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润与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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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香山人徐润出生时正值西方工业化的大潮席卷全球,整个中国也面临着走向近代化的艰难转型时期.在这种背景下,徐润的经历便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体现在：第一,顺应时代潮流,充当买办.第二,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第三,入主轮船招商局,经营矿务.第四,倾心文化教育事业.纵观徐润的一生,既辉煌亦坎坷,折射出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关 键 词 ：徐润；早期近代化；开端

中图分类号：K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1-0120-06

徐润,广东珠海北岭村人.珠海毗邻香港、澳门,近代以来,率先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古老的海洋文明与近代特定的时代背景,铸就了徐润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特殊关系.早年,徐润到上海宝顺洋行当学徒,后一边给洋人当买办,一边自己经营茶栈、丝绸等,同时徐润还是上海的房地产大王,对上海开埠时期经济发展贡献不小.后来,徐润被李鸿章看中,委任为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他和珠海另一大买办唐廷枢一起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典范――轮船招商局；后又与唐廷枢共同致力于中国矿业的发展.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历程中,徐润用自己的行为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徐润一生的境遇,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一、顺应时代潮流,充当买办

香山在远古时代只是珠江口外一个较大的岛屿,因该岛“多奇花异卉”“神仙茶丛生焉,色香俱绝”,故称香山.①近代的香山,因紧邻香港、澳门,澳门又早于香港300多年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西洋文化与本土香山文化发生碰撞.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履行,在近代中国一个新的经济因素――买办随之产生,而近代的香山更是以“买办摇篮”的姿态出现.徐润便出生于此种大环境,在此环境中成长,并与此大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异军突起,绝非偶然,它是内外因相结合、远近因相互推动的结果.香山人从远古发展到近代,逐渐形成了一个移民社会,生活在移民社会中的人们,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这就决定了香山人比内地省份的人更易接受外来新事物,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具有强烈的开放务实精神,加之长期的海洋文明与近代欧风美雨的洗礼,决定了香山人的重商意识,这些都构成了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经济条件.

徐润于1838年生于香山（今珠海）北岭村老屋,据《香山徐氏宗谱》记载徐润祖上是中原河南陈留人,宋末家遇战乱,由中原避乱到广东南雄、番禺,最后定居到香山前山寨,后来徐润祖上的一支自前山分居到北岭,徐润便出生于此地.②到徐润出生,其家族已融入香山这个移民社会中.徐润8岁入私塾,启蒙塾师为书先生,从小徐润接受的便是中原文化与移民文化的熏陶,这就造就了徐润一方面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骨子里也根深蒂固,这种复杂的文化基础在后来徐润的人生中明显体现,同时也奠定了徐润以后能成为买办的文化因素.

