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学的弱势民族书写:一个文学史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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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华文学中的弱势民族书写是本土性建构的重要元素,也是叩入华族与其他弱势族群微妙与复杂关系的一扇门.本文以文学史的视域宏观地把握马华文坛的这种创作现象,在粗线的文化／文学概念观照下,同时结合微观的具体文本阐释,在所划分的三大文学史时期中,窥探各期的书写特征,同时也内在地展示不同阶段文本的异同.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国族观念、身份认同、文化取向、社会关系、经济条件、审美追寻等的催发下,弱势民族书写了在南岛雨林中散发出异丽多彩的传奇.

关 键 词 ：马华文学；弱势民族写作；文学史；本土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1)01－0082－14

绪言

马华文学不论被诠释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或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两者(华人、华文)都具有浓厚的“华”(作为语文或族裔)味.无论如何,生活在多元族裔语境中的马华族群,同时又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况中,不管以何种意图或目的,自觉或非自觉,马华文人很自然地会以其他弱势民族作为书写对象.本文正是要从文学史的脉络,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去考察马华文学如何书写弱势异族,特别是以弱势／少数话语去掌握弱势民族书写的轮廓、变迁、意义与价值.与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弱势民族书写的倾向又如何建构马华文学的独特性

弱势民族可以指全球化论述中的少数民族(minority)、斯皮瓦克(G.C.Spivak)所说的属下者(subbaltern)、后殖民视野中的被殖良者(政治殖民或文化殖民)、政治意义上的被主导者、被边缘者、被歧视者、被压迫者、被放逐者、阶级分化中的下层阶级等等.笔者非常认同宋炳辉的观点,弱势民族的概念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它的相对性,再是它的流动性,因此对它的语义分析也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相对性的层面来看,马来西亚华人自身在某个程度上也属于弱势民族,尤其是在政治的层面上,因为不管是在殖民地时期,或者在新兴的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权力的结构中,都属于被主导与被边缘化者,即便已经成为真正的公民,也仍然是当家不当权.但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结构中,比华人在政治权势、经济实力、文化力量、社会凝聚力、教育水平更弱势的民族大有人在,相对而言,华人的“弱势”在这些“更弱势”的民族来说,往往又成为“优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华人更成为了这些“更弱势民族”的压抑者.谈到“弱势民族”概念的流动性,马来族可说是明显的例子.在殖民统治时期,他们也和其他在地民族一样是“弱势者”,但是独立之后由于他们大权在握,因此又变为主导者.这恰恰印证了福科(M.Foucault)所说的权力的“流动”性质：“权力可看成是在循环的过程中,具有一种链状的结构.它从不固定在这里或那里,不是在某某人的手中,不像商品或是财富.权力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运作和实施的.不仅个人在权力的线路中来回运动；他们同时也总是处于实施权力的状态之中.他们不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他们也是发号施令的成员.”文学中如何去表述这样的复杂关系,也是本文尝试去处理的课题.本文尝试从三个历史阶段去论述这种书写倾向,即殖民时期、独立运动时期及后殖民时期,展示这三个时期的弱势民族书写的异同,并从中归纳出这类书写的整体倾向与特征.

殖民时代：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在殖民时代下产生的马华文学,加上受到中国五四与左翼文学的反帝反殖的激发,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殖民倾向,一类是较直接的反殖民意识的表达,如《》、《十字街头》等,另一类是间接的书写弱势他族的遭遇／故事,实际上是借他人酒杯,表达本身反殖反资的讯息.即使是表达对弱势民族的同情,也是“在同情中包含一种对自身生存命运的深深恐惧,而对其中敢于反抗、进行不懈奋斗等则感到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和激励”.马华文学的弱势民族的书写始于1920年代中期的南洋文艺时期.受五四新文学激发的马华新文学,从一开始便完全以五四新文学为马首是瞻,亦步亦趋,表现出非常中国性的况味.经过了五六年的光景后,文坛中开始吹起一股小南洋风,一些居于南洋的文人,将不少南洋素材写入文学里,开始提倡南洋文艺.除了对南洋地方的风土民情、奇风异俗、南洋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捕捉之外,马华文学也开始对异族感兴趣,而写得最多的当然是那些在殖民压抑下的弱势族群.

