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总落难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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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路过香山知松园,看到镌刻在那块巨大石碑上的陈毅元帅的题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便情不自禁地缅怀起这位青松般高洁的人物.

1970年初夏,“”乱到极点的社会秩序开始稍有好转,我奉调从西宁新华社青海分社来到石家庄新华社河北分社.平心而论,我对石家庄这个城市兴趣不大,这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既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古老而有特色的建筑物,连条一般城市常有的河流也没有,除了白求恩墓之外,简直找不到像样的名胜古迹,让人感到缺少历史的积淀和韵味.但我一到河北分社,一位同事便告诉我,陈毅老总如今也在石家庄,被下放到石家庄车辆厂.这个消息倒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对石家庄似乎也刮目相看了.

记得是1968年春天,在新华总社举办的各分社部分工作人员“学习班”上,军管小组曾经批判“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谭震林等革命元老,但不知为什么,尽管他们骂得唇干舌燥,这些老革命非但未被批倒批臭,名声反而越批越清扬,这恐怕是那些“”们始料不及的吧!

新闻记者的耳朵长,消息灵通,就在我们的“学习班”上,所谓的“二月逆流”的真相已从各种渠道传来,加之人们善于从当时流传的《红卫兵小报》上所载奇文,作反说正解,几乎什么“机密”也保不住的.大家终于明白了：所谓的“二月逆流”究竟是咋回事.原来是,在1967年2月间,陈老总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叶帅、徐帅、聂帅,还有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在怀仁堂和京西宾馆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劣迹,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和极大的不理解.他们反对打倒一大片老干部；反对停工停产“闹革命”；反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反对“弄了一批不懂事的娃娃打头阵”,对老干部、知识分子实行打砸抢,往死里整.他们实在不能容忍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指使红卫兵,把凡是真、善、美的事物,统统置于摧毁之列,把好端端一个国家搞得乌七八糟,天下大乱,大好江山搞得满目疮痍.他们舍得一身剐,站出来说话了!特别是让林彪、之流听了跳起来的是,陈老总竟旧话重提,说“延安整风”是整人不择手段的左的风源；还提到应该接受斯大林种种倒行逆施的教训等最敏感的问题,被当时一些红得发紫的秀才――康生、、姚文元、王力一伙加油添醋,肆意挑拨,报到主席那里,于是“二月逆流”被铁板定案.陈老总被诬为这场所谓“逆流”的“黑干将”、“黑司令”.当我们离开“学习班”之后,又听说,在党的“九大”期间,上海的黑秀才又搞了个什么《陈毅黑话录》,于会间广为散发,结果陈毅被排挤出政治局,只保留了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的头衔.这位曾经统帅百万雄兵,威震敌胆的元帅,于1969年10月,以“一级战备”为名,被发配到石家庄一家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我到石家庄几天后,曾骑车来到市区西部陈老总的住地――桥西烈士陵园隔壁的“小白楼”招待所,当然无缘与他相见,只在门前漫步徘徊多时,却根本不见什么“小白楼”,而是个灰砖平房组成的破败的院子,院内杂草丛生,树木零落,据说原先是一处弃而不用的幼儿园.我在墙外伫立良久,怅然而返.心想,我们敬爱的陈老总确实是被发配流放,削职为民了.

从“”之后的揭秘档案中和出版的书报上,更使我逐渐醒悟到,陈老总本来是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南海的,条件是对“”少发议论,甚至不要开口.这是祸国殃民的曾一而再地对他示意过的.但陈老总根本不听这一套,而是反其道而行,他曾在一些场合表过态：“都快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说,更待何时!”也曾义愤填膺地说过：“那么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被整死了,了,再不说话,老是哼哼哈哈,我这个员便一个铜子也不值!”在一次会上,他还说过：“‘八大’政治报告没有写上思想,是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怎能叫刘少奇一人负责?”就是在场,他也照说不误,比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仗势欺人,指着鼻子训斥刘少奇,声色俱厉地骂他镇压了革命小将,让他到清华大学当众检讨.此时此刻会场上噤若寒蝉,而陈老总却开口了：“我觉得这样做不妥.派工作组是当时的困难局面造成的.他去清华,下不来台怎么办?回不来怎么办?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有错误可以在我们这个会上批评嘛!”几句话说得会场鸦雀无声,许多人都为陈老总的命运捏着一把汗,为他担着一份心.而陈老总初衷不改,该说什么照样说.他又对归国留学生说：“把朱老总说成是大军阀,把贺龙同志说成是大土匪,这是给的脸上抹黑!”“给对外使节戴高帽子,要他们在外国人面前弯腰撅屁股,这是伤害我们国家的尊严!这种在全世界面前出丑的事,我当一天外交部长就不能答应!”等陈老总这些不顾个人安危、掷地有声、正气凛然的话都被记录在案,不知感动和教育了多少心有良知的国人,也气得之流跳起来,自然也埋伏了他个人多舛不幸的命运.