战争前,中西方之间的商事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货物买办,银钱收、付,陆地居住,生活供应等问题,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语言隔阂、制度两歧、商情互异、货币不同的困难.既要贸易,又要管理,于是就出现了既是贸易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中间商人,又是贸易管理中承上连下的环节人物――行商、通事、买办、银师”.[1]（P176）战争以后,中国虽然受到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但是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中外商人共同面临的都是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外商拥有新辟的口岸,面对的却是陌生的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复杂的方言和陌生的环境,成为西洋商人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的障碍,所以,西洋商人在当时的环境下必须借助一个中间力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买办来开拓自己的市场.对此,英国怡和洋行的大班FB约翰逊在一封信中就说：“在学会说中国话以前,外国人也许没有能力应付困难,留意一下洋行的未来,我相信,那些要追随我们的人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话,将在不小程度上依赖他们对本地语言的掌握.”[2]（P27）但事实上,买办“对中国和西方的商人都是一把双刃剑”[3].尽管如此,在上海和通商口岸贸易往来中,买办仍然被认为是花钱但最省事最省心的“代理人”.尤其是在19世纪中后期,香山买办的精明强干、务实诚信,更增强了西方商人坚持买办制度的信心.香山买办有着从商的精明头脑和重商的文化氛围,他们熟悉对外贸易,了解西方人的欲求和文化性格,乐于与洋商打交道,也希望在中外贸易中增强自己的实力,在洋行需要更多的买办时,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首先为他们的同乡做担保.这样,香山买办在整个19世纪相互担保逐渐形成了以唐氏（唐廷枢）家族、徐氏（徐润）家族、莫氏（莫仕扬）家族、郑氏（郑观应）家族为核心的买办群体.其中,徐氏家族中第十七世徐润就是在其叔父徐荣村的引荐下成为英宝顺洋行的买办.15岁的徐润放弃家乡私塾的学习,随四叔徐荣村乘英轮由香港去上海.本想习文,但由于语言不通,只得放弃.徐润的伯父徐钰亭认为“既不读书,当就商业,因留宝顺行学艺办事,师事曾寄圃”[4]（P4）.徐润在宝顺洋行当学徒,跟随看丝师英国人韦伯和看茶师西麦学习看丝看茶.韦伯氏“见余之勤也,许为志不可量,深相契重”[4]（P5）.16～18岁,徐润主要是在宝顺洋行充当丝茶学徒,薪水由10元、20元增到28元.19岁升任“帮账上堂兼充各职”[4]（P8）.1861年,即徐润24岁那年,曾寄圃师去世,韦伯大班派徐润“主账上堂督理各职”[4]（P14）,并嘱咐：“以后行中之事,由君一手做去”“今君乃总行中华人头目,如有差错捺报,惟君是问”.[4]（P15）徐润在24～26岁接任主帐以来,宝顺行生意“实一时之盛,洋行中可首屈一指者也”[4]（P17）.从27岁开始,徐润在自叙年谱中流露出“行中各路生意稍差”[4]（P25）,“行中生意渐觉收缩”[4]（P26）.到29岁时,徐润直接记载“行中生意极清”[4]（P26）,他也分析了宝顺行这几年获利颇难主要是因为“南北花旗开仗后各埠生意颇清,东洋、长江、上海、香港、福州各埠又复洋行林立,生意四通八达,无可收拾,更值该行股东拆股,到处收束”[4]（P27）,在这种情况下,徐润“蓄意离行”[4]（P27）.31岁的徐润最终决定离开宝顺洋行. 从16岁进入宝顺洋行学徒,到31岁最终离开,徐润在宝顺洋行共经历了16年的买办生涯,这16年,徐润之所以能一路走来,一方面是当时的商贸形势所需以及族人亲戚的担保提携,另一方面更离不开徐润本人的因素,徐润祖上也算是殷实之家,从小感受着香山文化的熏陶,有着灵活的经商头脑,加之到宝顺洋行当学徒时非常勤奋,所以深得赏识.

徐润的买办经历和买办群体的经历一样,备受着争议,被很多人说成是“洋奴”,是“汉奸”.他们的行为在19世纪的中国,常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但在香山人眼里,帮外国人做生意,在洋行充当买办,甚至是自己经商,这些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香山这里较早地接触西洋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排斥性也没有内地明显.尽管在近代社会中,香山人在与西洋人打交道时,也表现出种种疑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与西方人的商贸往来.其实,以徐润为代表的一批香山人在近代纷纷进入洋行充当买办,这一现象本身也说明香山人在面对近代强大的西洋文明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刻意地回避,更不是敌对和抗拒,而是正视现实,积极主动地接受西方商业文明的挑战,率先融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大潮中.