在殖民统治的宰制下,华人(当时仍是华侨)、马来人、印度人都有着不能自主、被歧视被边缘化的共同命运.华裔作家笔下的弱势民族,经常被形塑为与华人有着共同命运的“他者”.实际上这个“他者”经常是内化为华人的自我形象,或者是与本身有着血肉相连、同仇敌忾的战斗伙伴.因此对这些弱势民族的书写经常被转化为对本身族群命运的观照,或者成为在左派反帝反殖思维下的延续.我们可举短篇／中篇小说如《拉子》(1929)、《育南与旦米》(1930)与《拉多公公》(1930)作为分析对象.

《拉子》写一位达雅族汉子的复仇悲剧.这位汉子和一群族人攻击殖民者失败后被拘捕,殖民者见他肌肉结实、英勇善战,非但没有杀他,反委任他为巡查,要把他驯化成为一名殖民者的爪牙,“以拉治拉”,为殖民者做牛做马.起初他迫于无奈,再加上妻子也落在殖民者的股掌中,因此暂时屈就在殖民者的淫威下.后来,当他发现殖民者仍然不停地残害自己的同胞,抢夺他们的土地,他再也忍无可忍,便不惜一切代价地豁出去,他先杀了自己的太太,把太太的头颅砍下挂在腰间,然后冲进殖民者聚集的人群中,疯狂杀戮.虽然他自知无法逃脱而跃江自尽,但是他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反抗精神,确实鼓舞着华人的反殖动.作者把他的故事放在殖民统治的背景中,实际上是激励华人不要贪生怕死、逆来顺受.

王探的《育南与但米》(1930)写但米因为来自贫寒家庭,父亲只是白人家庭中的_名雇工,收入微薄,又经常酗酒,因此被人瞧不起,尤其是阶级观念很强的育南父亲,百般阻止育南和他交朋友.但是,天真单纯的育南脑海里没有阶级之分,不顾父亲的反对仍私下与但米交往.当父亲要他把但米视为属于一个臭的、愚笨的、卑贱的、弱小的、可耻的民族时,他说：“等所以应引为朋友,而援助他.”显然,这篇小说巧妙地安排了压迫者内部的“反动”来消解压迫者的气焰.这篇文本和其他左翼文本多以二分法强调非友则敌的观念较不同,反而探讨敌我双方建立友伴关系的可能,在意识上至少具有较高的境界,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华人自我欲获得平等对待的愿望.

《拉多公公》所表述的主体是马来族群.马来族群在独立后的马来亚／马来西亚,不管是在族群的人口比例上或政治代表权上,都可归为主导族群.但是,在殖民统治时期,他们也和华族、印族、少数民族一样,属于被殖民的弱势民族,受英国人的制约与压迫.《拉多公公》一方面写马来族群如何从自主的族群滑向被奴役的族群,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华巫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斗争的愿望.主人公拉多公公是开拓南洋诸岛的拓荒主,后来华 人领袖三宝公带着一批华族移民来继续开垦建设,与拉多公公合作无间,把南洋诸岛建立成理想的家园：“却(恰)好这时三宝太监带了许多华人来了.他访见拉多公公,一见如旧,意志相同.他俩在这儿结成了弟兄了.等三宝太监果然能干,他在这儿建设了不朽的事体(业),他将华人留居此间,与原有的天国宠儿合作携手,祸福与共,这块地方呵,就益发美丽可爱了.”

