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视角下王安忆与张爱玲的文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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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爱玲与王安忆对于父权社会文化传统及都市生活中男女角色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在文本世界中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由之前的认同男性话语世界而走向了此时的完全否定.王安忆则清醒地意识到了女权主义的局限.本文就女性意识视角下王安忆与张爱玲的文学对比做了相关探索.

【关 键 词 】女性意识,张爱玲,王安忆

一、引言

张爱玲和王安忆可视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两朵奇葩.她们在中国文学作品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独一无二、不可代替的.作为有着近似历史观的女性作家,王安忆与张爱玲在上海作品中,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努力表现都市人生的安稳和生命的韧劲.在描绘女主人公的日常起居、情感婚姻及其伴生的细碎心绪上,王安忆与张爱玲也十分相似.近年来,对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比较研究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问世以后,很多研究者和批评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上海女作家身上.

二、女生意识的解放

1.依附寄生的女性

张爱玲在作品中集中揭示了女性在父权话语社会里被精神奴役的创伤,及其对男性的依赖.在漫长的封建父权社会中,“天道阳尊阴卑,人事男尊女卑”这类观点被不断地强化,女性作为被放逐于男性权力文化之边缘人与失语者,其生存模式、行为准则、道德规范都被纳入了男性中心的社会秩序,依附处于社会核心地位的男性.父权制的巨型话语和历史的因袭重负,使“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她们不仅经济上没有独立性,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上受着奴役.张爱玲、王安忆的都市表现还都倾力打造都市女性形象.张爱玲相信“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女人“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这是永恒不变的日常生活的内容,因而,女人是永恒的、基本的、普遍的,代表了人类中“安稳的一面”,“存在于一切时代”之中,因此张爱玲的作品世界就重在反映“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塌实的根桩上”那“安稳”的一面,不管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女人仍是女人,她没有时间变化,但有“自身永生的目的”.所以尽管张爱玲写出了现实中各种各样的女人的艰难处境,传统的、现代的、受到教育的、走出家门的,她们的命运大致相同,无非是男人“性”的对象,传宗接代的工具,永远要依靠男人,《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努力想抓住的并不是一段爱,而是一个可以当长期饭票的男人.《封锁》中的吴翠远,一个20来岁在大学里教书的女孩子,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记录,但家里仍“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个有钱的女婿”,揭示了父权社会中所谓女人的真实身份和地位.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女性,听从命运的摆布,她们是有一定现代性的,她们有自我意识,富有行动目的和冒险精神,如流苏、七巧、霓喜、薇龙、吴家茵、萦珠等等,她们也意识到“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这些女人虽然摆脱不了命运,摆脱不了要依靠一个男人,但她们顽强的争取着算计着自己的最大利益和前途,抓住一个可以依靠的现实,还是安稳地活着.张爱玲的作品世界里的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挣扎在百孔千疮的感情世界里.

身为女性,张爱玲冷眼静观,她对女性群体的不幸遭遇和心理瘤疾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认为,造成女性卑下地位和不幸命运的原因,固然是由于父权话语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但女性自身的愚昧麻木和驯顺奴性,则是其解放自身的重要障碍.

2.自觉的姿态来正视女性

上海作为一个具有公共文化空间的都市,它吸引了不同时期、不同性别作家的关注,并由此创作了大量以上海为背景的作品.作为一个上海的移民,可以说上海的文本化一直是王安忆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所以在《寻找上海》中,王安忆告诉人们,她也曾在当时盛行的寻根热潮鼓动下,雄心勃勃地企图要寻找上海的根.与她那些骑着自行车沿黄河而下,听年逾古稀的老人讲述历史与传说的寻根朋友们相比,王安忆自称自己的寻根,显得不够宏伟,甚至毫不浪漫.王安忆说她自己曾在图书馆里翻阅资料,并硬着头皮,大段抄写了一些还算有趣的东西:建筑、古迹、民情民风和轶闻.但这些东西,非但没有拉近王安忆与上海的距离,反而将对这都市的感性,隔离在了故纸堆以外.

王安忆上海女性作品的背景大多是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这是女性对于都市和生活所占有的主要空间.而且,女性天生的敏感和细腻与日常生活达成了一种默契.在细节处,都市显示出女性的魅力,女性的命运浮沉都跟都市的历史有关,因为安稳的生活是女性在浮华的都市唯一所拥有的.王安忆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了女性的坚韧与美好,女性的忍耐和从容使都市保持着安宁,使它永远存在发展,越变越好.同时,王安忆从女性独特经验视角出发,对现代文明、人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与探询.她的创作拓宽了都市女性写作的天地,王安忆的作品创作以宽广的视野、新颖的文体形式超越了一般的女性叙事,构建新时期女性文化空间,在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女性话语抒写,她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方式,从而在文本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她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她博大的人文情怀.