二、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

以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在率先感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过程中,对西方近代文明做出的一种积极反应就是,比同时代人更清楚地看到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工商业在西方社会中的原动力作用.香山买办郑观应“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思想就是最好的印证,他在《商务》中强调：“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5]（P604）对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学者郝延平认为,他们对于商业和工业的能动作用以及对新兴商人地位合理化的强调,这些知识不能由研读儒家经典获得,相反,这是他们作为买办商人同外国人交往的结果.[2]（P257）

香山买办在看到“商战”原动力作用的同时,也亲自感受到了西方“商战”对中国的危害,逐渐将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他们更倾向于投资近代新式工商业,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成为民族资本或官僚资本家,改革中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培养实用人才,增强国家和民族的活力.就买办转化而言,主要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向工商企业转化,即投资新式企业成为民族资本家；一种是向官僚阶层转化,即纳资捐官,成为封建官僚.作为香山买办而言,其转化主要是以买办资本为依托向官僚资本转变.郑观应曾说自己“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香山买办转化的大致经历,即先任职买办,后参加官督商办企业.以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后都因捐资而拥有了道台官衔就是其生动体现.当然,这种转化还有一个过程.

香山买办在给洋人当买办的同时,还自己经营生意,这种做法一方面缘于香山人本身强烈的经商意识,另一方面也是买办这个职位提供了便利.他们一边拿着洋行的工资,同时又能经商赚钱,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但香山买办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为他们日后投资新式工商业提供了资金,对于香山买办徐润亦是如此.

22岁的徐润便开始“与曾寄圃师、芸轩兄三人合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4]（P9）.从内地收购生丝、茶叶和棉花,然后转卖给上海各洋行.接着,“试办润立生茶号于温州白林地方”.[4]（P10）同年,“合股续开福德泉、永茂、合祥记等于河口、宁州各处,又与汪乾记合办茶务”.[4]（P11）两年后,徐润又“与芸轩兄在二马路合做宝源丝茶土号.又在法界开设立顺兴川汉各货号,以烟叶、皮油、白蜡、黄白麻、各种桐油为大宗”[4]（P18）.徐润除经营丝、茶、棉外,还与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4]（P10）,“与友人合开协记钱庄”[4]（P25）,办理存放款,开发庄票和兑换业务.在宝顺洋行任职期间,徐润也开始涉足房地产经营,“在上海、天津、镇江等都买了不少土地,曾在天津塘沽车站两边造屋500余间收取租息,在上海建造余庆里、青云里等里弄房屋出租取息.另外,还将旧屋翻新,以提高租金收入.如老介福房屋翻造前,年租金为3600～3700两,翻造后可收年租7000余两,增加近一倍.至光绪九年,他拥有未建房的地产2900余亩,已建房的地产320余亩,共造洋房51所又222间,住宅2所,当铺房3所,楼平房、街平房、街房1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2980余两,地亩房产共合成本2236940两.”[6]据徐润自述,在清光绪九年（1883）年时,“拥有土地3200余亩,共建房屋2000余间,年可收租金122980余银两”,[6]是晚清上海著名的房地产经营者,人称“地产大王”.

徐润此时经营的茶栈、钱庄等方式属于旧式商业,但也让徐润拥有了资金这个前提可以向民族资本转化.离开宝顺洋行的第五年,徐润被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任为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这是徐润人生转折的重要一年,后又被委任为开平矿务局的会办,这两件事对徐润人生经历来说至关重要,下节专门论述.

入主轮船招商局后,徐润的人生就经历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的过程.徐润与当时香山另一著名买办唐廷枢共同经营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运用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属于新式企业.在招商局任职期间,大家商量,“与其分任洋商,利自外溢,不若统归公局,利自我收.”[7]（P127） 徐润与唐廷枢倡议成立保险局,在任内与人合办仁和水险公司、济和水火险公司,保险公司采取集资入股成立.在商局任职第11年,徐润被迫离开招商局,后一直专心矿务.在考察矿务的过程中,缘于商人的商业敏感,徐润又倡议建立滦州土产商务公司,并提出具体方案；65岁的徐润又“入股香邑同益榄园种植公司,股本银1000元”[7]（P432）；同年冬天,徐润“与吴氏合创景纶纺织厂于上海虹口”[4]（P202）,亦是采取合股形式.徐润后期经营生意基本上都是采取招商募股这种现代公司的形式.

