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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39岁的天津市委工业书记孙健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当选国务院副总理,掌管全国工业和交通――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两大块.然而他却从来不是“风云人物”,从未轰轰烈烈过等
“”结束已经30多年了,他离世也已整整10年,人们还记得他吗?
国务院的“学徒工”：铸工出身的副总理
他叫孙健.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周恩来总理提名,他和大寨农民陈永贵同时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周总理到天津视察,市委工业书记孙健汇报工作时头脑清晰,各种数字烂熟于心,精确而及时,立刻获得了总理的好感.
孙健于1951年进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成了一名地道的铸工,他曾连续七年没回家,凭着苦干、实干加巧干,一步步走上生产组长、班长、车间主任的职位,后来成为厂党委书记.
在学习著作的热潮中,工厂的“秀才”们为他写了一篇《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两步并做一步跑》的发言稿,先在第一机械局系统宣讲,一炮打红,不久他被提拔到机械局当了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局里派人到他的老家调查,发现孙健的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农村,住一间土改时分的破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父亲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顾小,还要下地挣工分,积劳成疾,身体很虚弱等回到局里,调查者向领导汇报：“只有孙健才能忍受这种困境,再不解决就要给社会主义抹黑了.”他的家属这才得以调进天津,妻子庞秀婷成了一名工人.
后来,孙健在“选拔接班人”时成了市委书记,1975年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这位铸工出身的副总理,平时愿意干实事,也能吃苦耐劳,却不懂得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也为属下争取些“利益”.对此,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颇有怨言,一方面觉得他是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倒霉”：别的首长有许多丰富美妙的活动,可以调来《出水芙蓉》、《乱世佳人》等内部电影观看,还有出国的机会,或搞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下边的人也跟着沾光.这些好事却偏偏没有孙健的份儿,他似乎摸不着大门,即使想看电影也不知到哪儿去调片子.他的业余爱好就是动员工作人员跟他一块儿在院子里开荒种白菜、种大葱等干这些事他很在行,还亲自做示范：怎样培土、浇水,施什么肥,间隔多大为宜等工作人员当面不顶撞他,背后却骂他“老土”.
同是副总理的谷牧曾问他：“怎么不把家属接来?”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不许带家属.”他把自己当成了国务院的学徒工.
但他的心情却不像说话这样轻松.他必须严格自控,谨小慎微,忍受困难,随时准备应对微妙而复杂的各种关系.在老百姓眼里他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春风得意.他做事靠的是身上那股坚韧劲儿.当上市委书记不久,他就患上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失眠症愈发严重了,有时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突然退位：“我不会”
“”垮台后,他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又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工作,突然接到,通知他停职检查.才40多岁的他要求回天津.
回到天津后,孙健要求回内燃机厂,市里管分配的同志却叫他去天津机械厂,这个厂对他不熟悉,估计麻烦会少一点,但仍有些不放心,问他：“内燃机厂的人会不会到天机厂贴你的大字报”
“不会.”
“你这么肯定”
他说不出具体理由,总觉得自己的老厂不会这样待他.他估计得不错,后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走进内燃机厂,3小时内都出不来.工人们都愿跟他说几句话,但从不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也从不讲过去的事.只是有一次,一个工人实在忍不住了,问过他国宴上有几道菜等
孙健最终还是被送到天津机械厂接受“监督改造”,上级允许他与妻子庞秀婷见一面.他对善良、温顺、胆小的妻子讲了三条：“一、我不会,我对自己心里有底.二、相信现在的政策.三、你从来都是我的靠山,这次更得依靠你,听见别人说我什么也别当真,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任何职务都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孙健从不给人以强者的印象.他顺从自然,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运.
他重新做回了自己
机械厂的工作很快吸引了他.严重的失眠症在被监督劳动中却一下子好了,不要说晚上睡得踏实深沉,就是中午,饭碗一放,或躺或坐,不消10秒钟就能入睡.年轻人在旁边甩、聊大天,丝毫不影响他的鼾声.有人说打呼噜是男人的歌,这歌声表明孙健渐渐恢复了内心的宁静和饱满,又做回了自己.