后来拉多公公沉迷于个人的修行,但修行经年,仍然无法得道,因此他便萌生不如归去的念头.他终于回去了,没想到当时自主的马来族群,如今却被殖民者奴役了.拉多公公痛下决心,要联合三宝公一起第二度“开天辟地”,把殖民者赶走,还我河山.但是,到底拉多公公最后是否成功文本没有交代结果,这种开放性的形式留给读者去想象,马来人与华人的联合会开出怎样的花果.如果我们把年代与文本的创作年份(1930)再推迟27年(1957),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华巫的联盟终于让马来亚摆脱了数百年的殖民统治而取得独立.作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文本表达的虽然是拉多公公／马来族群的愿望,实际上也正是华族的殷切期待.

独立运动时期：生命共同体、奉爱国之名

日据时代华人的抗日斗争使华人觉悟马来亚这块土地是他们撒播热血的地方,对这块土地逐渐产生微妙的感情；尔后马来民族所发动的独立斗争运动更让他们感觉本身应该成为独立国家的公民,以确保自己与下一代的权益；这两种因素迅速地形成了华人国族认同的转向,从爱中国变为爱马来亚,从“生做中国人,死为中国魂”到成为南洋的儿女,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在这雨林密布土地肥沃的南洋土地上灵根自植,期待着另一次的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在这种心理指导下,华人前所未有的把其他族裔视为生命的共同体,提倡族裔之间的互助互爱,守望相助、携手并肩,共同建设美丽的家园――没有殖民的剥削,一个独立自由的马来亚.

我们发现从战后到1957年独立前后,在提倡马华文艺独特性与爱国主义文学的大原则下,马华文学的弱势异族书写有新的态势,跟战前较倾向“借他人酒杯”的方式有所区别,不再借弱势他族来批评殖民者／压迫者／歧视者,而是把弱势他族的命运与自己连接起来,成为生命的共同体,同甘苦共祸福,创造更美好的马来亚.

《乌鸦港上黄昏》虽然重点不是写弱势民族,但是在文本中却有着那个时代较典型的文本样态.主人公伙金,一位南来的华人渔夫,在一次海难中大命不死而被浪花冲到岸上,气若游丝,多亏平时与他间有来往的马来渔夫沙立夫及时发现及搭救,更借给他舢板渡过对岸回到自己的家.作者韦晕突出了这段华巫关系的美丽乐章,倡导在危难中华巫守望相助的可贵：“嘿,那是一个马来渔夫托高了自己的头灌了一杯热口羔呸(咖啡),这就是沙立夫,常常的气弄自己,把手去摸自己的癞痢,喊‘摩突’(秃头)的那个狭抓鬼.等什么时候,沙立夫挪了那士路马(椰浆饭)来喂了他老几口,精神慢慢回过来了.”

虽然轻描淡写,间中还带点幽默,实际上却有着更深刻的意图.这是50年代初爱国主义时期的作品,虽然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殖民者还未撤离,马来人与华人仍然生活在殖民统治的阴影底下,这就是为何仍把马来族视为弱势民族的原因.当然,这篇文本在时间上已经是预设在殖民之后的马来亚社会,除了认为“中国性”应该退守、让“本土性”能够滋长起来之外(以伙金悄然离去成全年轻太太阿珠与鱼行小伙子的恋情作为隐喻),还有憧憬着在独立后的马来亚,华人马来人如何互相扶持,真诚相助,平等对待,一同建国.当然这样的憧憬最后在马来人真正掌权后破灭,华人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被边缘化冲击,但是当时又有谁能够预料到这样的境况呢当初的憧憬如今成为一种嘲讽或许是华人的一厢情愿但是,不同族裔之间的互助互爱倒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人道主义原则,特别是在今天这地球村的时代,显示了文学可以穿越政治的排外主义而直达人性的崇高理想.