在创办现代企业的同时,徐润还积极参与与现代企业发展相伴随的行业协会、公所等.1904年,徐润被委任为上商会协理,上商会是政府联系上海商界的纽带.次年,徐润“奉北洋大臣袁札开办公债会”[4]（P230）.徐润在以前就曾担任过上海丝、茶、房地产等行业同业公会的会长,在此期间,徐润同时又是上海商学会、立宪公会、尚贤堂、青年会、育才书院、广肇学堂等社会团体的董事.由此可见,徐润在上海商界颇有名望,其对上海开埠初期经济的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 从入主轮船招商局开始,徐润就开始慢慢将自己通过当买办以及经营旧式商业挣得的资金,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创办现代企业,实现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徐润以中介人的身份参与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在创办新式企业的过程中,也不尽如人意.与人合创的景纶纺织厂生产的汗衫曾销往南洋,南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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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主轮船招商局,经营矿务

1873年,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式札委徐润为上海轮船招商总局会办,总办为香山另一大买办唐廷枢.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是为了与洋商争利、作为西方轮船公司的对立物而出现于中国航运业的.至于李鸿章为什么要招揽唐廷枢、徐润入主轮船招商局,一方面是看到唐廷枢、徐润等香山买办的西学知识和业务才干；另一方面就是想达到“唐藉徐之财力,徐藉唐之才力”的目的,希望他们有效地实行资源整合,挽救商局于困厄之中.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处于外国轮船公司夹击中的轮船招商局,在唐廷枢、徐润等香山买办的大力维持下,很快形成了与外国轮船公司并驾齐驱、三分天下的局面.[8]（P1359～1370）李鸿章也因此称他们是不可多得的“熟习生意,殷实明干”的洋务人才.[9]（P24）徐润任轮船招商局会办期间,与总办唐廷枢采用西方先进管理方式经营商局,集中体现在：

徐润入主招商局后,第一项工作就是为商局募集商股,以扭转资金困难的局面.两年来,徐润与唐廷枢共募足200万两,徐润“首先附股,前后计之共有4800股,合计银48万两”[4]（P173～174）.此外,“设法招徕各亲友之入股者,亦不下五六十万两”.[4]（P174）在招商局招股过程中,徐润和唐廷枢两人起了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唐、徐凭借其在商界广泛的号召力,成功地将原来附股洋商企业的买办资本吸引到官督商办企业,促进了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

第二项工作就是为商局购买轮船、码头栈房.徐润上任初期,商局“仅有伊敦、永清、福星、利运四艘,嗣后逐年添置,归并旗昌,至光绪十年,除失事各船不计外,共有江宽、江水、江浮、江表、江裕、江通、江天、江平,计江船八艘；保大、丰顺、海晏、海定、善济、永清、利运、日新、镇东、拱北、永宁、海琛、富顺、富有、美富、广利、致远、图南,计海船18艘.两共26艘”[4]（P174）.徐润任职期间商局的规模大大扩大,影响力增强.

为保障商局的发展,徐润与唐廷枢倡议设立保险公司,此亦谓一项大事也.光绪元年冬、二年夏,唐、徐“另招股分设仁和保险公司,续设济和保险公司,保客货兼保船险”[4]（P175）.徐润为这两个保险公司共投资15万两,到光绪十年,“实存保险公积银45万余两”.[4]（P175）招商局后来各项事业所以顺手都是由保险公司开办而始.

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人.徐润认为,“创事之始,用人为先”.[4]（P178）商局共有20多个分局,所用之人“有为职道素曾共事之人,有为职道及时引进之人”[4]（P178）.徐润主要倚重的还是买办商人,究其原因,可以说是“趋势由然”[10]（P1032）.这些人中固然有人滥竽充数,但是更有熟悉西法的经营者,这无疑提高了商局的管理水平.