当陈老总到达石家庄车辆厂之前,厂军管小组曾接到河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大意是：陈毅要到你厂调研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你们要向大家讲清楚,此人一贯反对,是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人物,他参加党的“九大”,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的,他来后,厂里可为他安排一个办公室,一周上三个半天的班,与工人一起参加活动等

有一天,陈老总穿一身蓝色的干部装来上班了,他到车间与工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喝着工人递过来的搪瓷茶缸大碗茶,与工人们谈笑风生.人心是杆秤,不论上边怎么指示,工人们对老总还是亲热的.老总通过谈家常,了解工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班组会上,大家爱听他的发言,总是忘记“他讲话不要鼓掌”的上级指示,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开头,有的工人称呼老总为首长,他马上制止,“不要这样叫,我是一个老兵,叫我陈同志或老陈,不是挺好吗?”

那会儿时兴指示贯彻执行不过夜,我们分社女记者韩舞燕去这家工厂了解有关情况,有幸见到陈老总.只见他坐在小会议室的角落里,只抽烟,不发言,但小韩觉得老总那张脸还像从前一样威仪俨然.厂里有位刘师傅也曾对我说过：“陈老总的处境虽然有了这样大的变化,但他襟怀坦白,感人的真诚没有变.”老刘还说：“我与他说话很投缘.有一次老总问我：‘在厂里,你是哪一派呀?’我说：‘我是比较保守的那一派,保皇派.’老总接上说：‘我也是保皇派,最大的保皇派.’说完嗨嗨地笑起来.”记得老总还说过：“我总认为,如果有人犯了错误,领导层用开会的形式,也可以解决嘛!为什么非要搞这么一场运动呢?实在不理解.”

我到石家庄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采访全省先进单位――正定县三角村生产大队.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小刘曾对我谈起陈老总到三角村参观的事,令我感慨良多.他对我说：“陈老总那次来,是我接待的,可以把全过程讲给你听听.”

有天上午,村前来了一辆灰色小汽车,最先下来的是张茜同志,她微笑着对大伙儿说：“陈老总向大家学习来啦!”她这一说倒把我的脸说得火辣辣的,因为我们中间,除大队领导外,县上领导一个也没有,我算是最大的“干部”啦.接着陈老总也笑眯眯地下车了,我觉得老总的脸色不算好,不像照片上那么精神了,车上只有一名司机,连个警卫员也没有.我们把他们请到大队会议室,没有准备烟茶,只有大碗白开水.对这种接待规格,陈老总并不介意,依然说说笑笑,挺和蔼的.我抽的烟是两角六分钱的上海“飞马牌”,想敬老总一支又不好意思,倒是老总先开口了：“小同志,你抽的是什么烟呀?”一句话使我明白过来,老总大概没带烟,赶紧给他敬了一支“飞马牌”.老总接过烟,又掏出一元钱,请队里人到村供销社去买烟,买来的是郑州出产的两盒“前门牌”烟,他给在座每个人递了一支.他的表情挺亲切,说的四川话大家也能听懂.记得他还就近到庄稼地看了看,走访了几户社员,我们也没给社员介绍他是谁,他看到解放这么多年,群众生活依然很苦,心中不是滋味,这从他紧锁的眉头可以看出来.

石家庄地区的赞皇县位于太行山麓,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晋冀鲁豫地区129师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刘伯承、指挥战斗的地方.陈老总来到这里,像旧地重游似的,处处有战友的足迹.我在赞皇县听说,当地领导对于陈老总并不管“接待要低规格”那一套,使他感到宾至如归.赞皇县出产的大红枣,肉厚香甜,远近闻名,县里要送他几斤,老总一定要自己掏钱.消息传到省里,不料那位“”初期奉命接管北京市委,后来成为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北王”大发雷霆,说什么“他陈毅下来是接受改造的,下乡去买的什么土特产呀!”有人对我谈起这件事,使我想起“龙困沙滩,虎落平阳”的故事,心想省里这位领导也是个老革命了,假如还有点正义和良知的话,对当年这位叱咤风云,为党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的目前处境,即便不能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明打明地加以保护,也该在暗中给予同情和关爱吧,怎可火上加油,相煎太急呢?可惜他只唯上,不唯真,向轻点说,也许是缺少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吧,嗟乎悲夫!