陈北萌《给赶牛的吉宁人》,也是憧憬着没有剥削时代的到来.写法虽然不像《乌鸦港上黄昏》直接展示族裔互助的实景,但是藉着对印裔民族遭遇的同情,表达了愿意扶持与代言的心念,也是展现生命共同体的倾向：

每次,每次／当我看见你们底鞭子响着咒语／打落在那些贪吃路边一颗嫩草的老牛的身上／打落在那些顽皮而可怜的牛犊的身上／那时候,我就不禁要为你们的身世叹息／呵,被奴役的朋友／你这执鞭的黑人呀／难道你会忘记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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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听不懂我的问话的异族呵／假如你可以在这黄昏里停下来和我交换心事／那么／我还要问问你／你的主人叫你把这些牛的头角扭弯／是不是／为了叫它们终生不能反抗那无休止的／挤奶呢

这篇文本比较突出的地方是以第一人称叙述,而叙述的对象是弱势他族――印度人,这形成了很鲜明的自我－他者(我－你)的结构.也就是说,叙述自我参与／干预了叙述对象的生活画面,而非一位冷凝／不在场的叙述者.叙述自我的显现,直接表达了对叙述对象的同情,要唤醒叙述对象的麻木不仁,鼓舞叙述对象不要甘于做牛做马、逆来顺受,而是要“呼喊”,起来反抗不合理、不公平的对待,争取本身的尊严与幸福.叙述自我把叙述对象视为友伴关系,而非只是冷眼旁观,讲几句无关痛痒的同情话.“那时候,我就不禁要为你们的身世叹息／呵,被奴役的朋友”可能还不算很切身,但是,来到最后一阙,“朋友,听不懂我的问话的异族呵等我还要问问你”,就深切表现了叙述自我急不及待要唤醒叙述对象,别再低首俯顺,要去争取应得的权益.

后殖民时期：冲突与和解、多元的视野

各族群在殖民时代被白人统治者分而治之,当殖民者撤走之后,彼此虽可自由交往与混居,但却要重新适应与调整以面对新的自由交往环境.因此,独立后弱势民族的主要书写倾向,是叙述华人与弱势民族的微妙关系,这样的关系不像独立前的文本较趋于直线式,而是有更多的弯拐与曲折、撞击与回旋.在华异关系的突出描绘中,最能揭示华人对弱势异族的心态,也最能体现马华作家的人文素养与处理族裔政治的能力.这不只是纯粹的族裔关系,也是一种权力的关系.不单只是心胸的问题,而且还是一项民族自信心的考验.

后殖民时期对弱势民族的书写对象更扩大了,不只是印度人或依班人,还有沙巴与砂拉越的其他土族、来自印尼、菲律宾的(非法)外劳、甚至来自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等.独立后,英国人把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马来精英,使马来族从之前的被殖民的族群摇身一变登上主导族群的位置.虽然马华文本仍然不断有马来民族的书写,但是这类书写已经不能定义为弱势民族书写的范畴,而必须定位为普遍的异族(或强势[／主导民族)书写了.另外,文本对这些弱势民族的刻画也比前期更深刻,这可能是书写技巧的提升,同时也是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的加强,特别是对弱势民族的文化与背景知识的掌握,使文本能够进入吉尔兹(C.Geenz)所说 的“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下文尝试把弱势民族书写分成四个向度来分析：

1.双重视域

李永平的《拉子妇》是独立后最受重视的书写弱势民族的文本之一.这篇发表于60年代的短篇小说,书写两代华人对异族通婚与弱势他族所持的不同态度.上一代以爷爷反对得最强烈,不只要和娶依班族／拉子为妻子的三儿子断绝父子关系,甚至还在异族儿媳妇要向他敬茶时,把茶水泼在她的脸上.三叔虽然当初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娶拉子,但是却不能从一而终,最后还是无法摆脱社会的压力以及个人的喜新厌旧,抛弃了拉子太太与所谓“半唐半拉”的儿女,迎娶一位年轻的唐子.