他的智慧更不会衰老,而且恢复力惊人.这位循规蹈矩的前副总理行动起来,结交三教九流,拉买卖,签协议,为了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做优胜者,甚至学会了送礼等他的同事们说：“老孙一来,我们这里就活了！”孙健用行动证明自己又属于这个世界了,而且这个世界在不断扩大.
他每天从家里带一盒饭,早晨吃1/3,中午吃2/3.有时在厂里吃午饭,他总是买一碗豆腐脑、四两大饼或四两馒头,花费不到两角钱.工人们问他：“你怎么老吃这个”
他回答得很坦然：“这对我的胃口,也符合我的经济条件.”
他去起重设备厂买吊车,厂长正在接待外国客户,听说孙健来了,叫供销科把他扣住,非要请他吃饭.这位厂长过去在机械局生产处工作,有一次到市里开会,散了会已是晚上八点多,大雨如注,他和另外两名基层干部饿着肚子在门洞里等待雨停,被孙健撞见,孙健让司机先送他们三个回去,自己等在宾馆的门洞里.小事一桩,孙健记不得了,别人却记得很牢.
此类事情还有不少,他“倒霉”以后开始收到回报.
1985年初,上面来了精神：孙健可以当中层干部.厂长把被称为“天机厂重点的重点,天机厂的未来和希望”的一个工程――投资4000万元,全部引进德国设备,两年后成批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交给了孙健.孙健要求办公室人员每天提前10分钟上班,晚10分钟下班,他自己则每天提前半小时进厂,工作紧张时就吃住在厂里.孙健丢掉所有的心理负担,以一个业务员的姿态,每天脚不拾闲,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区局等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个体商贩、农村包工队,到处都有他的身影.用技改办公室干部田大凯的话说：“孙主任不愧见过大世面,到哪儿去都不怵阵.”
上级机关里有不少孙健过去的上级、下级和熟人,他忘记了过去,以基层办事员的面目出现,反而受到大家欢迎.谁也不会忘记他曾是本市管工业的书记,曾是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国人同情弱者的善良天性使然,还是欣赏他重新投人生活的勇气?大家都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人们见惯了能上不能下的干部,下来以后不知出于骄傲、不满抑或自卑架子不倒,再也不会开辟新的生活领域了.孙健则相反,依然活得很有生气.
孙健的妻子摔断了腿,无人照顾,他每天赶回家做饭,服侍妻子吃完饭再骑车赶回工厂.他的风格是中国式的：有毅力,有献身精神,谨慎细致,不爱激动,不说走板过头的话,不管多累多急多气从不跟人红脸、吵架.他好像死过一回,活转来变成了一个更宽容更热爱生活的人.每月的奖金发下来他搞平均主义,全室每人一份,数目也一样多.同事的家里有病人,他一定去看望,年轻人的爱人生孩子,他会送去小米等大家觉得奇怪,当过大官的孙健为什么没有娇惯坏自己的脾气和身体?
工作又苦又累,他却浑然不觉,反而觉得比过去轻闲得多.他一直在第一线,从没松过套.当天津市委工业书记的时候,他跑下去看过近600家企业,是第一线的书记.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周总理给副总理们分工时说：“孙健最年轻（当时他39岁）,多到下面跑跑,花三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他仍然是第一线的副总理.现在,孙健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盖起了近两万平方米的三层主厂房,并安装好全部设备,天津机械厂又一项拿人的产品――摩托车发动机正式投入生产.
机械局基建处的同志说：“这个大楼有一半是孙健的.”
“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混下一个好人缘”
我闻讯找到天机厂,孙健却调走了,成了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的“经营经理”――多么时髦的头衔,每月的工资也升到了97元,比当副总理的时候还高一大截.我打听到他家的地址,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拜访了他.那是一大片地震前盖的老楼群,我找到77号,向站在楼洞口的一位老太太打听他住几楼.老太太尚未开口,一楼的一个房门开了――是孙健听到声音迎了出来.
