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高级党校的干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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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兆康（1939-）,男,江苏如东人,江苏省委党校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的建设；张春坦（1954-）,男,江苏淮安人,江苏省委党校校报编辑部主任、校史办秘书,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和社会学.

摘 要：中国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党校教育,把举办党校培训干部作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举措.北方（北京）、江浙、湖南、广东、“两湖”等区委高级党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培训主课,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方针,培养党员干部实际工作能力,为推进大革命的到来,作了理论、干部和组织上的准备.这些区委党校在培训干部中提出的许多理念、观点和做法,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后来都成为各级党校的具体实践.

关 键 词：我党早期党校；办学方针；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26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7-0008-05

中国在建党之初就十分重视运用办党校的形式,培训干部,加强党的思想和理论建设.1924年5月,中国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指出：党内教育非常重要,而且急须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1］2451925年1月,党的四大进一步强调：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等对于主义的深刻认识之必要.[1］377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员数量倍增,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和斗争白炽化.广大党员对中国革命性质、前途、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认识模糊,对党的路线、方针、策略知之甚少,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忙于实际斗争,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对革命中发生的许多问题不能及时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1925年9月,党在北京召开第四届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研究和提出了开办党校的问题.会议指出“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工作”,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办两种党校,一是“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任务是训练工人党员；一种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训练政治知识较高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党员.[1］487根据的指示精神,各地党组织先后开办了高级党校和初级党校.主要有：北方（北京）区委党校、江浙区委党校、湖南区委党校、广东区委党校、“两湖”党校等.这些区委党校（高级）和地委党校（初级）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却培训了一大批党员领导骨干和工人党员,对推进各地乃至全国革命形势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以后各级党组织如何办党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我党早期党校的基本情况

(一)北方区委党校

1924年5月,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建立党校.1924年秋,李大钊、赵世炎等北京党组织领导人讨论成立一所党校,并向党作了汇报,要求派一位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领导同志来担任校长.1925年10月,批准北方区委创办党校的计划,任命罗亦农为北方区委党校校长.

北方区委党校是我党较早创办的一所高级（省级）党校.党校第一期学员近百人,都是来自北方区委所辖各地党、团组织的领导骨干.党校校址设在北京市鼓楼北大街的一条偏僻胡同里的一所四合院内.四合院南屋正厅敞开的三间房为教室；东耳房一间为校长罗亦农的办公室兼宿舍；西耳房为文书室和图书室；东西厢房各三间为学员宿舍.党校对外公开名称是“北京职业补习学校”,并向当时的北京教育局申请了注册.开学典礼那天,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专程出席,并发表了重要演说.他在讲话中详细阐述了当前革命的大好形势和开办党校的任务,勉励学员们抓紧时间,努力学习革命本领,以备结业后奔赴火热的革命战场,为革命、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

第一期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后结业.后来,由于北京的政治形势和环境日趋恶化,北方区委党校没能按原计划长期办下去.[2］

(二)江浙区委党校

江浙区委党校创办于当时的所在地――上海.1925年8月,决定将上海区委改组为江浙区委（亦称上海区委）,区委书记为尹宽,后为王一飞、罗亦农.根据江浙区委1925年10月1日编制的《党组织系统表和各独支、委员会、校团负责人名单》,在组织关系表第二式和校内工作负责名单表第三式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宣传部下辖机构中,就已经有训练班、党校等内设机构了.这说明当时的江浙区委分工由区委宣传部负责,已经开办党校或确定开办党校,正式建立了党校和训练班等组织机构.

1926年1月6日,江浙区委又发出关于《上海区域宣传部最近工作进行计划》的通告,提出了举办党校和训练班的任务.

1.区委办党校,训练高级干部.“通告”指出：“为使党的宣传与训练工作能迅速发展,本区宜即日成立校,召集一班政治知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及负重要责任的人才.此党校人数以三十人至四十人,每天一课,共十四课”[3］3-466.

2.各部委办训练班,培训基层党员干部.“通告”指出：“各部宜设训练班,选择各支部中水平较高的同志,灌以政治常识,从目前政治问题及党的实际工作来阐明我们的理论.”