以叙述者作为代表的新一代(还包括叙述者的妹妹),却对拉子妇的遭遇给予深切的同情与怜悯.他们小时候由于受到长辈的影响而“轻视”拉子,也学着成人大喊“拉子妇”,而不是称呼“三婶”.但是,成长给他们带来见识,对孩提时代鄙视拉子感到后悔,总是希望能够当面向三婶道歉.但是,当他们想要道歉时,却又把将要出口的话吞回去,始终没有说出来.是因为潜意识里还是看不起拉子呢,还是华人文化中本来就是很难认错的心理使然,这当中尚有值得探究的空间.无论如何,至少在理智上,文本还是把他们刻画为拉子妇的协助者,他们要求三叔让刚分娩不久的三婶多休息,得知三婶患血漏症后着急地要三叔送她进医院,他们关心混血堂弟妹.他们对三叔所说的“拉子天生低贱,怎能做一世夫妻”、“谁叫她是个拉子”的言论无法认同,但是他们却无法改变拉子妇的命运.拉子妇以及她的儿女最终仍然被送回长屋去,最后因贫病交加郁郁而终.

这篇文本以上下两代人对拉子妇的不同态度开展故事,这样的布局使文本出现双声调,带出文本的张力,是文本的艺术魅力所在.而两种不同的声音,也揭示了华人对弱势他族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汉族优越感,甚至带有沙文主义的倾向排斥文化上比较贫弱的异族.或者说,他们仍然具有强烈的大中华观念,不愿接受一位外来者的闯入而冲击他们家庭的中华色彩,稀释他们的传统文化.另外一种是以一视同仁的态度接纳弱势民族,同情他们的不幸与遭遇,把他们视为平等的人类,愿意去理解与接纳他们.华族的下一代比较没有传统的包袱,同时接收本土的资源较多,因此与上一代的态度有所差别.

2.从冲突到和解

除了以两代人对弱势民族的不同态度的叙事方式外,第二种范式是对弱势民族从误解到理解的态度转化,梁放的《温达》与《龙吐珠》可作为最好的例证.《温达》叙述一位华族工程师对探测队里的一名达雅族厨师态度的转变.起初,这位华族工程师(也是文本的叙述者)抱有华族与阶级的优越感,鄙视那位达雅族厨师,对他诸多挑剔,怀疑他偷用自己的牙膏牙刷、指他烧菜不卫生、嫌他身体有异味等.但是,这位他所轻视的异族,却在一次他即将被一条毒蛇攻击时,及时地救了他,杀了那条毒蛇.他对过去的偏见感到羞辱,重新以正面的心态去理解温达,发现温达有许多的优点,并和他建立起很好的友谊.他们的友谊甚至在结束同事关系之后仍然保持下去,叙述者经常还去温达的长屋探望他.从误解到理解,从排斥到接纳,《温达》写出了华人与弱势异族的美好结局.

《龙吐珠》就没有这么圆满了.主人公从小就深受父亲华族优越感的影响,因此对自己的依班母亲在心理上产生排斥感.虽然父亲回唐山之后,母亲对他关怀备至,但是他就是无法体会母亲种种的好,只知道有一位依班母亲,是要被同学耻笑的,因此当母亲到寄宿学校去探望受伤的他时,他感到很丢脸,一直催促母亲回去,完全不顾念母亲老远奔波跋涉而来.大学期间他完全没有再和母亲来往,后来他从台湾留学归来,也有自己的小孩后,才想到要去长屋探望那位久无音讯的依班母亲,可是母亲已逝,只留下一个大箱子给他.他打开来看,里头收的都是过去他父亲和他的物件,原来母亲在父亲走后和他离家后,就藉着这些物件“睹物思人”,来排遣她的孤单与寂寞,也显示了母亲如何深爱着父亲与他――这两位始终卑视她的男人.叙述者终于彻悟而嚎啕大哭,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而忏悔.

这两篇文本可从两个层面去解读.表层的文本是两个个别的个案,文本的深层则表征华族与弱势异族的关系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进入理解与接纳的状态.一般问题多出在华人,华人总是有民族及阶级的优越感.但是,华族也是一个懂得自我反思的族裔,受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思想的影响,经过时间或具体的交往经验后,开始以平常心／平等的心态去理解与接纳这些弱势民族.

