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对我党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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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一个从成立到发展到完善,我党已经走过了91年,对于有这样漫长历史的执政党而言,客观准确地定位,并把握科学执政的历史要义至关重要.笔者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新要求：一要坚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对我党的地位要有准确的定位；二要深入探索客观规律,始终要坚持科学执政；三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和要求,实行专业化管理.只有从这样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出发认识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要求,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当前我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关 键 词 ：政治环境；科学执政；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99-02

中国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91年了,与同时期、同样历史使命的政党相比,其存在的时间、执政的历史和执政规模为世界少有,85年的艰辛历程使我党发生了深刻的角色转变：领导武装的革命者——领导政权的掌舵者——驾驭经济的管理者,就当前的历史任务、经济发展状况、特殊的文化环境而言,我党的建设面临着不同层次的“两难”选择状态,一则为国际与国内历时代问题的同时态解决,发达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终结使国际政治发展的轨迹逐渐淡漠,出现了“政治让位于经济”、“威权让位于手段”的历史趋势,各国因应时代要求正逐渐趋向于建立灵巧型、生活型的政府；而同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技术条件等等恰恰需要确立“强化型、主导型”的政府形象；一则为我国社会自身性质与实践的历史性错位,即社会主义性质层面的规定和市场经济下实践层面的要求之间存在距离,尽管两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如何适应并运用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实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终极执政理念,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在当前必须面对的最核心问题.

一、坚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对我党的地位要有准确的定位

清末的立宪运动奠定了我国政党产生的历史基础,从政党的结胎、两党对立、政党消灭、小党分立和国民党党治五大时期［1］.“虽然进入阶级社会,经历了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却很少变动”.相反,漫长的封建地主经济一直绵延到建国之后的1956年,然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的支柱经济,在此基础上森严的等级制、集权制,以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我国国内政治长期陷入了经世致用的仁学框架,外国入侵的历史、常年的国内战争使我国形成了以摆脱贫困和落后为最大诉求的现实,这种政治传统和要求一直持续到现在,成为中华民族每一成员难以磨灭的苦痛印记,客观而形象地讲：“中国人民穷怕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我党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建立高质量、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愿望.

中国历史地肩负起了建立和建设中国的神圣职责,并且成功地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由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到相对发达国家的两大历史跨越,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1949年到现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当中,国家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甚至一些地方发展水平已经趋近于发达国家,但作为我国上层的建筑——政治建设却一直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化意识要求的增强,都要求我国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尤其需要明确定性与定量、合理与合法、历史与现实等之间的关系,需要从这样的二元角度出发认识我国当前的政治实践.就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关系而言,需要在当今世界政治的行政管理化趋势中准确理解我党的权限和任务,坚持党的领导,同时更要改进党的领导,我党的性质定位就是始终以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科学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从定量的角度来看,中国要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框架下执政,一切行为都要以完善的法律为依托,按照特定的程序和规范实施依法管理,执政有法,管理有度.

就我国的实际国情而言,我党所面临的最大矛盾在于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时代性共存,漫长的封建社会、久远的人治历史以及深厚的伦理环境,本质上遗留下了中国政治的劣根性和顽固性,古已有之的“君权神授”,君主是上天旨意的化身和代言人,天子借助庞大臃肿的官僚体制管理民众,由姓氏到血缘再到独立的个人,现代化市场经济松解了人的经济捆绑,激发了陈久多时的人的欲求,社会进入了崭新的转型期和跳跃期,导致党的最基本的构成成分——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段的更替、地域的融合、联系手段的便捷等参数的变化使仅有二十几年快速发展历史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感受到了“天上一瞬间”的巨变,外加堆积良久的政治运行惯性使中国的政治进入了日益矛盾的新时期；如果说中国历史的包袱过于沉重,那么来自现实世界的要求和反差则更为强烈,市场经济基础的薄弱,社会保障机制的欠缺,以及政治本身的重新定位,如同国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演变一样,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2］.我们知道,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中国政治面临着政治制度化的长期历史任务,也恰恰在制度化的过程中我国政治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当然,制度化是建立在成熟稳定的经济结构之上的,因此,经济发展程度的缓慢提升使我国政治的现代化面临时间上的难题,需要借助系统的观察方法、多元化的参考体系、以及综合的手段进行调整.

