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窥陈寅恪的比较文学与“比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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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所表述的比较文学中的比较观念,众家纷争的着眼点于两处：其一是关于所谓“比较”的提法是一种“比较”观念的纲举目张式的梳理还是一种学科自觉的油然生发；其二是是否是在坚持所谓影响研究的合法性,而反对平行研究.研究学科初始的“元”系列的研究人物时应当,切实联系学科出发点,要还原本真.

关 键 词 ：陈寅恪；比较文学；比较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40-02

“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比较文学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1］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是陈寅恪针对清华大学1932年夏考国文科目有对对子一事向委托人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写的一封信.信中洋洋洒洒五千古白话主要讨论的是比较语言学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比较文学甚至发展至一般比较研究的法则.上述一段话则是被比较文学研究者封为经典论断而揣摩深重、评论不一而足.

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是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大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囿于时代以及个人学科兴趣、研究方向的限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详细地系统性的论著,但是由于多方涉猎,不可避免会于众多书信、论文中提及自身对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一种归纳与慨叹,多为宏观方面的文化研究,寥寥数语却字字珠玑.这些极富启发意义的探幽烛微,成为如今比较文学学科在比较诗学、影响研究、文类学、译介学等范畴的研究借力点与生长点,生成了丰富的学科探究成果.《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就是在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范畴上的典型例证.

对于陈寅恪在比较文学理论上的贡献,各家评论不一,对于文首一段,学界纷争的论点有二：

一、“比较”：一种比较观念纲举目张式的梳理,还是一种学科自觉的油然生发

早在90年代,无论是钱文忠［2］、桑兵［3］还是刘建明［4］等几位先生对于陈寅恪先生在学术探讨上进行了梳理,尤其是《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对于陈先生的研究方法归结为“比较”二字.无论是史学范畴、还是语言范畴,比较的确贯穿陈先生的研究始终.陈先生不是单纯的比,而且是有根据地、有背景地比.但这种梳理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一种学术观而看待.

近些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从本文文首一段可以看为“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解和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5］,举出的理由是指陈先生强调在比较之外的“流传的路径、影响的范围以及发生的变异”,并认为“这一理解与作为学科存在的比较文学的主张是基本一致”.

不可否认的是,同吴宓一样,陈寅恪先生确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这一点的理由不容赘述.本文私自认为肖先生的想法仅基于《与》书这句而得出论断多少有些刻意拔高.

梵·第根、基亚等人在反驳克罗齐等人时,对比较文学的攻击有这样的说法：“比较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特征,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研究,而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他们的观点,以及现在所说丰富成为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6］的“四个跨越”的定义来看,陈寅恪在这里仅仅是“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与“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间的一个起步性的过渡.

（一）不应该断章取义.前文“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后文“比较研究方法之义既如此,故今日中国必先将国文文法之‘格义’观念,摧陷廓淸等”等皆为从语言比较的角度来探究“格义”的问题,所谓“比较文学”仅仅是恰举周边事物而类比相似的思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其目的是为了吸收,而吸收必须以我为主体”这一作为“进一步发挥与补充”的观点说明了,陈先生跨越着的只是从“是”到“不是”的一小步,同时还是围绕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目的”.如此功利化的命题,鲜明地昭示着中国比较文学起步阶段所留下的的深刻烙印.他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提出真正的比较文学的实质,这是不完整的学科自觉.因而虽然“这里仅仅是陈先生比较文学观的萌芽,因为它没有提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肖先生的这一观点多少是给自己的一点补充,但以此判定陈先生在将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这个层面,与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这个层面上,跨越了一大步,这是存在商榷.

（三）肖先生略写的陈寅恪在有缺陷的思想指导下认为“比较文学除了研究跨越性的文学现象外,还可以研究非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这就与比较文学的本质不符合的”的认识,以及对于其局限性受到法国影像学派和自身传统学术观念考证倾向的原因分析,恰恰是明确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我想强调的是,陈先生只是在中国比较文学含义发展和学科建立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但并非标志着其学科的自觉.历史地看问题是没有错的,但是切实地思考“度”,不盲目地推崇与妖魔化,有一个含义的限定也是比较重要的.