黎紫书的小说《出走》与陈大为的诗《即使变成小数点》也以同样的心态试图矫正华人对弱势民族的歧视.这两位分别来自恰保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在文本中企图刻画印度人的正面形象.前者突出一位积极向上、不屈不挠的印裔少年形象,塑造他的高尚人品,企图消解华族对印裔的歧视,后者在《靠近罗摩衍那》这本诗集中,以知识分子的文化感官,对家乡怡保有独到的阐释,其中对印度族的描述试图突破“刻板印象”：“我已将类似吉灵鬼的贬称／撤出粤语毒辣的射程／是的我多次被他们的／善良击退／被梵文的博大精深.”改变的不只是称谓,他还试图去欣赏印度人的文化精华.

不只尝试理解与接纳,也有不少文本甚至为弱势民族的遭遇打抱不平,要为他仉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发声.最明显的例子是沈庆旺的诗集《哭乡的图腾》一方面在现代化的暴力下,它以同情与理解的心态去揭示依班族的奇风异俗；另一方面,它对于当权者对他们的缺乏照顾,对森林的破坏而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危机,以及一些依班女性被骗到城镇当等课题,进行了深刻与细腻的陈述.

在现代化下,原始的文化形态与生活方式经常被标签为落后,诗人则高喊：“原始不是落后／而是更接近本质.”这句话成为诗集所要张扬的理念,显然是要为依班族洗脱这种莫须有的原罪.在全球化铺天盖的收编下,越来越多民族反而重新去寻找自身的本质意义,所谓的“原始”可能是自身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资源与财富.因此沈抓住了在依班庆典“加威安都”(Gawai Antu)中宗教师的召唤,“搜寻他的古老在夜底／搜寻他的传统在夜底／搜寻他的哀伤在夜底／搜寻他的存在／在夜底／搜寻／他的／本质／而夜／竞／是／他”.依班族在努力地寻索自己的本质,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现代化的使许多族人迷途忘返,这位孟南在长空星夜下显得无比哀愁与寂寞.诗人还努力潜入依班族的内心深处,诗句中多处使用“我们”的第一视角叙述,把自我与叙说的对象融为一体.当然没有人能够完全融入他者的灵魂深处,而诗人尽其所能把依班族内在的喜怒爱憎与外在的现代化压迫与异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3.从冲突到反抗

第三种书写形态是凸显反抗或报复的心理.与上文的第二类的书写有明显的不同,在表达华异关系的微妙时,第二类书写建构比较理想化的结局,以理解、接纳为收场.但是,也有文本以持续的冲突甚至扩大至无法化解的地步去表述.正如上文曾提到的,华人在面对其他弱势民族时,总 是以先在的优越对待他者,往往成为异族他者有形与无形的压抑者.文本也不避讳展示弱势他者的反抗或报复,甚至作者有意以此来批判族群自我,表现了华裔作家的反思精神.