平山县的干部告诉我,陈老总到石家庄后,第一次下乡是到西柏坡.在那里,他没有受到冷落,没有尝到世态炎凉的滋味,使他心里暖烘烘的.他见到村干部像见了亲人,与他们一起吃了庄稼人的饭,喝了庄稼人的酒,像“少小离家老大回”那样.他好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也许是因为多喝了几杯,话也多起来,他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哪!”嘴角却有几分不易察觉的轻蔑,一位上岁数的村干部应对道：“你陈老总是甚样人,谁不知道呀!你可是有大功劳的人哪!”当陈老总返回石家庄时,刚走出村口,就被在田间劳动的乡亲们认出来了,大家把他围起来,每个人都想对他说几句话,恋恋不舍地目送他的汽车转过山脚.

夫人张茜在石家庄制药厂劳动,她回到住地还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加之精神压抑,身体愈加羸弱,强打精神支撑这个“家”.当她要拆洗被褥、床单这些大件时,老总也来打打下手,可惜没人把当时这些“景观”拍摄下来.

陈老总这一生,多次被贬,多次蒙冤,所受诬陷和冷遇数不清,但每次都不能把他打趴下,而且越战越强,百炼成钢.在北京,在副总理、外交部长的岗位上,繁重的工作任务,使他忙得喘不过气来,恨不能把一天变成48小时.而在石家庄,鬼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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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陈老总一生中受过多次大的打击,但他无怨无悔,宁愿承担自己光明磊落的言行所造成的一切不应有的后果.如今他似乎已经抛弃了一切个人崇拜和尊崇,放弃了一切权势和荣辱,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切本不该接受的命运安排.但他绝不依靠哪方神圣的恩赐,更不屑看谁人的眼色行事,有的只是博大的胸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夜深不寐时,他时刻挂念着他的孩子们,更挂念着少奇、贺龙、陶铸等以及所有共过患难的战友们.如今他们栖身何处?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使他忧心如焚.祖国这条大船何时能端正航向呢?!

在北京,在“”中的头两年,陈老总没完没了地被批斗,被“砸烂狗头”,但从不低下他那英雄的头颅.中国要向何处去?这位从来对祖国的命运怀有强烈使命感的人物怎能不霜雪满头,身染沉疴呢?1970年六七月间,他开始腹泻肚痛,有时夜晚痛得醒来.张茜焦急万分,而老总还大咧咧地说：“你愁个啥,会挺过去的!”

1970年9月下旬,陈老总接到要他去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只能带病前往了.未料这位从“桃花源”中来,对上层政治斗争所知甚少的人,又一脚踏进陷阱里.在会上,他被分配到“华北组”,看到有几位不指名的骂狗头军师,他也气不打一处来,骂上几句；听到有些人在发言中希望兼任国家主席,他也随声附和,谁知又“站错了队”,真是动辄得咎,出口就错呀!

政治上的“雪上加霜”,加重了他的病情.当时林彪同伙黄永胜还在台上,他向黄请假回京治病,被黄粗暴地驳回.回石家庄后,度日如年,张茜这才给周恩来写信,周总理指示：尽快回京,径直到301医院.动身那天是1970年10月20日,陈老总从此离开了那个给他留下许多不愉快记忆的石家庄.可是谁知301医院当时还被林彪死党控制,他们的政策是：治病要为政治服务,要服从“专案”要求.屡屡告诫医务人员与陈毅划清界限,对他的病采取了敷衍和拖延的卑鄙伎俩.先推说没有床位,后把癌症诊断为“阑尾炎”,前前后后耽误了整整半年时间.当1971年确诊为结肠癌时,病情已经是晚期,错过了有效的治疗期,周恩来总理虽然采取了多种抢救措施,也回天无力了.

1972年元月初的一个早晨,天还麻麻亮,有人敲我的门,站在门前的是著名中医大夫蒋伯鸾老人,此人在针灸上有不少绝招,是天津妇孺皆知的“金针大王”.他阴沉着脸,声音有些颤抖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陈老总去世了.”我的头嗡了一下,两人相对无言.这样一件平常的事,说明人心的向背,说明老百姓对陈老总的深情.○

(郝翠英摘自《炎黄春秋》)

责任编辑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