3.支部办培训班,培训全体党员.“通告”指出:此项训练计划,由各部委负责,一个或数个支部开办,以各支部轮流组织之.只要会场允许,可以数支部合并一个训练班,但每个支部的同志必须人人参加.

江浙区委党校自1926年1月6日创办,到1927年春停办,先后举办了四期培训班.

第一期培训班自1926年1月上旬开办到1月底2月初结束.参加培训的学员为30-40名.学习内容为10个专题,分16次讲完,每天一次.授课教员分别由瞿秋白、彭述之、罗亦农、王一飞、尹硕夫、赵超麟担任.在此同时,各部委办的党训班一并开学,亦讲授10个专题.教员由区党委领导和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担任.

第二期培训班于1926年2月举办,4月份结束.开设10个专题,由区委书记罗亦农和区委宣传部主任尹硕夫担任教员.参加学习的27名学员分别是：李硕勋、余泽鸿、何成湘、刘昌群、郭伯和、陈比难、张永和、侯绍裘、顾谷直、高尔柏、诸有伦、于翔青、沈雁冰、邵季昂、张爱卿、张廷灏、刘重民、陈之一、曹趾仁、张超、杨元宗、钟复光、梅电龙、徐梅昆、梅中、林贺圣、丁晓仙.

第三期培训班于1926年6月12日上午开课,开设8个专题,上课地点：第一次在商务工会活动室,第二次为顺泰里,第三次在海员工会,以后临时通知.同时,各部委办的训练班即初级党校,也在小沙渡、引翔港、杨树浦三地开办.

第四期培训班于1926年12月底举办,学员45人,10个旁听者；借用景平女校的上课用具,外埠党校事务主任为陈国.

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江浙区委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区委党校随之停办.[3］4-6

(三)湖南区委党校

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素质,湘区区委及随后改称的湖南区委,先后举办党校,开办多期干部训练班,由区委领导人李维汉亲自讲课,帮助党员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1925年,根据的通知,党、团湘区委联合举办了暑假党校和寒假党校,向党员进行马克思基础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学习的内容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

1926年1月,湖南区委和青年团湖南区委联合举办党校,租用长沙市颜子庙平民女子职业学校的教室作为党校上课地点.开学之前,党、团区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课程设置,主要课程有：政治报告、资本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与中国、职工运动、世界革命史、农动、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等.授课教员由党、团区委两方负责人担任,并推举曹典琦为校长.党校于1926年1月21日开学,2月6日结束,共授课17天,每天授课6小时,共有学员56人.其中,长沙30人,常德、平乡、宁乡、湘潭等地26人.除了上课外,党校还经常安排讨论.晚上则派学员去参加长沙各支部的会议,或者去出席学生和工人召集的公开会议,练习主持各种会议的能力.此外,党校还要求学员以小组为单位,组成演讲队,在追悼战士周内外出讲演一次,锻炼学员的宣传演说鼓动能力和口才,成效比较显著.在此期间,党校还举办了一个寒假平民同乐会,安排了讲演讨论与游艺活动,到会者300余人,激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1926年夏天,湖南区委和团区委又联合举办了3所党校.一所为高级党校,专门培养团干部；一所为低级党校,办法与寒假党校相仿；还有一所是专为长沙地区开设的女学员训练班,授课一周,开设了妇女问题、恋爱问题、俄国妇女运动、女学生、女工运动等课程.[4］

(四)广东区委党校（粤区区委党校）

“粤区――是我党最大的一区.因为系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所在地,工人运动又日在严重的争斗之中（现在尚没有一省的工农运动能比得上广东的争斗情形）,所以他们的工作是特别紧张而复杂等粤区近来对于支部及各外县党部的整顿,及提高同志知识,培养工作人才等事都积极进行等党校自九月一日开始至今尚未中断”[5］.粤区区委党校成立于1926年9月1日,先后举办9期党员干部培训班.

