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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15日,鲁迅《致台静农》信中比较自己与郑振铎治学路径的不同,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这种不同,还不仅仅是资料选用的差异,还在于如何编纂文学史.在鲁迅看来,郑振铎的工作,更近于文学史资料长编,还未上升到“史”的层面.资料长编,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提高研究水准,更有待于“史识”的加强.可以说,史识是历史研究的灵魂所在.
这一年,鲁迅五十二岁,已经名满天下,而台静农则刚过而立之年.我相信,鲁迅的这番话,对于台静农而言,一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八年后的1940年,台静农在重庆白沙女师讲授文学史,就是在鲁迅学术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中国文学史》的撰述.
鲁迅虽然对于资料长编不甚以为然,但是他自己做学问,往往从资料长编做起,先后编校了《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嵇康集》《谢承〈后汉书〉》《虞预〈晋书〉》《虞喜〈志林〉》《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等汉魏六朝文献资料.对于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分门别类地编纂资料的方法,鲁迅也曾给予高度评价.1927年,他在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高度评价此书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等辑录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等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这异彩,就建安文学而言,就是刘师培概括的清峻、通脱、聘词、华靡.而鲁迅则将“聘词”与“华靡”改为“华丽”和“壮大”,其义一也.台静农对于建安文学的异彩亦持此一看法.他于“清峻、通脱”之外,更加注重魏晋文学“由校练名理到老庄玄学”的转变及其缘由.系统、全面、客观地编纂资料,就一定会出相近的结论.这就昭示我们,人文学科,并非见仁见智,全无客观之标准.
在《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一文中,台静农先生对中国古代五十余种文论典籍提要钩玄,作了系统的论述,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方法及研究重点.在此基础上,他特别强调了传记和年谱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知人论世的最重要途径.
论及两汉辞赋时,作者从赋的本义说到假借义,通“敷”,通“布”,又通“诵”.每立一义,言必有据.受此启发,还可以联想到赋与颂之关系.所谓诵者,即吟诵之谓.而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诵”通“頌”,亦通赋.《文选序》称：“颂者,所以游扬徳业,襃赞成功”,则恰好是汉赋“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古代,诵与颂,颂与赋,往往互通并用.《两都赋》中“诵曰：盛哉乎斯代”之“诵”,陈八郎宅本五臣注、朝鲜刻本五臣注、《后汉书》并作“颂”.王褒《洞箫赋》,《汉书》谓之《洞箫颂》.扬雄《羽猎赋》,其序作“颂曰”.潘岳《藉田赋》,臧荣绪《晋书》以为《藉田颂》.故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古人赋、颂通为一名.不歌而颂,谓之赋,故亦名颂.又譬如论及南北朝时代的俳赋,认为这是一种“介乎诗、赋之间的一种新体.即一篇之中,经常多杂以五七言诗句,推寻源流,则与声律说之兴及律体之形成有关”.这也是非常有趣的见解.过去,我读班固《竹扇赋》,发现其基本是七言形式.但到底是诗,还是赋,我始终拿不准.而台先生用俳赋加以辨析,这些问题就焕然冰释.不仅如此,台先生还论及这种文体对于唐代律赋和歌行的影响,视野可谓开阔.
以上所论,多是字义的辨析,对文体的考察,这是台静农先生研究的起点.他对于中古文学史研究贡献,更注重于社会学、文化学和民俗学的综合研究.在《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中,他专门论述了作家的文学环境研究,认为作者的思想感情与创作活动,无不与时代风气、家庭出身以及朋友影响密切相关.据此,他论述秦汉文学,就专辟一章论及“汉代方士、儒生合流后所形成之神异故事”,就是以往文学史家所忽略的内容.
鲁迅论及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曾用“药酒·女·佛”四个字来概括,药与酒的关系,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已经做过精微的论述,而女与佛,是指宫体诗和佛教文学.宫体诗的研究,相关论述相当多,台先生能够在普遍贬抑声中发现宫体诗也蕴含着某种反模拟的革新倾向.而佛教文学,在文学史上专辟一章,则始于台静农先生.《中国文学史》第四编南北朝隋编之第八章《佛典翻译文学》分为两节,第一节论“后汉、魏晋及南北朝的佛典译人及译经”,属于佛教文学的目录学研究,第二节则论述佛典翻译的文体,属于纯文学研究.作者辨析佛典语法与文体的变化,进而论及文学情趣的发展.他认为马鸣的《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