如果说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一定程度上尚处于自发状态,王安忆则是以自觉的姿态来正视女性的.当女性摆脱了父权意识的控制,她们逐渐变得独立、成熟而坚强,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中相继投入到社会生活中,饰演自己的角色,展现自己的风采.她们直接参与到社会解放的运动中,争取自己的权力,希望实现女性的人格和价值.王安忆的作品竭力从文化学意义上阐述女性人生价值,以女性个体体验与经历的叙述,阐述一种新的文化品质,并超越女性的社会角色,更多地关注女性的成长,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人文关怀.

从张爱玲时代到王安忆时代,女性逐渐变得成熟而坚强,她们不再在“父权制中缺席和缄默”,也走出了对男性的依附与寄居,进而她们消解了一种性别对人类世界的主宰,让女性的权力意志也成为平等的声音.

三、对女性文学的承传与拓新

在中国,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动摇了父权统治秩序,女性才从混沌的文化无意识深海浮现.张爱玲可以说是现代女性意识作品的第一人.在四十年代的沪上文坛,张爱玲、苏青等人真正将海派的女性意识叙述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们,都先后对男性的中心话语表达了强烈的反抗.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伤痕累累的心灵及其对平等、自由、独立精神的渴求,在冰心、丁玲、萧红等的作品中被屡屡展示.然而,这些作品中很少有对女性自身在漫长的父权社会中逐渐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进行审视,而把女性的深重灾难完全归之于父权中心社会.在父权社会中,男性作为统治群体,一直都是以伟岸、高大、充满着阳刚之气的形象出现.男性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男性话语的权威性.如同很多女性作家一样,张爱玲和王安忆在对待人生、感悟世界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女性的视角,以女性书写的方式,来消解父权话语的中心位置,凸显女性的主体意识.

王安忆笔下的男性们往往是看起来温柔体贴,文雅貌端,但骨子里却是平庸软弱、令人失望的,难撑起自己头顶的那片天.《流逝》中的昔日资产阶级大少爷文耀,《“”轶事》中的赵志国、《妹头》里的小白都难独挡一面.与这些软弱的男性角色相比,王安忆笔下的女性虽外柔却内刚.

王安忆的女性书写特征诞生于新时期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与历史上的女性创作相比,新时期的女性作家群体呈现出队伍宏大,女性意识不断增强的特点,女作家们都表现出对“人的自觉”和“女性自觉”相统一的向往和追求.新时期女性文学随着对人的全面性理解,对女性自我实现的追求,思想艺术风貌也随之发生了质的飞跃.

四、女性意识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价值

张爱玲与王安忆分别以其女性意识和人文关怀,从女性日常的生命流程入手,就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描写女性的生存境遇,反映以女性为代表的都市市民精神状况.张爱玲的作品从历史场景中的女性入手,侧重表现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自发地审视女性依附寄生、自甘卑下的心理痛疾,揭示女性悲剧的深层内因,对女性的“原罪意识”进行展露和鞭挞,目光犀利,悲天悯人.张爱玲与王安忆对于父权社会文化传统及都市生活中男女角色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她们都以女性的话语为中心,将父权话语置于边缘化的地位,在不同程度上以女性书写的方式表达了对男性权威的否定,来消解长久以来父权话语的中心位置,凸显出女性的主体意识.张爱玲对父权社会持否定态度,她从身、心两方面对男性进行嘲讽甚至丑化.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在文本世界中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由之前的认同男性话语世界而走向了此时的完全否定.王安忆则清醒地意识到了女权主义的局限.王安忆写的女人,并非张爱玲笔下亘古不变的女性.她们是生活中的英雄,有坚韧的生活精神和态度,并不依靠男人,她们真正的实现了依靠自己,并且甚至比男人更坚强的承担起生活的变迁、历史的动荡.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在对西方女性主义自觉不自觉的参照中从“人的自觉”走向“女性的自觉”,而在这一艰难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女作家王安忆的执着与探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坛一棵引人注目的常青树,王安忆始终保持良好的创作态势,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大胆实践所有前卫的创作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从八十年代风起云涌到九十年代的风气突变中,她笔耕不辍,在消消长长的文学浪潮中独立潮头.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尽管风格多变,但在变化中有其恒定的一面,即对女性生存与女性生命的关注与思考.

五、结论

张爱玲和王安忆在写上海和上海女性这两方面上,两人的创作有着共同的契合点.她们均以上海为书写底蕴,通过庸人俗事展现出原生态生活的本真乐趣,挖掘出人性的深度.从文学史角度说,张爱玲王安忆都以有别于宏大叙事的民间立场体现出各自的艺术个性.历史需要洪涛巨浪,同时也需要涓涓细流.王安忆不是模仿张爱玲的风格,也不是学张爱玲的神韵,而是从大处着手,把握住了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即偏离“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宏大叙事视角,而从个人的立场上开掘出都市民间的世界,以补正史之网,展现出历史的皱褶和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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