这类表述方式以潘雨桐的小说文本最为特出,他的东马系列小说中的《野店》、《热带雨林》、《雪嘉玛渡河》等都是这方面的范本.《野店》里来自苏禄岛的非法移民苏丝玛,偷渡来沙巴后在街头巷尾兜售维生.后来她和一位来自西马的华商林阿成搭上后,就被后者带回他的店里,给了她一点物质上的好处,从此成为他店里的廉价劳工,又成为他发泄的“性奴”.后来她给林阿成生了一个儿子(阿卡),林阿成并没有把这个混血儿子“视为己出”,不太愿意让他受教育,只是想把他留在店里当杂役,因为他在西马已经有自己的妻子儿女,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野店》中的苏丝玛则以对林亚成的不忠为报复的方式,林亚成一回西马,她就和自己的族人幽会：“(阿卡)那个沙苏曼,阿爸一走,他就不知从哪里闪了出来等.”沙苏曼经常向她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为了你”,“我真的是为了你.”她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永远为林阿成打杂,不停唆使孩子回外公的家,可见她已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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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的女主人公伊莉是来自菲律宾的移民.伊莉表面上是厨娘,实际上却是老雇主包起来专供自已享用的女人.她不堪被老雇主所独享,趁其不在时情挑老雇主的儿子,夜里摸入他的房间与他翻云覆雨.伊莉似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对被老雇主的金钱操控的一种反抗.“肯啦,只要每个月给他们寄钱回去.”这是老雇主对他儿子提到伊莉时所讲的,但是从伊莉的心理来看：“我可不是只属于他的女人”,因此,在与叶云涛的暧昧关系中,她采取了主动：“身子迎了上去,像一只躲在黑暗中伏击的蜘蛛,猝然发难”等“像个男人”,“过来”等“叶云涛挣扎了一下,却溺死在伊丽温暖的肌肤里”.这些细腻的动作描写,可看出伊莉在诱惑老雇主的儿子时,角色恰恰与和老雇主的关系完全对调过来,她在这种方式的报复中获得莫名的满足,反而那位可怜的叶云涛在知道了伊莉和父亲真正的关系后,感觉特别难受,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

《雪嘉玛渡头》的娜芙珊是杜顺族,与她们演对手戏的男主人公(林瑞祥、王汉),几乎全部都是来自西马的华人.他们多数是到东马开发森林的商人或工人,在西马已有家室.这些来自西马的华人为了解决生理需要,喜欢以契约的方式租用东马少数民族女人为妻.这些契约妻子只是他们的泄欲工具,西马华人尽其所能地操控她们的身体,然后就对她们置之不理,甚至还可以把她们转让给他人.多情的少数民族女子往往对这些西马华人动之以真情,但是最后只落得空自遗恨.因此对这些西马来的男人由爱生恨,娜芙珊不断通过王汉要林当面给她一个说法：“不回来――死”.她不断咒诅林,终于咒语成真,林在一次意外中死在雪嘉玛河.

斯皮瓦克所说的属下群体(subbaltem group)与索因卡所说的黑人妇女,同时都具有“双重边缘”的不幸,而无独有偶,潘雨桐所涉及的这些弱势民族妇女,同样也具有这样的身份,甚至是多重边缘的身份,即作为弱势民族、作为妇女、作为东马人、作为非法移民等.在这样的身份位置中,她们可说是弱势中的弱势,比起明显处于优势的华人,她们经常感受各种不同的压抑,因此,她们的反抗有时是激烈的！这样的表述至少可以给华人读者一个反思的空间,虽然华人经常埋怨遭受马来人的文化霸权,但是就如福科所说的“权力的流动性”,华人在对待其他更弱势的民族时,是否也施加了华族的文化霸权呢

4.美学布景

另外一种弱势民族书写,实际上并非着意于形塑或表述弱势民族,也不再论说华异关系的微妙与复杂,只是要藉着这些异族的人物造型以及他们的奇风异俗来制造审美的情趣,或者开展与铺陈文本的美学布景.这样的书写倾向,以张贵兴的小说为代表.他的婆罗洲系列书写,如《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乍看之下,满布的弱势民族的风情形貌,但实际上这些异族多数没有个性,没有鲜明的形象,没有话语权,似乎是招之则来,挥之则去,基本上是作为普遍的文本布景悬挂在不同的事件与场合中.