徐润运用“买办经验”经营商局,还体现在商局局规和章程的制定上.徐润与唐廷枢参照西方股份公司组织形式和近代航运管理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出《轮船招商总局章程》132条.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努力中,把西方先进管理经验具体运用到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唐廷枢、徐润可谓是杰出人物代表.

徐润、唐廷枢与李鸿章的合作,意味着拥有巨资的买办为经营近代企业而对官府寻求的庇护,这种买办与官僚的结合一旦形成,便因其在招商局的活动不再代表依附外国资本的买办资本的利益,而失去了其原先的买办性质.

在任职轮船招商局期间,44岁的徐润“奉北洋大臣札委,会办开平局”[4]（P53）,又同唐廷枢一起经营开平矿务局.之所以开采煤矿,是为轮船航运提供原材料动力,能源在机器大工业时挥着主动脉的作用.在矿业领域,徐润也以其亲身行为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年,徐润又“奉北洋大臣札委,会办贵池煤铁矿”[4]（P61）.徐润在第一次离开招商局后,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考察矿务上.1887年秋间,“唐景翁、刘吉翁与余从唐山出喜峰口,初至平泉铜矿,后抵烟筒山,住一礼拜,细探大概情形”.[4]（P83）次年,徐润游历了热河至孤山子,东陵盆山至蓟州马兰峪镇,并详细记录了沿途所见所闻.在以后的岁月中,徐润曾接手创办香山天华银矿、建平金矿、五道沟金矿、热河金矿,徐润把自己后半生基本上都投入到开矿上去了.

从轮船招商局到开平矿务局,以及众多的新式现代企业的创办和发展,在给香山买办带来荣誉、利益的同时,也遭受着传统社会的不理解和官僚集团的排挤.在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徐润由于成绩突出,一直遭受封建官僚势力的挤压.1884年,受中法战争影响,徐润各路生意萎缩,盛宣怀、马建忠借机状告徐润挪用公款,徐润被迫离开商局.徐润离开后,马建忠一直上书诋毁唐廷枢、徐润,认为商局“将为粤人尽”,意指唐廷枢、徐润.在当时商怕官的社会里,香山买办在向民族资本转化时,利权受损是必然的.徐润当时为了挽救商局,携巨资入股商局,曾与官僚督办盛宣怀多次因利权交锋,但都是以“泰山压卵,谁敢异言”而宣告失败,最终两次被赶出招商局,徐润对自己得到如此下场倍感痛心.这是唐廷枢、徐润经营商局的悲剧,同时也是近代中国这个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无法摆脱的厄运.

尽管如此,香山买办在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中,能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出发,积极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工商业,运用西方先进管理经验经营中国近代企业,这种创新精神,不仅开了风气之先,而且还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树立了榜样,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 四、倾心文化教育事业

香山买办对西方近代化的反应,还见之于文化教育方面.他们利用传统的和现代的地缘、人文优势,实现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从而推动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积极改变.在生活方式方面,他们从衣着、饮食到社交活动,都体现出华洋一体的角色.徐润在其晚年就是最接近西方社会生活的中国人之一,他一方面对西方食物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又心存偏爱,徐润终年“身着衣袍,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11]（P566）.在饮食起居等方面,徐润开始崇尚和接受西方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其在家乡香山北岭村所建的竹石山房（即珠海愚园）,完全是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12]（P52）而其在苏州河山北的另一处宅地却是典型的中国式园林.徐润这种亦中亦西的生活方式,在近代中国买办群体中颇具有代表性.