二、孔子与歌德：影响研究的合法性与平行研究的可行性

陈先生把“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看成是“穿凿附会”、没有“历史演变和系统异同”观念的产物.孙彩霞由此先生斩钉截铁地认为,“在可比性问题上,陈先生强调影响研究的合法性,而否认平行研究”［7］.肖四新先生则根据陈先生实证研究的崇尚认为,陈寅恪“注重的是那些有事实联系的文学关系的研究,而对平行比较则抱高度的警惕与不信任”［5］.在这之后,肖四新还从中引申出对于“阐发研究”的看法,认为上述引文前后文中所谓的“格义”阐发法是一种误导,阐发会导致“穿凿傅会之恶习”.

在这里本文认为,现在之所以有这种观点,不排除是美国学派的平行比较日趋完善对于当下比较文学者的一种评价,是对历史为胜利者书写的证明.

而究其本身思潮产生发展的原因而言,一方面,在影响研究上有着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他“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8］,这固是非常值得欣赏的一面.作为考察史学与佛学名家,陈先生大多从佛教对文学影响入手,比如《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比如《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文章来看就是绝好的证明.而其中把握到的规律,恰好是属于比较文学中最为核心的基础的具体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其实陈寅恪所处的时代恰好是法国比较文学影响学派盛行的年代,包括吴宓等人对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界的传授都依托在重考证轻平行的时代和宗派倾向.这是具有学术研究的时代性.

本文认为,陈寅恪先生实际上并不反对所谓“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的本身,平行研究在陈先生这里有着潜在的可行性.一者,他所反对的“平行研究”是反对缺乏融合度的随意搭配,反对“阐发研究”中不考虑外国理论体系是否适用中国实际应用情况,不论具体语言思想成长环境是否适宜,就不加分析地进行穿凿附会.二来,实际上他也会用“平行研究”的思路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如《论再生缘》中论西洋小说的精密而中国小说在结构上的显著缺憾,则是最为明显的平行研究思维方法而形成的文类学上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学人如果不经系统训练达到高度自律,对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具有历史研究和系统异同之观念,配对配的毫无相关,仍然难免重蹈清代经学和近代古史研究穿凿附会的覆辙.因而,浅尝辄止地看陈先生的论著只会一知半解,甚至错意以致南辕北辙.

三、还原本真,如何观陈之比较观

从陈先生本身对于比较和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来看,本文认为,其实他一直处在所谓的比较文学学科建制或者说是学科自觉的“蒙昧”时代.

一个学科的建制是建立在明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拥有深厚的理论构架、清晰的概念梳厘、学科概念的实际运用、一定数量的学科著作与学术实践等重要条件必备的基础上的.并不同于自然科学一样有着客观的依据,人文学科尤为需要这种概念上“人为的”“主观的”划分.

中国的比较文学在起步阶段带有鲜明的外来文化吸收性和学科成长目的性.朱自清提出要在“参考外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下“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陈先生所在的时代给予了他一个学科建立过程的客观舞台.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所专长的史学领域与文学有着深远的渊源.所谓古代文史不分家,将二者均放置在“比较”这幅眼睛观察下,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诞生之初的年代作为了中国在此学科“元著作”而存在,有着概念的文史含混交杂.类似的,他所擅长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所导致的必然的比较化的研究视角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意义同样如此.因而,我们在看陈先生的比较观时,应当注意研究先辈们的切实学术出发点,认真考虑他们所站立的舞台,尤其是“元”字号,即为学科初始阶段的人物学术探究尤其应该如此.不应该因为其地位而一味生拉硬扯,为自身学科“拉大旗作虎皮”.还原本真,才是观陈先生比较观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