首先他的小说最喜欢涉入弱势民族的奇异习俗或突出他们的神奇异能,使文本变得很(诡奇)悬幻.如《群象》中所描绘的“猎人头风俗”：“出猎前禁忌多.前晚不眠,祛恶梦.观预兆鸟飞行,左至右则吉.反,表凶.宕一日.入夜后,队伍潜入长屋,首领在熟睡的敌人前截断糯米饭小人,喊：‘你们的脖子这么脆！’大开杀戒,切头如切菜.等战士们提人头凯归,女人在长屋走廊上合唱“英雄礼赞”,豪壮妖艳,战士如痴如醉.等女人提头颅,一人一头,或数人一头,跳舞狂欢.等将头颅放到火上烤,边烤边唱：给我更多人头！给我更多人头！等连七日七夜吃喝拉撒,女人或闺房洞开引郎入室,或现场觅郎欢爱.”在《猴杯》中,文本对巴都的行径也凸显其怪异与传奇,有的直接描述,例如：他15岁执行成年礼第一次狩猎时,用吹筒把一位族亲射伤；有一回又烤食一只被视为圣禽的大犀鸟.16岁时误杀了一位肯雅族青年,几乎酿成二族一场血战等等.“巴都很行的等长屋的猪跑到雨林去了,只要不被野兽吃掉,巴都都找得回来”.此外,在另一部长篇《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更渲染sex safaris,sexpedition(性猎奇)：“(林元)独自深入内陆在几座长屋中和年轻达雅克女孩谈情说爱,发生无数一夜之情,据说,只要付出一点钞票和首饰,美丽多情的达雅克女孩就会把外来男人视为一夜丈夫,让这些男人享尽风流和帝王”.

再者,他的文本虽然也写到华异关系,但是那些异族的人物往往不是“沉默者”便是“被动者”,或扁平人物,没有内在的“灵魂”.最明显的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叙述者(苏其)那关系紧张的父母亲,分别“向外发展”,父亲爱上一位14岁弱智的达雅少女,与她发展出一段畸形的老少恋：’“一个星期后父亲清晨来到长屋牵着少女走向婆罗洲内陆,从此失去踪影.父亲一个星期前在林元协助下在雾霭水气笼罩下盖了一栋小木屋,储备一个月的食物,和少女在小木屋中过着夫妻生活等”这段情节完全只写叙述者父亲的言语和行动,那位少女只是“一声不响”地被动跟随着,直到后来叙述者的父亲被少女的未婚夫砍下头颅,读者都无法一窥少女的面目与内心情感.而写叙述者母亲与达雅克男子的出轨行为的那段,也一样只写母亲的心理转变与行为,“与掳掠她的达雅克男子在了望台野合七天七夜,男子欲离去时她仍泪流满面苦苦哀求”,却没有给读者揭示那位达雅克男子的庐山面目或内在心态.

无可否认,张贵兴以他生动粘腻铺排的语言风格,在弱势民族的描绘中,创造了“异国请调”的美感,特别是对台湾的读者而言,审美性是他小说的强势.但是,若纯粹就弱势民族书写而论,对于形塑弱势民族形象的鲜活性与弱势话语的深刻性而言,应该说是有点“外强中干”的.

余论

弱势民族书写俨然成为马华文学本土性建构的实体骨干,马华文本充分地调动本地的人物风貌情态特征为文学创造独特的韵味,这点是我们在探索这项论题时所不能忽视的环节.虽然本土性的营造不只有此一途,还有自然特征如蕉风椰雨、热带雨林等,本地的独特政、经、文、教等论题,但是弱势异族的书写显然更有“人情／人性”的内涵,也是最能体现作家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的创作倾向,同时可作为透视复杂与微妙华异族群关系的一面镜子.从马华文学萌芽的殖民时代到进入全球化语境的今天,弱势民族的书写不断演绎与推进,为马华文本增添了异质的美感,展现了复杂的族群权力关系以及突出华裔心理的矛盾与转折.不同时期对弱势民族有不同的形塑与表述,有时表现为同情与包容,有时揭示它的内在冲突与不安；有时把异族视为生命的共同体,有时又以他们的独特风情来营造本土的审美氛围.这些变化与华裔政治的处境、文化的认同、社会的归宿感、国族的观念等密切相关,同时也和个别作家的美学倾向与艺术精神相联系.弱势民族的书写让马华文学打造出与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不同的特性,展示了马华文学多元混合的独特文体模式,是马华文学的艺术与话语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