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收红包协议”能否包治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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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针对教育领域改革、医疗卫生改革等热点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杨晓超表示,今年5月1日之前,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会推广签订拒收红包协议,医患双方通过签署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

近年来“红包病”愈演愈烈,并成了久治不愈的社会顽疾.患者送红包,医生收红包似乎已成了医院的另一道“风景线”.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国家卫生和计划委员会明确提出要求,要求各大医院患者与医生必须签“拒收红包协议”,彰显了党和政府遏制医疗腐败的勇气和信心.然而,一纸“拒收红包协议”能否管得住“红包病”?公众不能不心存这样的疑问.

这几年围绕着行风治理问题,人们可谓是煞费苦心,尤其一些腐败“高发区”更是纷纷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约法三章”,比如门出台了“禁酒令”,法院、检察院纷纷制定“宣誓誓言”,意在从制度上对腐败行为进行制约,其初衷和用意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很难善始善终,最终致使这“规定”那“制度”沦为“稻草人”——中看不中用.

“红包病”问题由来已久,要治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可谓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是绝不能因此讳疾忌医.要遏制“红包病”首先要从体制和机制上进行改革,出台完整的制度设计,铲除红包赖以生存的空间和土壤.目前的情形是,患者一旦进了医院,完全听从医生的摆布,既无话语权,更无裁量权,主动权完全掌控在医生的手里,如果在就医问题上医患双方平等对待,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其次,要改变目前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患者之所以甘心情愿地“送红包”,一是看重医生的名气,希望由权威医生来主刀；二是患者为了得到就医优先权,不得已而为之.试想,如果医疗资源配置合理,医疗资源不再为少数医院所垄断,为了争取病人医生之间甚至互相竞争,患者还需要“意思”吗?

三是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时下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行贿送礼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成为办事的不二法器.某种程度上讲,患者住院接受治疗也是一种有求于人,为了安全起见,很多患者只好违心地“送红包”.如果社会风气没有明显的改变,社会中人送礼成风,想杜绝红包恐怕很难,毕竟法不责众.

总之,遏制红包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需要社会的积极监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红包病”都难以根除.靠一纸“拒收红包协议”来遏制医疗腐败,往往难以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