我吃了一惊,不是惊奇他有什么变化,而是惊奇他没有变化,与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几乎没什么两样.皮肤黝黑,身材不高,微胖,或者说还称不上胖,只是看上去很结实,且行动利索,有股沉实的力量.
生活中的悖逆层出,为什么没有给他留下痕迹?至少外表如此.正巧他的妻子也公休在家,怀里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孙子.我开玩笑：“添丁进口,你好福气.”她显出一副老实厚道的气质,却也不无得意：“大女儿生了个小子,大儿子也得了个小子.”
“你们不是还有个孩子吗”
“二儿子刚上大学二年级.”
“行啊,你们算熬出来了！”
“大女儿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大儿子大专毕业,二儿子上的是本科.”
我咂摸这话的意味.子女的“步步高”是不是说明这个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正在好转?他们住着一个偏单元,阴面儿的小房间10平方米左右,搭着一张大床,有几件旧式家具.阳面儿的大房间约14平方米,收拾得像个简单的小会议室.除了墙角的两个小书架（里面放着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经典著作和二十四史）和另一角上的冰箱,其余的家具全是沙发,一对三人大沙发,一对单人沙发.沙发上罩着套子,扶手和靠背处在套子外又垫了毛巾,用大号别针固定着.屋里很整洁,水泥地面一尘不染.我问孙健：“你难道经常在家里召开会议?”
他说：“我自己家人口就不少,到我家里来的人更多,特别是家乡的亲戚朋友,来天津旅游、订货送货、做买卖,不愿住旅馆,都在我家里安营扎寨.白天,这间屋里可以吃饭待客,晚上打开沙发是两张大床.”
他们夫妇都是河北定兴县人,乡里乡亲自然少不了.陈永贵不也曾经常为家乡的“旅游团”找旅馆、租车、买票,成了昔阳县和大寨村农民驻北京的办事员吗?孙健说：“我没有什么太大本事,几十年来就混下了一个好人缘儿.”
这是一句实在话.
“糊涂到家就是明白”
1987年初,天津机械厂召开表彰大会.厂部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人物准备的奖品是纯羊毛毯.当厂长念到孙健的名字时,他脑袋“轰”的一下等20年,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跟过去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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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生活接上了茬儿.当年他曾多次上台发言,接受奖状,厂级的、局级的、市级的,先进生产者、红旗突击手、劳动模范,荣誉不少.如今,天机厂的群众又连续三年选他当先进,但最高只能到厂级.厂长不敢把他的先进事迹往上报,怕给他帮倒忙.尽管孙健是位奉公守法的公民,是天机厂的中层干部（技术改造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由厂级领导挂名,他抓全面工作）,是正式党员,但他毕竟是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走到天机厂来的,这一变动是非常的,不能以实心实意的公事公办触动政治上的敏感部位.
大礼堂里响起《运动员进行曲》,先进人物该上台领奖了,孙健却犹豫着.前两年发奖都是蔫捅,没有这么张扬,如今人们讲究的是实惠而不是形式.他对走上台去有种莫名的不安,怕工人笑话,怕被人议论和指指戳戳.可如果不走上台去,又没有正当理由,反而会遭人猜疑、议论.于是,他暗暗给自己鼓劲：“这时候我是谁?是老百姓.我就应该拿自己当个普通老百姓、普通干部,不应该把别人以为你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曾经是什么样子当成你自己.上!”
从厂长手里接过奖品的时候,工人们为他鼓掌了好长一阵子,热烈程度在工厂大会上很少见.有人还站起来喊：“应该！”“孙头儿,你这个先进名副其实！”
他又站在台上了,又面对着热情的群众.他没说一句话.抱着奖品毛毯,他感到很暖和,把前胸都焐热了.
人民的记忆就是历史.原来群众一直在关注着他.
同事们有时和他开玩笑：“你是上去得糊涂,下来得也糊涂.”
他自己解嘲：“糊涂到家就是明白.”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