在价值观和思想认识方面,香山买办表现出的中西文化融合倾向也比较突出.从他们自身角度来说,一方面,他们受中国传统的儒、佛、道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崇道信佛尊儒,如徐润、郑观应等香山买办就特别迷信风水.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香山买办大都具有官本位的思想倾向,他们乐意捐纳求官.徐润的曾祖父徐会兴、祖父徐世雄和父亲徐佩珩三代皆“诰赠荣禄大夫”；曾祖母、祖母、母亲皆“诰赠一品夫人”.徐润本人亦是“花翎二品衔加二级浙江尽先补用道”“由监生遵筹饷例,报捐光禄寺署正”“于同治二年六月在江南粮台报销局加捐员外郎并捐花翎”“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上海皖营捐轮分局报捐指分兵部”.《香山徐氏宗谱》,卷六世纪录第十七世,北岭肇修堂,存国家图书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许多方面与传统决裂,比如,安排子女进入洋行做买卖或经商,鼓励子女到国外学习实用知识,而不是让他们参加科举,进入仕途等等,这些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抵触.徐润就自费让他的四儿、五儿到国外留学.四儿建侯1900年由傅兰雅先生带往美国,“傅兰雅先生经管四儿建侯学费,是年开销报单,每年约1750两.”[4]（P199）次年“五儿超侯2月25日随女先生戴娘娘由沪赴英肄业.戴先生年近60,来沪已三四十年.乘德公司轮船去.船费505两,衣服400余两,学费千两,书金450两,来去水脚900两,合3000两”[4]（P198）.

香山买办在让自身充当中西文化中介人角色的同时,也通过其自身行为影响当时中国民众.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一个最大心愿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可以出去学习先进技术.在容闳多年的倡导与努力下,终于促成120个幼童出美留学,共分四批前往美国,而负责直接挑选这四批留学生的便是香山人徐润.徐润在致力于让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又创办书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45岁的徐润与“弟秋畦、宏甫集股创办同文书局”[4]（P61）.同文书局所印书籍有《二十四史》《史记》《尔雅》《康熙字典》等一些中国古代传统典籍,但书局的经营却是采用西方的管理方式,书局曾“颇得利息”,可惜的是,也因为管理不善,整个书局付诸东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在许多方面涉及中西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所以郝延平说他们是“边缘人物”的范例,在他们身上,既能捕捉到中国传统文化笼罩下的旧社会阴影,同时又能见到西方近代文明影响下的新时代曙光.

五、结语

产生于19世纪中国的买办商人,他们无疑是当时中国与西方发生联系的不可或缺的桥梁,近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展开,部分的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对于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引用郝延平先生的话语如是说：“总的说来, 买办成为一种新型的商人,他们活动于中国和西方之间,在近代中国起到了突出的战略性的重要作用.从经济上说,暴发户买办是唯一把财富与专长集于一身的人,因而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带头力量之一.他们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角色属于商业绅士,并充当了条约口岸的社会贤达.从文化思想方面说,支撑新式企业的基础是新的思想和看法,所以当他们成为新思想的倡导者的时候,结果也就成为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挑战者.他们对西方做出反应是基于他们对中华帝国之外的世界的理解.这不是因为他们较少喜欢中国的传统,而只是他们更了解西方.所以,他们是典型的‘边缘人物’,而不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他们既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对不同的文化施加影响.他们在本质上是中西文化交融和混合于一身的文化混血儿.”[2]（P274）

以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他们因势而动,以香山人特有的开放进取、勇敢冒险、务实创新姿态大胆迎接西方近代化的挑战与冲击,抓住机遇,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以思想和切实行动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破冰之旅.他们一生的境遇,既辉煌也坎坷,折射出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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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Xiangshan people Xu Run was born at a time when the tide of 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 swept across the whole world and China was also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towards modernization. In this background, the experience of Xu Run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of China. 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ly, conforming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s a prador； secondly, promoting the tranormation of the prador capital to the national capital； thirdly, taking office in China Merchants Steamship Company and operating mining； fourthly, devotion to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auses. Glory and toughness were intertwined throughout Xu Run′s life, which reflected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Chinese early modernization.

Keywords：Xu Run； early modernization； beginning

〔责任编辑：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