同时兼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耀邦在陕西提出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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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超前改革被扼杀,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直接相关.据林牧回忆：“事后很久,我们才知道,西北局把耀邦的《通讯》寄给中办主任杨尚昆,并说：西北局认为其中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杨尚昆送给彭真,彭真又送给刘少奇同志.刘少奇看过后说：‘除了那个四条以外,我看文字上对阶级斗争讲得也少.是抓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不讲阶级斗争呢?’几位领导人又到主席那里去谈,毛没有看耀邦的《通讯》就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

刘少奇所讲的“阶级斗争”,说穿了就是对于被先期打倒的党内元老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及其追随者的政治清算,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在“二十三条”中已经把他确定为下一轮的斗争对象.

五、萧克上将的遭遇运动

在由被神圣化为大救星的绝对主导并且上行下效的国家机器中,“党指挥”的军队,是最为强硬的所在.只有在军队的强力支持下,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与思想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才具有不可抗拒和战无不胜的神圣力量.萧克上将在《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中,所回忆的是发生在军队里的“引蛇出洞”.当时任训练部部长兼党委书记的萧克本人,无形中成了遭遇不可抗力的群“蛇”之首.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8年2月,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送来庆祝苏军建军30周年的讲话稿初稿征求意见.萧克为此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对其中的一些措辞提出异议.“谁知,这些分歧竟引发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斗争,这封信也成了我向彭总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1958年3月,亲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一个“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被莫须有地炮制出来.手握军权的萧克上将,转眼之间就成了“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牺牲品：“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已经没有申辩的权利,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斗.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起来.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入党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而且竟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

有“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作榜样,接下来就是一个轮回接着一个轮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到一年,彭德怀上书,犯了批评‘大跃进’的错误,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又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冤狱遍地.”

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在《鲜为人知的“”发动内情》中,更加直白地介绍了被神化为大救星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盘掌控：“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965年）12月10日,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到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上是软禁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签字?”

调一个排的军队都要由自己亲自裁决的,对于整个“文化大革命”一直采取引蛇出洞、欲擒故纵的遥控姿态,给早已被笼罩在天罗地网之中的刘少奇、彭真、们,留下了足够多的表演空间.李雪峰行文中最为传神的一笔,是对于彭真的纪实描写：“（1966年）5月11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等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代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等’他刚开始讲,有人在后面,手里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如果不是刘少奇出面把“思想”绝对化,如果不是彭真第一个“喊叫万岁”,由大救星绝对领导并且上行下效的国家机器,连同可以对一切弱势人群及其个人实施“阶级斗争”及“路线斗争”的人民群众所合成的政教合一的不可抗力,就不会被随心所欲地缔造出来.中国社会也完全可以出现另一番局面和景象,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等人惨遭“革命”的“”闹剧,也就可能不会发生.马克思所说的“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以及由此而来的以人为本、意思自治、参与、宪政共和、大同博爱的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和宪政制度,也就有可能在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得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改革开放,也就不会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步启动.

遗憾的是,历史不会倒流.笔者只能为未来祈祷：但愿凌驾于人本身之上的一元绝对、政教合一的不可抗力,能够尽快消失而且永不再来.

六、李慎之的异议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的第一篇文章,是李慎之的《一段公案的由来》.李慎之所说的“公案”,与被神圣化为绝对真理的思想直接相关.据介绍,《选集》第五卷所收录的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主张要大,说小不过瘾等”一番话,就是针对李慎之说的：“当看到波匈大乱而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的制度等‘大和小’的话就是我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小不过瘾要搞大’的话,我的原话是说‘我们的大太少,小太多’.”

李慎之畅所欲言的一句话,经过上纲上线的改写定性,很快便在上行下效的反右运动中演变成为弥天大罪：“在我被划为以后,有些人就传言我是‘钦犯’,是亲自定的.这是极大的误解.是以大手笔写大文章的人,不会把区区一个李慎之放在心上.”

李慎之自称是“末代延安人,没有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这样一些运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他的成熟与智慧,是在遭受摧毁性打击之后才逐渐磨练出来的慢功夫.与超级元老吴玉章老于世故又与人为善的政治智慧或政治艺术不同,李慎之最终修炼成为既大彻大悟又敢想敢说的另类人士：“就是在被划为分子以后,我也还是锥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的思想.当然,我也得承认,后来对他老人家的思想也慢慢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但是那是到1959年在农村经过两年改造看到‘大跃进’失败,开始有人饿死以后的事情了.”

身为反运动的过来人,李慎之以异议者的眼光所发现的历史事实,既触目惊心又耐人寻味：“在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老人家只有一次提到‘预先出告示,到期（明年）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的方法.’现在看来,早在发动反斗争前半年已经发出警告了,而且说得相当明白,然而就我观察所及,全国人民（包括党的干部在内）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了.”

应该说,一级压一级的身份地位并不总是智商高低的标志,吴玉章对于反斗争的清醒认识,是当时争上游的主流派人物所不能企及的.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在同样是“预先出告示”的“文化大革命”中,表演得那么被动和无奈了.对于被笼罩在一元绝对、政教合一的不可抗力之中的众生相,与李慎之的经历大致相同的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曾有更加透辟的解释说明：“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个人权利,在理论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