二、深入探索客观规律,始终要坚持科学执政

作为上层建筑——政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在市场经济萌芽阶段,政治主要表现为物质利益占有和权利分配格局,尤其是传统实力制度的世袭和沿革,地体现为特权阶层对弱势大众的搜刮和掠夺；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主要作为直接的操纵者和参与者,直接干预甚至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政治自身的斗争性、阶级性极大地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主导一切,高于一切成为当时最突出的表现；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物质利益的多元化直接冲击了“政治专断”的权利体制,政治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为维持和服务功能.

我们知道,政治模式包括三个基本要素：通过普选确定执政者；一个拥有重大权利的议会；独立的法官对权利系统的监督［3］.各职能部门的权责明确、科学分工是政治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当然,这是理想化的政治模式,同时,我们需要兼顾我国政治的现实状况,在坚持领导的前提下,实现立法、行政、司法的科学分工,达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尤其加强立法、执法的科学化、制度化水平,大力强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地位和监督功能,增强社会职能部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如美国学者所讲的,国会的监督功能是指：“国会必须持续地检讨行政当局是否有效地执行了国会所通过的法案”.［4］完善人大的立法、监督职能,提高人大各部门工作效率和水平,加强各项程序制定的科学化和规范化都将有助于推动我国政治的化进程.换言之,“如果不是国会拥有并运用能对政府行政官员的行为和气质进行了解的一切手段,全国民众是无法知道这些官员们是怎样为他们工作的.如果不是国会对这些情况进行检查,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议论进行细微的审查,全国民众对他们应该了解和给予指导的最重要的大事,仍会一无所知.国会作为消息来源的作用,甚至大于它的立法作用”,［5］在地方人大作用显著加强的现实状况下,积极改善、提高全国人大的地位和作用尤为迫切和关键.

可见,政党执政是一项涉及政治科学、经济科学等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要站在学科交叉、重合衡量的视角之上作出判断,需要以认真的态度、高度的责任感,以及丰富的施政经验为准备,全局谋划,因势利导,尤其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巨变,因应多方面的时代呼唤,锻造出一个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合格的党,一个经的起复杂社会变化考验的党.

三、适应时代的变化和要求,实行专业化管理

在经济和科技水平高度发展的今天,政治领域的专业化态势日益明显,程度逐渐加深,程序化的要求更加强烈,培养政治专业化意识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政治的具体化、行政化和管理化,以市场经济机制为环境依托,按照“精简、重建、不断改进”的目标,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公共行政运动,确立了围绕行政的一系列的方向、方法、行动,其中包含了源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6］,如美国的“企业化政府改革运动,奥地利的“行政管理计划”,丹麦的“公营部门现代化运动,法国的“革新公共行政计划”,以及葡萄牙“公共选择计划”等.政治的行政化、管理化将政治纳入到了科学与理性联姻的体系中,重新定位了政治的特殊功能,即服务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这是社会分工在当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时代和国情所提出的历史要求.

专业化问题早已有之,20世纪中期,马克斯·韦伯从当时德国经济和科技所取得的成就当中深切地体会到,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7］并断言：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由神学到理性,继而到专业化的分工真切体现了政治的历史性传承,也正体现了政治逐渐细化和专门化的走向,尽管发挥作用的形式、手段等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作为独立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外的专业化精神和传统却被永久地继承下来了,并被不断地发掘与深化,进而更加全面地指导社会协调发展,政治专业化思想实际作为政治制度化的核心内容,包含了新的政治机构、职能,包含了以政治为业的独立的职业政治家.

当今的政治已远非传统意义上的上层架构,经济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了各生产要素的专用性问题,如知识的专用性、人才的专用性等,当今的生产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组织、管理和策略的专业化变革的新纪元,个量化经营以及专业化管理成为这一时期企业的主要行为要求,伴随经济层面的深刻变革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和空间,政治逐渐肩负起了服务于经济调整的历史职责,服务于物质利益科学化、合理化分配,其行为目的、主体和手段等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来自经济底层的深沉呼唤在我国尤为明显和强烈,特别是在我国自古就确立了“个体价值完全从属于这个作为外在权威的超个性的普遍秩序”,形成了思维传统与各种科学长久满足和停步于经验论的理性水平,导致我国独特的宇宙图式的封闭性、循环性和秩序性,经久的实践告诉我们专业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在经济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就的同时,我国政治的制度化、专业化速度仍然比较滞后,政治结构以及相应要素仍未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尚处于初步的调整之中.

总之,当前国际政治的发展为我国整体定位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准确理解国际政治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深厚的经济基础是我们把握我国所处的“世情”、“国情”、“党情”三者统一的基础,着眼运用交叉学科知识综合分析、判定我党执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从这样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出发认识当今中国政治格局,才能全面理解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