(五)“两湖”党校

1926年底,湖北区委（1926年9月由湖北地委改建）鉴于“新的党员骤然增加”的情况,抓紧了党员的教育、训练工作.湖北区委有计划地选送党员进入各种学校、训练班、讲习所和党校进行学习.1926年11月,湘、鄂两区委联合创办了“两湖”党校,校长为湖北区委宣传委员林育南.据1926年11月湘区的报告,当时在武昌设有一所高级党校,学员由各地派送.“高级党校办在武昌,此间去了四十人左右”[6］.

北方（北京）、江浙、湖南、广东、“两湖”等五所区委高级党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培训主课,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方针,培养党员干部实际工作能力,为推进大革命的到来,作了理论、干部和组织上的准备.这些区委党校在培训干部中提出的许多理念、观点和做法,后来都成为各级党校的具体实践.

二、把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和实际工作能力作为培训宗旨

1926年1月6日,江浙区委在《上海区域宣传部最近工作进行计划》中指出：办党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同志成为明了行动的分子及党的宣传能应付客观的需要”,“造就能够办党及负重要责任的人才”.因此,党校教育“以主义的基本认识和临时政治问题及策略的了解兼程前进”[3］3.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校培训学员的主课.中国成立后,忙于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推进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五卅运动后,党员数量急增,他们对革命满腔热忱,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知之甚少,对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了解不深,即使是党内高级干部也忙于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为此,江浙区委党校在第二期培训班开设的10个专题中,设立了7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题,即：马克思主义概论、经济学、阶级斗争史、列宁主义、第三国际党纲与政治策略、辩证唯物论、中国的任务.通过培训,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党校在培训中注重和引导学员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江浙区委党校在开办的第一期培训班中的10个专题,都是党如何领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等重大问题,即：资本主义特征及其崩毁、第三国际的政策、与无产阶级的解放、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之方式及中国人民革命、中国劳工运动与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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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针

1926年6月8日,江浙区委主席团开会研究第三期培训内容时,强调“应注重方法,理论联系实际”,使学员“学会怎样组织,及如何当书记、当宣传、当组织、及如何教育同志,如何深入群众等方法”[3］4.6月12日的第三期党员干部培训班开设的8个课题就体现了会议精神.即政治问题――中国现在政治的现状及如何观察政治；联合战线问题――先说明上海社会阶级状况,而后说明联合战线的方法；国民党问题,包括学生运动；工运问题――说明现在缺点,并详细说明各方面帮会派别等及应付方法；党的组织问题――如何组织党等；宣传与煽动宣传――如何方法宣传等；国际问题；上海社会状况.

区委党校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在我党历史上属首次.事隔17年后,即1943年8月8日,在《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同样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方法问题.他指出：“在党校教育中有两种教育干部的方法,一是教条主义、抽象的学习理论的方法,另一种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过去的学习方法属第一种,把人都学笨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可以保证你们两年之内提高一步”[7］62.1945年4月,第七次代表大会,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我党三大优良作风载入史册,并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我党在建党初期就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一直影响着我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另一方面也说明,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吸收和继承党的早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

四、领导干部当教员给学员上课

早期党校对教员的选择十分严格,要求极高.为保证培训质量,党校教员基本上是由和区委主要领导担任.北方（北京）区委党校开学后,任课教员由校长罗亦农和北方区委委员赵世炎、陈乔年、萧子璋、刘伯庄等领导人亲自担任.罗亦农讲授政治经济学常识、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革命史；赵世炎讲授列宁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在革命时期的任务、职工运动和农动等课程；陈乔年讲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党的建设和世界革命形势、国际共运；萧子璋讲共青团的任务和学生运动；刘伯庄讲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问题.江浙区委党校第一期培训班有6名教员,即瞿秋白、彭述之、王一飞、罗亦农、尹硕夫、郑超麟；担任第二期培训班的教员是：罗亦农、尹硕夫；第三期培训班教员是：罗亦农、尹硕夫、赵世炎、何松林.湖南区委党校也由区委领导人李维汉亲自讲课.这些和区委的领导,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实践经验.由他们给学员讲课,不仅使学员获得较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学会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而且有助于学员深入了解党制定的领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提高学员理论知识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对领导干部当教员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天开学,还有一件事说一下,你们的一些课是由边区政府各厅的负责同志来教的,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你们是学习,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自己来教课,这很好.”[7］156

由领导干部上讲台给学员讲课,是党校教育的重要特色,并成为一个优良传统.在革命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建国初期各地各级党校,教员基本上是由党、政部门领导担任.这对尽快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要在2020年前实现全面小康,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各级党校更应该继承和发扬党校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作用,各级领导干部更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走上党校讲台亲自给学员讲课,为“四化”建设培养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

五、早期党校的历史地位

我党建党初期所创办的区委党校（高级）、地委党校（初级）、基层党校（培训班）,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却为党培训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党以及省、地委的领导骨干,对加强党的建设,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早期党校在办学宗旨中明确规定,高级党校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造就理论素养高、党性强、能担任起党的领导重任的人才；初级党校坚持主义教育和实际能力并重的方针,“选择各支部中水平较高的同志参加培训.灌以政治常识,从目前政治问题及党的实际工作来阐明我们的理论”[3］4.基层党校即党训班,由区委各部委办派人去指导开办,“每个支部的同志必须人人参加”,培训的内容从提高党员实际工作能力入手,学会如何当支书、当宣传、当组织以及如何做发动群众的工作.[3］5

党校培训根据不同层次党员知识水平、实际工作能力,而精心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这种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的教育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是各级党校教育的主要特色和优良传统.

（二）上级党校对下级党校进行业务指导.各部委办的初级党校,由“区委（即指区委党校）加以指导”[3］5.建党初期,各部委党员人数很少,领导机关工作人员更少,如上海市委,领导机构专职人员只有书记一人.上级党校派人加以指导,有助于解决培训内容、教员、办班地点等重大问题,有利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统一全党的思想.当时的上海市委在江浙区委党校的有力指导下,党训班先后在小沙渡、引翔港、杨树浦三地成功开办,每期学员20名,对象主要是支部书记、小组长,期限为一个月.

由上级党校派人指导下级党校,这种办党校的理念,作为我党的优良传统被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上级党校对下级党校进行业务指导,有利于解决下级党校师资力量不足、科研水平薄弱、培训教材落实等问题,有利于提高办学水平,有利于使党对培训党员干部的要求落到实处,形成党校、省委党校、市委党校、县委党校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党校“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优势.

曾说过,一个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8］我党早期党校对教员人选的选择十分严格,其办法是：首先,确定授课内容,然后选择教员；其次,每期培训班的教员,由区委主席团开会研究确定；第三,每期培训班开课前,印好课程表,注明讲课的题目、次数、教员,发给学员,并上报区委备案.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北方（北京）、江浙、湖南、广东、“两湖”等五所区委高级党校的教员,都是由区委负责同志担任.江浙区委党校设在党所在地.在上海的党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直接担任区委党校教员,对提高党校的办学水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提高党校教学质量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十分重视党校师资力量的建设.现在各级党校都建立起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能适应教学科研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执政者之师”的教师队伍,这为新形势下办好党校、大规模培训现代化的党员干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四）区委党校的历史功绩.北方（北京）、江浙、湖南、广东、“两湖”（武汉）等五所高级党校,从1925年9月创办,到1927年4月停办,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半.但这些党校在如何办好党校方面,作了开创性的探索.他们所积累的经验,对尔后我党办好党校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已经出版的党史、党建史众多著作中,在叙述1925年至1927年4月这段党史、党建史时,着重介绍了党的组织建设,以及党领导工农革命斗争与国共合作发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培训党员干部等重大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成为党史和党的建设研究的空白点.北方（北京）、江浙、湖南、广东、“两湖”（武汉）五所区委党校在培训干部中所积累起来的许多经验,如培训德才兼备干部的标准,党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课的办学宗旨,素质教育和能力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领导干部直接上讲坛给学员讲课等培训举措,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这批鲜为人知、十分珍贵的关于党校教育的历史资料,最近被发掘出来,不仅较好地弥补了过去各种党史、党建史研究在这方面的缺憾,而且为研究我党在这个时期的党史和党建历史,提供了客观的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